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的象征，但是这在中国却成了例外。

上世纪50年代末期的“引蛇出洞”的“阳谋运动”敲断了中国士人的脊梁骨，之后更是漫长的政治高压和精神恐怖年代，美其名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大革命本该是无产阶级大革“资产阶级当权派”（就是现在的腐败分子）的命的，结果却成了无产阶级“大革文化命”。
    
     于是，彼时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不象此时的“被狗吃了”，而是被镣铐枷死了。
    
     但是，虽然他们被杀，被打，然而他们对真理、良知、正义与社会公正的追求，毕竟是先贤传下来的精神道统，尽管气若游丝，却不绝如缕，仍有林昭、顾准、遇罗克、张志新等思想志士穿透铁幕的呐喊……
    
     “后文革时代”，在新型集权政治的裂缝里，长出了一片葱绿的思想苗芽。殊想不到，在“后文革时期”看上去已日趋驯良的专制巨兽，竟以最凶残的暴力方式猝然终结了这个时代。至今，钢铁履带依然辗压着中国人的中枢神经。
    
     于是，中国进入了一个冗长而沉闷的“后极权时代”，中国士人的精神状态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变化，几乎所有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都染上“集体失语症”，他们普遍回避了批判社会，针砭现实的道德责任。这种人文景观，便成了后极权时期的特征。更有甚者，一些“知识分子人渣”迅速泛起。“知识奴才”一抓一大把，如大学教授韩德强，为集权体制鸣锣开道之余，更呵斥批判专制、追求民住的异见人士：“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类似人物在知识界还有一些。他们有的是极权统治者的家臣，有的则是食客。
    
     其实，后极权时代知识分子的失语症，归根到底来自对专制主义的原始恐惧。“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首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一生的奋斗目标的著名诗歌，虽然在中国也家喻户晓。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有几人读懂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