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盘算中，最要害的是第三点，以商促变。本来以经济发展促进政治进步，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挑战了这个真理。中国的例子显示，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政治紧缩幅度就越大。指望中国的经济增长自动促进政治变革，变得越来越不现实。此外，中国内部的犬儒倾向也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外部的压力，特别是民主国家保持对中国政治变革的压力，对督促中国政治进步，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可是一些欧洲国家的领袖，为了本国的经济利益，对中共纷纷软化自己的人权立场，降低自己的道德坚守。前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前德国总统施罗德就是两个比较犬儒的例子。特别是默克尔的前任施罗德，他以稳健著称，在中国表现得也很稳健，不刺激中共，不谈人权，甚至还在关键问题上投其所好。他在任时，曾要求欧盟对这个至今还在镇压自己人民的专制政权取消武器禁运。

默克尔却反其道而行之。她在北京大声地向中共三巨头提出他们最不想听的人权、新闻自由和环境污染问题，公开地会见李大同等主张新闻自由的记者和维护农民权利的陈桂棣、吴春桃夫妇。她还毫不客气地告诉中共，国际社会要在北京奥运召开之际，在人权和自由问题上对中国提高警惕。

如果考虑到默克尔面临的国内产业界的压力，她对人权立场和新闻自由的坚守，才更加令人激赏。同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德国有一种特殊的担忧，那就是，在中国雄心勃勃的经济赶超计划中，德国是下一个赶超目标。对德国产业界来说，与中共谈人权，会不会使德国丧失中国的大订单，进而丧失竞争优势，是一个极为现实的考虑。然而，正如一家德国媒体所说，“默克尔没有把生意放在良知之前”。

默克尔在人权问题上之所以理直气壮，是有历史缘由的。1970年，刚刚上任的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当众下跪，向在二战中被德国纳粹迫害、屠杀的数百万犹太人道歉。自那以后，一个脱胎换骨的德国，摆脱了政治包袱，在经济增长的快车道上突飞猛进，从此跃入世界大国的前列。

中共要想使中国成为真正的世界级大国和强国，必须首先学会尊重人权，学会脱胎换骨。这应当就是默克尔访华要向中共领导人传递的资讯。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