“上海帮”成为中国社会的祸害！对此中国社会有很高的共识。然而结束“上海帮”是否就意味着结束了中国的灾难，中国就可以顺畅前行，阔步进入人类文明社会呢？这显然不是。道理非常简单，因为“上海帮”是个制度代表，不是那么几个人，所以结束中国的灾难不是靠结束“上海帮”，而是应该结束产生“上海帮”的制度。

在一个极权政体下，产生“上海帮”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源生于人性的恶与制度的罪的嫁接上。对于人性的恶的扼制至今人类寻求到信仰的自律与法规的他律两条途径。由于中华民族是个终极性的宗教信仰相对缺失的民族，所以仰仗宗教信仰的自律就非常微弱。那么约束人们行动的只有依靠法规。然而法规在一个不能体现公共意志的国度，制订法规者与执行法规者合一时，法规就必然成为权力统治的工具。在这里权力意志通常被置换成法规而假借起国民的意志出现，而权力意志本质上就是个统治集团的意志。这些掌控着权力的统治集团天然就具有追随人性的恶的意愿。人类文明的累积证明科学的制度设置应该立足于对人性恶的设防上，其中主要是对权力行使者的限制上。而极权政体恰恰相反，权力没有起码的设限，使权者没有外力的监督。这样权力就必然沦为满足私欲的工具，成为成全人性罪恶的翅膀。在这种恶与罪的助推下，产生任何危害社会，祸殃黎民的犯罪集团都不足为奇，相反如果没有这种罪恶集团，那反倒是奇迹。

“上海帮”的为祸是这个极权政体的应有景观，严格地说这种为祸也只是极权下整体性为祸的局部表象。这种团伙的形成固然有其历史的条件，但是无论曾经的“四人帮”，还是今天的“上海帮”都彰显出这个制度运转的帮派化、黑社会化。这个制度不仅提供着孕育邪恶帮派的肥沃土壤，而且也命定了只有帮派才能相安的怪象。因为这个社会法理缺位，统治者要想延续自己的意志，没有法理的持续依托，就只能依靠人脉来保守。而最为可怕的是这个社会没有提供出限制权力的尺度，也同样没有提供出合法保护权力的盔甲。权力在促使人犯罪的同时，也在深掘出失去权力后的坟墓。体制性犯罪决定着犯罪者只能通过持续掌握权力来逃避被清算。在制度没有提供这种持续掌握权力的可能后，那么帮派、帮规就成了必然的依靠。这种帮派通常是建立在小集团的利害关系上，帮派中人员的“同罪”性是维系帮派延续与抗争的纽带。由于共同的犯罪，让他们互相寻求到安全感，让他们休戚与共、唇亡齿寒。

“上海帮”犯罪映照出中国制度性犯罪的典型特点：其一是集团化：犯罪人数多，人员相对稳定，互相协作默契；其二是系统化：犯罪团伙盘根错节，在各种事务上分工明细，形成掠夺、瓜分、攻守的规则，因而是完全假借公共权力机构生成的一个系统严密的犯罪体系；其三是持续性：这个犯罪集团渔利天下绝不是偶尔为之，而是长久的、一贯的，几乎是他们一入官场就开始犯罪。同时这种犯罪几乎渗透入每一次权力的行使中；其四是欺骗性：中国自从八九屠杀后近二十年来的经济改革，都是权力集团在欺骗中对国民的掠夺，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的普遍而深入是人类有史以来所仅有的，而“上海帮”无疑是这场掠夺的急先锋；其五是野蛮性：中国极权制度支持下的权力犯罪团伙其残暴超过历史一切在战争之外的时期。上海在权力搜括下的野蛮拆迁是中国有名的，可说是血债累累。当然代表中国极权体制犯罪的“上海帮”还有不少在人类发展史中难找出的特征，这些特征无一例外都是制度病症外化的结果。

从陈良宇步入仕途，几十年的持续犯罪，而一再得到快速窜升，获得极权政体所能给予的一切荣耀，就可以看出这个体制的犯罪本性。这个体制是凝聚罪犯的体制，只有犯罪才是它的同类，那些试图保持良知的人，在这条道上肯定早就被清除出队，或者被边缘化、闲置化。所以近半个多世纪来，我们看到了彭德怀 ，看到了胡耀邦，看到了赵紫阳，看到了太多太多努力追寻人间正道者的悲歌与苍凉。由于这个体制的“汰优”性，就决定着它的“择劣”性。这种“择劣”的表现形式就必然是帮派化、团伙化与黑恶化。

面对这种制度性外化出的“上海帮”，铲除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仅仅停留于对人的铲除上，而没有更深的从解体制度入手，这是典型的治标之策，而非治本之术。让人悲哀的是这个极权政体在铲除陈良宇后所显示的种种迹象，让我们看到它并没有追溯到制度的根源上，而依然在人事上周旋。如果对“上海帮”只停留于个别犯罪团伙的定性上，那么说明中国社会还没有走到根本性的改革上来，中国现行统治者还在试图掩盖体制性的痼疾，还没有真正为民族安危与前途着想，至少还没有真正开启解决问题之路。

曾经有朋友说中国今日是“庆父不死，鲁难不止”。我以为此话对中国的问题还在人事上找，而没有从制度上着眼。可以说中国庆父固然该死，然而庆父死后，却并不等于鲁难就止。没有制度的保证，庆父是可以再生的。这不是时隔几千年后，中国又有庆父存在了么？只要没有改变专制制度，死一千个庆父，还有一千零一个出现。

当此中共十七大来临之际，我们在愿意看到解决庆父与“上海帮”的同时，更希望看到去结束产生“上海帮”与庆父的社会制度。我们不愿意看到借解决人的问题来掩盖制度的问题，我们当然更不愿意看到连人的解决都是那么遮遮掩掩，都是那么不痛不痒，都是那么抓跳蚤而弃老虎。彻底干净解决“上海帮”固然可以赢得一时的民心，但只有彻底干净地结束专制制度，才能给中国换来长期的稳定与安宁。所以我们再次呼吁中共应该借十七大解决“上海帮”的同时，起动结束极权专制，迎接民主宪政的制度革新。
200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