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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份，在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上，有个叫俞可平的人发表了篇文章──《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辨正》。本来这是篇平平常常的文章，内容也没有什么新意。但据传说作者是中共当今党首胡锦涛的智囊，并经由《学习时报》、《人民网》、《新华网》等各大官方媒体改名《民主是个好东西》后竞相炒作。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据此作出了许多善意的推测。有人认为这篇文章表明中共当局意图启动政治改革，“勾勒出胡温主导下的政治改革蓝图。”还有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它标志着中共当局为推进民主改革而迈出的重要一步。
这些看法说明了即使是在民间知识分子当中，对民主的概念也存在着许多模糊的认识。这些模糊认识为中共歪曲、篡改民主的真实含义，在民主的名义下推行独裁政治提供了便利条件，客观上帮了中共的忙。两年前，就有学者在要求中共在实行民主问题上先对民主一词进行解释，以防中共用自己一惯混淆概念的方法把独裁当作民主拿出来，欺骗世人。现在以俞可平的文章来看，人们的这种担心是很必要的。
俞可平所宣传的民主，就是这种改头换面的假民主。这种假民主现在由官方提出并进行炒作，除了要舒缓人们积压已久的怨忿外，也极有可能还有别的政治目的。一些海内外的民间知识分子在此时跟风吹捧，客观上起了帮助中共炒作的作用。
民主作为人类共同追求普世价值，有其举世公认的标准和含义。当今世界上一百多个民主政体的国家和地区，虽然在民主的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但民主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内容是一致的。早在古希腊时期，雅典公民就以抽签或公推方式产生执政的官员，如果从那时算起，民主政治已有几千年历史了。然而这种民主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并不相同。现代民主政治是近百年形成的，有其不同于独裁的内容和程序，投票选举只是其最具表像的一种形式。坚持这些最基本的标准，就能看透一切伪民主和假民主的伪装。
首先，民主是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因此必须还政于民。还政于民的最明显标志是多党制，多党公平竞争公民才有选择的可能。一党制的政治制度剥夺了公民的选择权，因而是反民主的政治制度。一党集权的政党制度只允许一个政党存在，其他政党都被宣布为非法并遭取缔。如纳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党和日本“大政翼赞会”统治时期的政党制度。中国虽然有八个民主政党没有被取缔，但不起实际作用，如同中共的一个支部。中共在本质上和纳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党没有二致。
其次，民主制度必须建立在财产私有制的基础上。独裁政权可以是公有制的，也可以是私有制的，但民主政体必须在私有制的经济体制之上才能实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哈耶克就认为在公有制下根本就实现不了民主（参阅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财产私有制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拥有私有财产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唯一正确的方向。世界百年以来的民主实践证明，没有私有制的民主是不可能存在的。财产是人们养命之源，如果连人们用以活命的财产私有权都没有了，生命资源控制在当权者手里，哪里还会有什么自由、民主可言？世界上虽然有各种形式的独裁专制，但最残暴、最邪恶、最狠毒、最没人性的独裁制度是财产公有制。这样的制度把一切它统治下的公民变成奴隶，与民主的价值背道而驰。近百年来的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这样的制度阻碍生产力发展，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给人类造成空前灾难。
实施私有财产制度并不排除国家经济所有制的存在。事实上，民主国家在尖端科技、国防、教育、交通等领域仍然保留国家所有制。但国家的经济主体结构应该是私有制。
其三，民主必须在言论自由的基础上得以实现，没有言论自由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所有以言治罪的行为都是反民主的行为。言论自由就是人们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的自由，人们有说出事实真象的自由。如果人们只能听到一种意见，一种观点，接受一种思想的灌输，只能发表一种议论，公民就会变得无比愚蠢，无法施行民主。多年来，中共当政者虽然也说要搞渐进民主，逐步走向民主、法制的轨道，但16大以来，国内众多的异议人士因言获罪，宗教信仰受到限制，压制言论自由的法令条例不断出台，这些都说明，我们离自由和民主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走越远。
第四，民主制度实行的主体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或主权相对独立的地区（如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抗战时期的延安等）。在民主问题上不存在让一部分人或让一个地区先民主、自由起来的问题。那些所谓“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先在党内民主”、“在基层先实行民主”等等，统统都是骗人的把戏。对一部分人实行民主，那就是集体施行独裁；基层民主最终结果控制在独裁者手里，和没有民主一样，是顽固坚持剥夺公民权力的独裁心态。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没有私有制作为基础，基层民众的选举对民众不但没有好处，而且是有害的。
第五，民主必须以军队国家化和宪法公正为其保障。军队是国家主权的捍卫者，由公民公决通过的宪法是公民公平行使民主权力的保障。中国现在的军队为一党私有，为一党私利服务；中国的宪法受一党操纵，公民依宪法行使权力的行为受到打压，宪法所承诺的各种自由不能兑现，这些都是和民主格格不入的。
当然，民主的政体还有很多区别于独裁的明显标志：如立法、行政和司法多权分立，相互监督；实行自上而下的民主选举，对人的基本信仰和选择权力的尊重等，但以上所说则是民主政体必须具有的核心内容。
关于这些民主政体的基本特点，在一百多年来人们不断地阐述，就是中共自己早年的言论也是坚持这样看的。中共的党首毛泽东说：“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个阶级来专政。”（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690页）中共的另一个头目刘少奇曾说，一党专政反民主，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政。“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见《刘少奇选集》176页）1941年的延安的《解放日报》说：“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中共的这些议论说明，他们很清楚要民主必须坚持多党制。
60年前，由于当时中共还没有夺得政权，所有制问题还不是那么突出和尖锐地引起人们注意，中共的公开言论谈论也较少，但还是可以找到中共早期以坚持私有制为其发展策略的言论。1944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福尔曼的谈话中说：“我们也不主张一个足以沮丧个人创造性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我们是鼓励竞争与私人企业的。”“我们的政府形式，包括地主、商人、资本家、小市民、以及工农。”“充分的事实使你明白我们不再是苏联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见哈里森。福尔曼著《西行漫记》21章）毛泽东在1941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这些说明，中共自己很清楚，当时若以民主面貌示人，就必须让人觉得他也是坚持私有制的。
言论自由和民主的关系，中共早期也有很多议论。1944年4月19日的《新华日报》认为民主和言论自由是相连一贯的两件事：“有民主就有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不是民主。”1945年3月31日发表文章《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其中说：“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争取言论和通讯的自由正是争取民主的先着。”同一篇文章中中共又写道：“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这些议论即使是现在，也还是正确的，可惜的是，就是在当时，这些议论也是中共为了夺取政权用来骗人的。
现在中共再不敢说上述言论了。中共夺取政权后有关民主的言论多得举不胜举，但说来说去就是不往最根本的问题上说。俞可平是中共内部专搞理论工作的，对民主的真实含义不可能不清楚，对中共自己在历史上有关民主的承诺不是不知道，但在他那被称为“大胆言论”的文章中，有关民主的最本质的东西却一句也看不到。这些人，敢于指责中共官员的腐败，敢于说政策的失误，敢于谴责权钱交易造成的矿难，敢于揭示中国百姓的苦难，敢于声色俱厉地“痛斥”官员们营私舞弊，但最根本的问题他们不敢说。他们不敢强调民主的真实含义，不敢批驳中共当局在有关民主问题上的东拉西扯，不敢为受到无理镇压的法轮功辩护，不敢揭露中共在89年用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问题，不敢指出中共只是一个没有经过合法注册的非法组织，垄断窃取的权力祸国殃民，不敢揭露中共历史和现实的谎言，因为这些都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共统治的根基。
俞可平实质上也是中共分利集团中的既得利益者，中共的党首曾说过：“大家都在一个船上，船翻了大家都倒霉，不只我一个。”所以俞可平不可能对中共当局有什么真正促其民主的建言，不过是欺骗舆论而已。
俞可平民主思想批判（之2）──俞可平的文章通篇充满反民主的思想
文章摘要: 贾庆林，在最新一期的中共机关刊物《求是》发表文章，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俞可平的文章说法和贾庆林如出一辙。这种“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说白了就是权力被垄断，国家一切资源归党有（即归党的官员私有），扼杀言论自由，拒绝與论监督，封锁国际信息，镇压民众的和平抗争，官员处于法律之上。
發表時間：2/4/2007
在谈论民主是个“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之前，首先要弄清民主的基本含意。如果对民主的内容、形式和基本含意没有统一的认识，各说各的民主，就不能共同讨论民主问题。中共是寄生在独裁政治内部的利益集团，本质上是反民主的。过去他们为了夺取政权曾把民主作为口号欺骗中国人，现在，他们又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用歪曲后的假民主敷衍民众。当今中共宣传的民主，不是其在历史上曾鼓吹的民主，有违国际公认的标准，是伪民主。俞可平在文章中所说的“好东西”，和中共的伪民主是一回事，本质上是为维护独裁统治服务的。值得一提的是，就是这样的伪民主，中共现在也并不想实行。
俞可平在不到两千字的文章里，八次说到民主是个好东西，60多次提到民主一词，好象是在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但仔细阅读全文，却不难发现，俞的文章其实是一篇反民主的文章。该文反对民主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歪曲民主的真实含意，否认民主是公民的基本权力，以政治多元化为借口抵制民主；2、渲染民主为人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治理带来的副作用；3、再次重复中共独裁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的滥言，鼓吹主权高于人权；4、宣传自由、民主条件论和国情论，为中共不进行政改提供借口；5、鼓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伪民主政治，以“不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为借口坚持独裁政治。
俞可平在文章中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可以强制人民做什么。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任何人和任何政治组织，都无权以民主的化身自居，在民主的名义下去强迫人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民主需要启蒙，需要法治，需要权威，也需要暴力来维护正常的秩序。......民主既然是人民的统治，就应当尊重人民自己的自愿选择。从国内政治层面说，如果政府主要用强制手段，让人民接受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那就是国内的政治专制，是国内的暴政；如果一个国家主要用强制的手段，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接受自己的所谓民主制度，那就是国际的政治专制，是国际的暴政。”
初读这段文字，人们可能会不明白，既然民主是“人民的统治”，是一种小政府（即有限政府）大社会的政治形式，又怎么会出现“强制人民作什么”的说法呢？走上了民主政治的人们会被别人强迫着“作什么和不作什么”吗？如果那样，那还是民主社会吗？文化教育、法制、权威和暴力可以不依赖民主政治而单独存在吗？民主作为公民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力，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人不想要，甘当奴隶，以至于让现今的独裁者很为难：如果实行民主政治，会不会形成国家“用强制的手段”，“让人民接受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这种自相矛盾言语通过俞可平的嘴说出来其实一点都不奇怪，这正是中共的一贯言词。
在中共看来，民主的主导者和主体不是公民而是独裁政府，既然独裁政权代表了“人民”，那么他所实行的独裁统治就是“人民的选择”。那些坚持为实现民主、自由而抗争的人士，不过是“以民主的化身自居，在民主的名义下去强迫人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现在还不能民主，要等人们的素质提高后才行（民主需要启蒙）；对异议人士因言治罪是很必要的（需要法治）；独裁统治不但要坚持，而且要更加凶狠（需要权威）；对和平民众动用军队来镇压，对坚持信仰群体的迫害当然也是很应该的了（也需要暴力来维护正常的秩序）。在俞可平看来，在独裁国家如果实行民主制度，就是在“让人民接受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是“国内的政治专制”，是“国内的暴政”。当然，民主国家不能对独裁国家提人权问题，也不能促进这些国家民主化，因为那是在干涉内政，是“国际的暴政”。
嘴里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实际论述中对民主加以抵毁，也是俞可平文章的一个重要特点。请看俞可平如下的一些论述：
“民主确实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数专制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俞可平并危言耸听地说：“所有这些，都已经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过，并且还可能不断再现。”
在俞可平的文章中尽管没有明说，但显然存在着两种民主制度；一种是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另一种是中共以及其他共产党国家发明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那些“引发政局的不稳定”，使很简单的事务变得“复杂和烦琐”，“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降低行政效率”，被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当成工具蒙蔽人民”，“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破坏国家的和平”，把“专制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的民主，就是俞可平认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俞可平断定，这种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俞可平想借助他的文章告诉读者，社会主义民主才是个好东西，资产阶级民主是个坏东西。他的文章最早起名为《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辩正》，所要作的，就是这种“辩正”。
为民避免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发生，俞可平为人们设计了一个实现民主的途径：这就是“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掌握好“推行民主的时机和速度”，“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体地说，就是向北朝鲜学习。因为“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和朝鲜、越南、古巴接近；“地缘政治、国际环境”和朝鲜、越南、柬埔寨、缅甸等政治独裁、经济落后国家相邻；与美国、西欧、奥洲等民主国家价值理念相悖；“政治文化传统、政治人物和国民的素质、公民的生活习惯”都与西方先进国家不同。所以不走西方先进国家的民主道路，叫作“不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
贾庆林，在最新一期的中共机关刊物《求是》发表文章，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俞可平的文章说法和贾庆林如出一辙。这种“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说白了就是权力被垄断，国家一切资源归党有（即归党的官员私有），扼杀言论自由，拒绝與论监督，封锁国际信息，镇压民众的和平抗争，官员处于法律之上。
这还是国际公认的民主吗？这种民主人们不同意怎么办？俞可平说：这是一种政治艺术，“需要精心的制度设计和高超的政治技巧。”必要的时候就“需要法治，需要权威，也需要暴力来维护正常的秩序”。在俞可平设想的民主蓝图中，“法制”、“权威”、“暴力”都不仅是脱离民主政治而独立存在的，而且是和民主对立的，是为制约民主而存在的。
俞可平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这样一来，“中国人民才能真正享受民主政治的甜蜜果实。”这种“民主”对寄生在独裁体制内部的利益集团来说也许真是个“甜蜜果实”，对人民来说却只能是灾难。
俞可平民主思想批判（之3）──谁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是民主还是独裁？
文章摘要: 俞可平在谈民主化时虽然表面上赞同民主化，而实际上大谈民主的条件和民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究其实质，就不想实行民主化。因为他也是既得利益中的一员，中国真正实行了民主政治，包括他在内的统治者祸国殃民的罪行就要受到清算，他们抢夺国家资产的行为就要受到制止，他们将失去凌架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个结果对他们来说也许是灾难性的，而对于公民来说，还有什么样的灾难比得上中共给中国人造成的灾难大呢？
作者 : 曹维录,
發表時間：2/7/2007
民主是一种什么制度？民主就是要还政于民，就是要建公民社会，而建立这种社会制度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平，减少人类灾难。而俞可平告诉我们，“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是有了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才能实行民主，还是有了民主会促进经济、文化和政治向良性发展？这个问题在理论界确实还存在一些不同认识，但不管怎么说，实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的说法都是在吓阻民主。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的不是民主，而是独裁专制。
中国是所有独裁专制政权中最坏的典型，给中国造成的灾难触目惊心。如果将中共自建国以来造成的所有灾难一一历数，恐怕要一个大的书库才能容纳得下，那真是罄竹难书。现在，我们只顺便说一些在大陆有关资料中出现的、大陆人也能见到的案例，只是挂一漏万地举出的一点点，就足以让人万分震惊，痛心疾首。
首先，经过中共五十几年的独裁统治，中国社会已经成了一个畸形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当权者毫无廉耻地吸取公民的血汗，没有监督机制，不受法律约束，举国上下所有资源都象他们自家的私产一样，公民最起码的生存权力都得不到保障。
中国完全没有权力的分离，相互监督的体制，党权高于一切。权力在法律之上。无论权力大小，只要手中有权力，就可以加入到瓜分国家资产行列，就会以权犯罪。所有掌权者，都是有犯罪动机和犯罪行为的罪犯。大到中共最高掌权者，小到一个村的支部书记或村长，都在以末世心态疯狂地抢夺社会财富。
广东省纪委办曾披露一件事：一名应聘者，体检、笔试、口试都已通过，并名列五名之内，但仍忧虑进不了省税务局，就筹措了二十五万元，贿赂有关部门主管。败露后，该名应聘者辩解说：“我被迫接受社会现实，因为我没有政治背景、没有财力后台，我知道是触犯法律，也违背个人意愿。如果我能进入税务部门，我会设法在二、三年内把25万元套回来还债。”
一个普普通通税务员，二、三年内套回来25万元，是什么造成人的这种心理变态呢？即使是一般的独裁政权，也不会把人变得这么疯，唯有共产主义集权统治才可能出现这种灾难。
一份由中国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调查报告称，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
国务院副总理、经济专家曾培炎看到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报告，拿着报告的手不停颤抖着，长达半小时，最后曾培炎带着哭腔连连说：“完了，完了！这不是贪，而是家贼的公开掠夺！”曾培炎手里的报告写道：广东省人民币大额及可疑资金交易涉及金额6,300亿元人民币、大额外汇资金交易超过220万单、可疑外汇资金交易超过65万单，涉及资金超过9,600亿。这仅仅是一个省干的事情！
在2005年12月初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透露了三个骇人数字：省级政府部门行政开支超支3,000亿元人民币；党政部门小金库存款6,000亿元；非正常福利开支3,000多亿元。仅2005年“10.1”黄金周期间，从拱北口岸到澳门赌博的内地干部、公职人员就高达16万3千多人，平均每人下赌注3万元，7天就有50亿元公款被这些官员赌徒们糟蹋掉了。
2006年上半年，全国31个省区、直辖市党政国家机关的行政开支，超支30%至160%，超预算达5,087．7亿元。全国没有一个规规矩矩的机关单位。全疯了一般的挥霍百姓的钱。据中纪委上海调查发现，上海高干及家属，开设了1,322个匿名帐户（其中外币帐户355个），共计持有人民币986亿4千3百万元。 其中陈良宇一家的存款就近三亿。 调查还发现陈有20多本护照，19张全年通用到欧、澳等国的头等舱机票。
据《检察风云》2006年第19期报道：目前，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3,000亿元，2004年公车财政支出4,085亿元，公款吃喝3,000亿～3,500亿元。以上“三公”消费占中国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据《新快报》报道：广州市政府办公厅177人，拥有172辆公车；科技局日常公用支出1.58亿元；交委的行政编制81人，车辆保险费就达113万；工商局的台式电脑预算竟达2.5万元一台。郑州市惠济区耗资6亿元建成“世界第一区政府”的六幢办公楼，而该区年财政收入仅2亿元。浙江安吉县透支十年财力，建成30万平米的政府大楼，县城中心的广场投资1.2亿，面积相当于天安们广场的五分之三大。
中国老百姓是最贫困的阶层，他们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官史的盘剥。灾民意识很强的中国百姓，在中国现实环境中普遍存在后顾之忧。他们把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点钱存在银行里以防不测。但他们万万不会想到，他们存的一点养命的钱被“不良资产”和“坏账”吞吃掉了。
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报不良资产达23,500多亿元。其中：中国工商银行8,670余亿元；中国银行5,450亿元；中国建设银行6830余亿元；中国农业银行2,540余亿元。而115个地方商业银行上报不良资产达15,470多亿元，其中52个地方商业银行面临破产，由政府注资维持三大国有政策性银行上报不良贷款760多亿元。其中：国家开发银行折合26.5亿元；农业发展银行折144.8亿元；进出口银行折合59.8亿元。
贪官们大量侵吞国有资产给中国人带来无穷的灾难，使平民百姓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世界银行12月1日在北京发布将完成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2001年～2003年，中国10%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2.4%，由于世行专家尚未完整得到2004年以后的数据，研究仍在进行。有迹象显示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这份报告所披露的结果，打破了发展经济学中“水涨船高”的基本原理。罪孽深重的独裁专制制度，使社会群体走向两个极端，在官员财富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一个实际收入日益减少的庞大群体，这种情况，在全世界绝无仅有。
中国的卫生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中位列倒数第四，政府提出的“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到2000年在多数地区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承诺，都没有实现。2005年，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被850万党政干部所占用。从1991年至2000年，政府拨付的合作医疗经费全国农民分摊下来每人每年仅1分钱。据北大医学部2005年对河北的调查，农民从新型合作医疗中得到的报销额仅为大病花费的8%。卫生部一位副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中西部地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死在家里的人估计有六到八成。
据《南风窗》报道：2004年的调查显示，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不敢开电灯。
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中国的教育经费占世界的1%，卫生经费占世界的2%。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指出：中国的国家民生支出占ＧＤＰ的比例为全球倒数第一。尽管如此，中国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ＧＤＰ的比例近几年仍然连年下降，2002年为3.32%，2003年为3.28%，2004年为2.79%。
中央党校吴忠民在《中国经济时报》撰文指出：中国的贫困人口远远不是官方所说的3000万，而是高达2亿5千万。中国有2亿5千万人过着不得温饱，朝不保夕的贫困生活，而他们的情况却得不到社会的关注。
与此相反的是，一些走上了民主化道路的国家，民众切切实实享受到了民主带来的好处。有一种经济增长，叫“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 俄罗斯实现民主化之后，于1999年开始经济增长，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ＧＤＰ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
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6,700元；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9,500～10,000卢布(人民帀3,200～3,360元)之间。俄国的学生上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全体俄国人，包括农民看病也不要钱。俄国改革时，原来居住的房子，按照人均居住面积，分配给了私人。
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各地每一个季度都调整“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也就是“贫困线”，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和它社保支付的款项。以莫斯科今年第三季度为例，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为月5,124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700元，北京市2006年7月1日起，基本生活费确定为每人每月448元，仅为莫斯科最低生活费标的26％)。与中国东北接壤的滨海边疆区今年第二季度居民人均最低生活费标准定为月4,362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450元，与之接壤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现行居民最低生活费保障标准是1997年制订的，市区每人每月200元，阿城市、尚志市、木兰县和延寿县仅为117元）。
由于“贫困线”的标准特别高，全俄罗斯平均计算，相当于人均ＧＤＰ的40%，而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最大一块，就用在医疗、教育、补贴、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上。
可以这样说，今日的俄罗斯，“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而就在不多年以前，俄罗斯人也象中国人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叶利钦前不久说：“我们不应该忘记，前苏联发展到最后，民众生活已经非常困难，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现在好像所有人都忘记了商店里空空的货架的样子，忘记了自己害怕表达那些无法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真实想法的那种感觉。”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真正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不是民主制度，无论这种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民主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对公民都是有益的。独裁制度才是人类灾难的根源。但是，俞可平在另一篇文章中却说：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的分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长期追求的根本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
俞可平在谈民主化时虽然表面上赞同民主化，而实际上不顾事实，只强调民主的条件和民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究其实质，就是不想实行民主化。因为他也是既得利益中的一员，中国真正实行了民主政治，包括他在内的统治者祸国殃民的罪行就要受到清算，他们抢夺国家资产的行为就要受到制止，他们将失去凌架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个结果对他们来说也许是灾难性的，而对于公民来说，还有什么样的灾难比得上独裁造成的灾难大呢？事实一再证明，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不是民主，而是独裁，尤其是共产主义独裁。
俞可平民主思想批判（之4）──中共独裁代价太高，中国人难以承受！
文章摘要: 一些高级党干的费用，更是耗资惊人。如无所事事的离休高干，还享受医疗、厨师、警卫、秘书等范围广泛的服务。据计算，117名政治局委员以上的离休高干，每年就耗资竟达10亿元之多，平均每人每年耗资近1千万元。
作者 : 曹维录
發表時間：2/9/2007
俞可平在名曰宣传民主的文章中，一再历数民主的坏处和中国目前无法实行。他认为“民主的代价太高”，甚至难以承受；认为民主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增加政治和行政的成本，降低行政效率；还会给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进而认为中国民主的条件还不成熟，人民还不同意，阻挠中国民主化进程。
中共很喜欢举美国大选的例子来说明民主是如何地耗资巨大，让人民“难以承受”。俞可平的文章，也提出了这一点，可能也是根据这一点，说中国如果现在实行民主，就会给中国带来灾难。现在，就让我们以中共媒体的报导来看一看美国在大选中花了多少钱？以致于让俞可平们这样心惊肉跳。
美国总统大选 ，可能以2004年那次选举花钱最多，中共的官方说耗资近40亿美元，可是人们普遍认为此说太夸张，没有实际根据。据各方面的数据显示，当在10亿美元之上，而在30亿美元之下，不妨夸张一点，就算是30亿美元吧。
一次准备了四年的举，总共花了30亿美元，而且是最多的一次大选，折合人民币将近240亿，中共对此大加渲染。但另一个事实中共却绝不敢告诉中国公民：即每次美国大选，都有中共的政治献金。他们为了让政治上对自己搞独裁有利的政客当选，大把大把的钱不经中国公民同意就撒向了美国。其实不只美国，台湾、波兰等国家地区的大选中都能发现中国投资的影子。
至于中共官员为自己花钱，那更是触目惊心。另据动向杂志透露说，2006年上半年，全国31个省区、直辖市党政国家机关的行政开支，超支30%至160%，超预算达5,087.7亿元，是美国大选耗资的20多倍，这只是半年超支的部分，相当于每个月800多亿。中共经常标榜自己“从不花一分钱搞竞选”。但美国四年为大选准备的钱却不够中共官员10天花的，而且这种花没完没了，只要中共存在一天，中国的老百姓就得供他们花下去。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特色，没有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敢这么干。相比之下，民主和独裁哪个耗资大？
穆正新先生为人们详细论证了中国人在贫困的情况下花巨大财产养党的情况，读了让人暗然伤神，不禁潸然泪下。中国人究竟造了什么孽，摊上中共这样一个党来治理国家？
“专用养党费” 只有在中国朝鲜等极少数国家里才有。各国政党即使是执政党，党务机构也要靠自己募捐养活。中共则把全套党务机构要纳税人供养。中国的各级政权，除去乡镇一级外，每级都有五套班子：党委、纪委、政府、人大、政协。其中只有政府和人大这两套在其它国家找到对应的机构。而党委、纪委和政协纯属多余。中国的政府臃肿庞大举世独一无二，以致创下每26个国民必须养活一名党政官员的迪尼斯记录。中国纳税人不但花巨资养党，还要花巨资为党养二奶──八个“在野党”以美化自己。政协八个民主党派纯粹是骗人的机构。穆先生以七项额外养党费说明了养党费用的耗资巨大：
第一项，以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所提供的中国行政区划数为基础，中国各级“五套班子”中，各级养党班子供养156万余人。每年耗用养党资金约720亿元人民币。
第二项，全国学校（不含党校）系统里的党务机构供养约96万人，每年消耗养党资金约365亿元人民币。全国有2,500多所党校。按每所党校拥有30名在编教职工、10名离退休人员算，全国党校系统每年约需资金30亿人民币。
学校系统还有一项重要的养党开支，就是设置专为共产党服务的政治课程。这项护党课程的校内机构开支约为每年360亿元。这一项所开支的养党费用，不仅仅增加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更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身心建康，扭曲了人的心灵，破坏了中华文化之根。
第三项，党办的“人民团体”。工会、妇联、共青团、工商联、作家协会等等。这些团体的机关里，都设有共产党的党委和支部。 这些党办公养“团体”的在职人数，按中央级1，000人，省级300人，地市级60人，县级25人估算，乡镇级不计。每年消耗六十多亿元人民币。
第四项，军警法院和检察院系统等国家机器中的的养党支出。总人数为12万8千人。每年支出的专用养党费约64亿人民币。法院和检察院系统内的党组，中国有各级人民法院3,556个，人民检察院3,846个。按每个院内平均两个党干来算，共有近二万人，耗用养党费用约10亿元。
第五项，国有企业内党务机构；根据国家统计局1996年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全国国有经济企业按规模划分的统计数为：万人以上的大企业有566家，5,000～10,000的1281 家，1,000～5,000的18,804家，500到1,000的30,830家，100～500的269,496家。其中养党机构供养人员60多万人，每年耗用国有资金280多亿人民币。
第六项，党的喉舌以及为党宣传项目中开支的养党费用。中共在媒体、出版、影视艺术等等方面的养党护党花费是巨大的，粗略估计应该不少于150亿元人民币。在干扰国际广播方面所花的钱肯定是前苏联的许多倍。此外中共还要在东南沿海省份压制港台电视节目的传播，更要对电脑网络和电话、手机通讯等进行严密的政治性控制和封锁。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
因此，保守的估计，中共在此方面的每年的花费当在160亿人民币以上。新华网报导过某地居然可为一座只有三个墓碑的陵园安插20多份职位的奇闻。全国在革命传统教育方面的花费，每年应达数十亿元保守估计也有30多亿元。
第七项、资助它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非法外交费用。中共在海外扩张势力的规模是很大的，所耗用的外汇也不是个小数目。估计每年应该达到数亿美元。这里且按20亿人民币估算。以上七项的总和，为2,260多亿人民币。此外，镇压法轮功每年烂用国库资金数百亿。这些养党费和镇压费皆属中共烂用民脂的罪恶。
由于中共视国产为党私产，算养党费用缺详细资料和信息来源，穆先生所算自然会有遗漏的。例如中共官员的医疗开支，特殊的福利都没有计算在内。据《2005年世界卫生报告》，在各国卫生总费用中，中国政府负担17%的医疗费用，有85%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体的特权阶层服务的。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各级干部请长期病假，其中有40万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医疗福利虽非专用养党费用，但受益者均为中共党员干部，故也应算在养党费用之例。
一些高级党干的费用，更是耗资惊人。如无所事事的离休高干，还享受医疗、厨师、警卫、秘书等范围广泛的服务。据计算，117名政治局委员以上的离休高干，每年就耗资竟达10亿元之多，平均每人每年耗资近1千万元。
2006年7月，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参事室展开调研《关于若干省市党政国家机关系统高中级干部经济收入状况》，该报告是以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五省市为基准的。五省市厅（局）一级干部实际年收入（包括福利、津贴、奖金）为55万至105万元，实际收入和货币价值都已高于西欧、北欧主要国家的州、市长政府部门首长的实际收入和享受条件。相当于美国总统年薪金的四倍以上。
五省市的副省级或以上的干部实际年收入（包括福利、津贴、奖金）为125万至250万元。浙江、上海、广东三省市的省级干部家庭用电、燃气年开支，每户18万元至25万元。用公款在宾馆、饭店、俱乐部招待亲属、朋友年开支40万至100多万元。以这些费用加前边穆正新先生所算七项，养党费用至少也达3,000多亿。
综上，中共夺取国家政权后，变国家军队为党卫军，强抢国库成党库，制造了每26个国民须养一个党政官员的天下奇迹！这正是中国民众如此贫穷的总根源。上述养党费其实是最一般的估算，实际发生的养党费要远远高于此巨款数倍。如前文中胡锦涛公布的三个骇人数字中，党政部门小金库存款6,000亿元；非正常福利开支3,000多亿元。所以最保守的估计年花费养党费用也不会低于6,000亿以上，几乎相当于中国教育、医疗经费总和的三倍。
穆先生为我们介绍说：如果到加拿大任何一个省会城市的街上去打听一下执政党的“省委大院在哪里？”。人们会对你的问话感到莫名其妙。如果坚持打听下去，最终会被引到某栋商业写字楼中的几间屋子里去。这就是西方执政党的“省委机关”。没有威严的大门高墙以及把门的武警；没有多到需要编号的楼宇和别墅群；没有气派非凡的公用大车队和首长专用小车队；没有“省委印刷厂”、“省委招待所”、“省委机关幼儿园”、“省委大礼堂”，大灶中灶小灶餐厅、诊所商店等等。通通没有。一共就是三几间屋子几部电脑加上不到十个雇员而已。中共哪个县委机关工作人员只有十多个？哪个县委书记不配备公家小车？有几个县委机关不花几亿盖办公楼？别说县委，很多中国乡镇党委的机关都比西方的省级党部阔。
在这里我也想问问俞可平，你是从西方回来的，而且还在研究东西比较政治学，这些你不知道吗？你是在用脑袋还是用屁股研究学问？俞可平如果真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研究问题，就站出来说一说，你是怎么算的账，你根据什么说民主比独裁代价高，以致于使公民“难以承受”？
俞可平民主思想批判（之5）──独裁破坏经济、破坏法制、行政成本大得没边
文章摘要: 民主决策和独裁决策基点不同。民主决策的基点放在选民上，他们的决策为选民负责，通过全民拥有权力的方式来消除权力罪恶，因而基本上是科学、公平和人道的。独裁的决策基点往大里说是为某个集团的利益，往小里说是为决策者个人的利益，从来不会考虑公民的利益，用少数人拥有权力，多数人丧失权力的方式来保护权力罪恶。因而是反科学、反公正和反人道的。
作者 : 曹维录,
發表時間：2/10/2007
中国人省吃俭用，流血流汗，有些人几十年在极端贫困中苦苦挣扎，用他们的生命养活着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庞大官僚机构。如果中国的官员花着国民的钱，同时也给人们办点好事，事情也许还多少能说得过去。而中国的官员，一边挥霍着国民的钱，一边干着损坏国民利益的事。中国的老百姓等于拿着钱养着他们残害自己，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用自己的血汗养强盗。没有一个官员对公民存有感恩心理，相反，他们说他们养活了中国的老百姓，走遍全世界也找不出这样的道理。
俞可平在他的文章中说：民主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降低行政效率，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总之，民主除了让人民有选举的权力之外，几乎一无是处。在俞可平看来，民主只是在国家的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后，人们才能享受的一种福利，是政治上的奢侈品。
这是赤裸裸欺骗。民主不仅是人人必须享有的基本权力，而且也是一种最进步的、推动社会向良性发展的政治工具。俞可平文中所列民主存在的所谓问题，恰恰只有通过民主的政治途径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独裁体制破坏经济、破坏法制、破坏国际和平、行政成本大得没边。当今世界上所有独裁政权都是经济上落后，政治上腐败，行政效率低下，为国际和平带来威胁，为国内公民带来灾难的典型。
中共建政50多年来，由于没有建全的民主机制，独裁者任意妄为，把中国推向苦难的深渊。仅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就给中国制造了举世罕见的三年大饥荒，使中国有将近4,000万公民非正常死亡。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国大混乱。人为地制造仇恨，到处都有杀害地、富、反、坏、右的事发生。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是空前的，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经过几十年的和平环境人们还过着不得温饱的贫困生活。毛泽东为中国制造的灾难很难一一列数。
单从决策上说，独裁的决策和民主的决策哪个更合情、合理、合法？哪个成本更大？我们不妨以事实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民主决策和独裁决策基点不同。民主决策的基点放在选民上，他们的决策为选民负责，通过全民拥有权力的方式来消除权力罪恶，因而基本上是科学、公平和人道的。独裁的决策基点往大里说是为某个集团的利益，往小里说是为决策者个人的利益，从来不会考虑公民的利益，用少数人拥有权力，多数人丧失权力的方式来保护权力罪恶。因而是反科学、反公正和反人道的。
可以这样说：独裁对人类来说是一种罪恶，一般情况下，独裁决策实质上是在犯罪，不是社会制度孰优孰劣的问题。这不仅体现在整风、反右、大跃进、文革这类政治决策上，在经济决策上也同样反映出这样的本质。
中共治下的中国，影响决策的大抵有如下一些情况，每一种都会给国家、社会、甚至是国际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第一种，为谋取个人私利而作损害国家和公民利益的决策。这种情况的最为普遍。掌控权力的中共官员为使自己所获利益达到最大化，往往不顾国家的存亡、人民的死活。据中国著名杂志《财经》揭露：中国山东国有企业鲁能集团借“转制”之名，悄然将这个超大型国企“私有化”，致使700亿人民币国有资产流失。
鲁能集团以总资产738.05亿元傲居山东企业第一名。然而鲁能集团经过一年多辗转腾挪，悄然易主，由“国有”改为“私有”。私人企业“北京首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国源联合有限公司”以人民币三十七亿三千万元，获得总资产高达七百三十八亿的鲁能集团。这一决策幕后究竟是谁在起作用，谁是真正的受益者，人们还在探究。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中共官员利用转型化国有财产为私有。
9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掀起了一股炸楼风，这股风潮席卷了中国大地，至今愈演愈烈，被爆破的楼房有豪华酒店、有学校教学楼，有机关行政办公楼，从平房到几十层的大厦，基建费用少则投入数百万，多则数十亿元，而瞬间犹如孩童玩积木一样被随意推倒。例如，2007年1月7日，青岛为建新火车站炸掉高75.3米、24层的青岛铁道大厦，这座青岛西部第一高楼，从建设到使用仅仅15年。其损失残重可想而知。
有一家媒体公布了近些年来炸掉楼房的30幅照片，其中使用最长的也只有十几年，有的连用都没用过就被炸毁了。但这也仅仅是冰山一角。根据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定，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题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100年，这也是国际上普遍通行的建筑要求，中国炸掉的那些楼平均使用率仅为10%。
炸楼风源于建设风，中共官员们利用基础建设大量从中洗钱。一些房地产商依靠官商勾结，大发利市。在房地产的开发中，政府是无本万利者，房地产商是一本万利者，房地产利润占25%以上。由于房地产的资金80%来源于银行贷款，使用了极高的财务杠杆，所以房地产商的资本利润率在100～200%以上。由于基础建设中官员可以从中大量洗钱，所以基础建设是中共官员最为疯狂一项。
第二种，为利益团体谋利的。一个集金会一年仅募捐八千余元人民币，开销却达六十二万元。这就是“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的惊人之举。这个由退休高官组成的基金会，打着关心下一代的名义吃慈善。实际上，目前所有的基金会都是由中共的退休的政府官员组成，变相解决他们的位置问题。由政府的退休官员组成基金会，找企业要钱，肥了这些官员，还落个慈善的好名声。
中国的中国国电、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航空、中国烟草、中国电信等全是国有的特权垄断企业，是是这些单位开作人员的摇钱树。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初公布：电力、电信、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是其他行业的5～10倍。这些垄断企业经常以亏损为由涨价，以维持垄断收入，而成本由群众买单。现在部分垄断行业面对舆论的压力，搞起了“减薪风暴”，但往往是明减暗增，譬如一些电力系统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基数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3倍，因为个人缴多少，单位再补贴多少，职工的暗收入反而增加。
1998年12月7日《西安晚报》报道称：有专家认为中国的权力资本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农村土地承包阶段，约有20亿人民币的集体财产落入集体干部手中；二是商业资本阶段，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渠道转换为私人所掌握的财产转移，约5万亿元……；三是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的生产资本阶段，约350亿元；四是1992年以后的金融资本阶段，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证券市场的操纵，房地产泡沫经济，产权交易与重新界定，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并存，贷款权力的使用等。这样就不下于10万亿。从这些决策中我们可以看到，统治者完全是站在利益阶层立场上，为中共这一特殊利益集团谋利益。
第三种，官僚们追求面子、排场、享受。地方政府花巨资盖办公大楼，一个县级衙门就花几亿盖政府大楼。《洛杉矶时报》06年12月18日报导，天津塘沽区政府大厦，两个25层大厦使用天桥连接。访客必须爬非常多的台阶才能到达正门门口。这里简直就是一个高级的休养场所。里边配有各种球类和室内高尔夫球练习中心，奥林匹克规模大小的游泳池。官员们在游戏厅里玩纸牌、击球或在沙龙里美容。
《洛杉矶时报》的记者说：“ 我去过很多国家，没有看过这样漂亮的办公楼，这个楼远比美国的世贸大厦豪华数倍。”
山东省泰安市，在泰山脚下修建了一座花费8千万美元的白色宫殿，带音乐的喷泉周围装饰了2,480个灯，水柱射入200英尺高的空气中。
以上所举，只是两个县级政府的例子，实际上，这种腐败楼在中国遍地开花，到处都是。有的县在十分贫困的情况下，透支十年的财政收入建豪华的政府办公楼。过去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官不修衙，客不修店”。“官不修衙”是由于没有庞大的国有资产供他们挥霍。中共独裁体制下的政府官员，把全国老百姓的钱收敛在一起，供他们自己享受，美其名曰“社会主义公有制”。
第四种，由于官员无能、愚蠢而作出的决策。在民主制度下，官员的选拔通过民主选举，一般说来，品质低下，工作无能的官员不大可能上台。独裁体制下，任人唯亲，无德无能的官员反而倒极有可能靠关系占居领导位置。这样的官员一旦作什么决策，就会给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1979年，天津机械进出口分公司副经理同国外一个客户签订合同，出口一批8万美元的机械。合同规定，客户应在90天内付款。90天后，客户方分文未付。公司里的另一个副经理既没有同第一个副经理碰头，又不查这笔账，竟再次与客户签合同，出口机械39万美元。规定对方在120天内付款。
又是四个月过去了，客户分文没付。这时，公司又一位副经理同客户又签了一笔合同......一笔笔合同签字，一批批机械源源外运，只见货出去，不见钱进来。有一天，几位副经理终于碰了头。可是，64万美元的机械设备已经运往了国外。1980年、1981年这家公司两个副经理专程到外国催款，却发现这家公司早在79年就已经倒闭了。64万美元打了水漂儿。
当然，我以上只是顺便举的一个列子，事情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现在，这样的决策在中共体制下到处都是，多得举不胜举。大的如三峡工程的决策，国内外专家一致认为是个非常愚蠢的决策，劳民伤财、祸国殃民。
第五种，为讨好情人或为亲属获利而作出的重大决策。这种决策受外力影响，不是因实际需要而作出的。人们普遍说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是高官为讨好情人而建的，一旦得到证实，这将是外力影响决策的最典型事例。
第六种，为巩固独裁统治、维护独裁政权而实行的决策。以中国公民的生活来看，中国还是很穷的国家，教育、医疗的经费抵不上非洲穷困的小国。公民基本没有任何福利，农民年年入不敷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城市下岗工人生活无着，在贫困境遇中苦苦挣扎。可是中共官员在决策时对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一点也不考虑，只是在人们要求实行民主制度时才把这些拿出来，作为阻止民主化的借口。
在国民经济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国的军费每年都在大幅度增加。中国在去年公开的国防预算白皮书中，国防预算开支超过约2838亿元。不过日本产经新闻引述，31日英国权威的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推算指出，中国实质的国防预算至少超过其公开的三倍达1220亿美元。日媒并指出，远远超过日本的防卫预算的411亿美元。其实就是这个数字，也还是太低估了中国在军费上的开支，中国军费开支对外界来说，永远是一个迷。
俞可平在他的文章中一再为中共出谋划策，要其“加强国防力量”，认为如此才能“抗衡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共大力发展太空武器，破坏太空发展只能用于和平事业的国际共识，在美苏已经停止20多年太空武器研发的情况下试验摧毁卫星的武器，挑起新一轮军备竞赛。
此外，中共为维持自己一党独载，只要对顽固坚持独裁政权有力，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军费、宣传、官员享受和对异已力量的镇压，成了国家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以上六种决策的情况，有时也是相互交叉共同起作用的。但不管是属于那种情况，其成本都是大得没边，其后果都只能是祸国殃民，给国人带来灾难无边无际。大量的事实说明，独裁破坏法制，破坏经济，破坏国际和平环境，是人类不得安宁的灾难之源。
俞可平站在独裁者立场上，肆意夸大民主决策的成本。为独裁辩护，掩盖独裁决策为人们带来的灾难。只能表明俞可平根本没有民主理念，是口说民主，实际维护独裁的帮忙文人。
俞可平民主思想批判（之6）──实现民主的途径可以限制吗？
文章摘要: 纵观世界建立了民主政治的国家，不仅民主的具体形式林林总总，而且实现民主的途径也不是“华山一条路”。欧美一些国家的民主正体是经过二、三百年的艰苦努力，自行走上民主道路的，二战后东欧国家的政治体制差不多都是外力作用的结果。
作者 : 曹维录,
發表時間：2/12/2007
纵观世界建立了民主政治的国家，不仅民主的具体形式林林总总，而且实现民主的途径也不是“华山一条路”。欧美一些国家的民主正体是经过二、三百年的艰苦努力，自行走上民主道路的，二战后东欧国家的政治体制差不多都是外力作用的结果。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非洲众多国家在外力作用下走上民主化的道路，由于外力的推动，非洲民主化只用了十几年时间，就取得了显著成果。民主的平等原则具有普适性。
其实不只是民主制度，独裁的体制有的也是外力作用的结果。我们以德国为例，可以明显看出外力在国家体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二战使得德国失去奧德河-尼斯河線以东大片领土，数百万人死于战争，大约1500万德国人从过去的东部领土地区被驱赶出来。德国所有大小城市都变成了废墟。
战后德国和柏林被分成四部分，由英国、美国、苏联和法国分别占领。由于苏联对德国工业设施的掠夺，再加上货币和对其它一些问题的阻扰，盟国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并冷战开始。最終德國被分裂成兩個國家：由西方三盟國主導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即西德）以及由蘇聯主導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即東德）。蘇聯由1947年末開始操縱德國統一社會黨的成立，進一步鞏固了德國的分裂，使东德成为苏联为首的共产国家的成员国。1948年7月1日西方三盟國向聯邦德國州長移交法蘭克福文件，把管轄權交還聯邦德國（即西德）。以后的事情是一般人都知道的，东德建成了共产独裁专制体制，而西德则在美英等国家的主导下逐步走向了宪政、民主、自由和尊重人权的轨道。西德在戰後快速恢復並再度崛起，成為歐洲新的重要經濟支柱。
1990年10月3日，以東德併入西德的方式兩德重新統一，加速了1990年共產主義在歐洲的崩潰。合併後的德國現在是歐洲以及歐盟中最重要的國家之一。
俞可平在他的文章中说：“民主既然是人民的统治，就应当尊重人民自己的自愿选择。从国内政治层面说，如果政府主要用强制手段，让人民接受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那就是国内的政治专制，是国内的暴政；如果一个国家主要用强制的手段，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接受自己的所谓民主制度，那就是国际的政治专制，是国际的暴政。无论是国内专制还是国际专制，都与民主的本质背道而驰。”俞可平的这段话，完全是不顾历史和现实的胡说八道。
这种“人民自己的选择”我们听得太多了，“人民的选择”实质是不让选择。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公民怎样表达心愿？心愿不能表达，你怎么知道公民选择了什么？一切只能由统治者去说，然后告诉全世界：中国人不须要民主，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经过五十几年的共产专制统治，中国虽然贫穷、落后，中国公民也确实需要“启蒙”，但我还是相信，在独裁和民主之间，他们愿意选择后者，只可惜他们连表达这种愿望的机会也被剥夺了（官方的说法是被代表了）。
既然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对能推动民主的因素还有必要加以限制吗？就止前世界上已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中，真正自行实现的国家并不多，而在外力作用下实现的已经占了多数。
上个世纪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从拉美、东亚、前苏联和东欧蔓延到了非洲，在极短的十多年时间里，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多党民主浪潮。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从一党制转变为了多党制，完成了宪政、开放党禁、选举等一系列变革。由于其深度、广度以及对非洲历史的深远影响都不亚于20世纪的非洲独立运动，人们将非洲的这次民主化浪潮称之为“非洲的第二次解放”。
非洲的实践还说明，以经济不够发达阻碍民主化也被事实所否定。非洲许多人均GNP不足300美元的国家纷纷从前资本主义社会一步跃进到“现代民主”社会，说明经济的水平并不是民主化的决定因素。当然，非洲的民主化还存在着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但他们既然已经走出了第一步，许多问题都会在以后发展中得到解决。
世界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结束任何形式的独裁统治的时候了。可以说，几乎不存在不适合实行民主的地方了。所有一切不适合实行民主的说词，都是独裁者拒绝民主的借口。民主国家为独裁体制国家实施压力，促进独裁国家实现民主化是大势所趋。承受压力的是独裁统治者，不是专制下生活的公民。对公民来说，这是友好的表现，他们是民主、自由全球化的受益者。
俞可平的民主理论经认为，民主必须由所属国自行完成，这其实就是中共一直以来以内政为由据绝民主化的老调重弹。世界发展到今天，自由、民主、人权、法制都不再是某个国家自己的事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影响是必然的和阻挡不住的。当一个国家的公民力量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无法发挥任何作用的情况下，外力将成为促进该国民主化的主要推动力。
美国不会因为其向独裁体制国家推行其民主、自由的进步价值就改变了他的民主国家的实质。不论他推行不推行，他都是进步的民主国家。同样，独裁国家不论在什么力量的作用下实现了民主，具备了民主所有要件，他就是民主国家。如果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独裁是个坏东西，那就想办法走向民主，告别独裁，怎么能据绝外来的援助呢？难道进步国家出于道义而促成的民主化连独裁都不如？
俞可平民主思想批判（之7）----有些自由知识分子为什么认同俞可平理论
文章摘要: 如果不是外部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感到了压力，可以这样说，统治集团希望着这种把一切财产都归他们自己所有的独裁统治持续一万年，不可能出现什么改革力量。就是现在他们也是能不改就不改，能小改绝不大改。道理很简单，民主化将彻底改变他们享有的特权，这对既得利益者来说，简直就是一次灾难。
作者 : 曹维录,
發表時間：2/14/2007
俞可平的文章发表以来，由中共控制的媒体就一再炒作，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一些自由知识分子也跟着追捧，一时间好象自由民主的春天已经到来了。有人说：“俞文对民主的理解与目前大陆自由知识界的理解，基本上没有区别。 俞文所讲的民主常识，不仅早已成为民间自由主义者的共识，也早已成为党内开明派的共识。”也有人说：俞可平的文章 “勾勒出胡温主导下的政治改革蓝图。”还有人主观意测俞的文章显示出了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政改意图。
自由知识分子中为什么会出现认同俞可平观点的情况呢？分析起来有如下原因：
一，国内知识阶层多年来深受党文化影响，逐渐形成在党文化圈子里想问题的思维定势。
比如，许多人认为国民政府当年败走台湾是由于腐败，如果不是腐败过于严重，国民党就不会丢掉大陆政权。并顺此推理认同中共所宣传的“中共在大陆执政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首先忽略了历史发展中偶然因素所起的作用。作家郑义写的《一百个偶然演变成一个必然－－论国民党为什么败走台湾》深刻揭示了国民政府败走台湾的历史原因。以国民党当年的腐败程度，不及现在中共的万分之一，如果不是机会偶然的巧合以及苏俄对我国的颠覆，中共决不会取得政权。第二，承认了中共政权历史上的合法性，认为中共的腐败只是后来掌权后慢慢变化来的。顺理成章地就认为中共内部有些官员为使中共不致走国民党腐败亡国的老路，必然会自觉启动政改，整肃腐败。第三，否认了外力对一个政权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导致了在体制内寻找出路。
二、对民主自由的概念没有很好地理解，认为民主就是选举、就是参与。
有人说：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最新发展的“协商民主”，“特别强调公民参与对民主政治的重要性，认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协商、讨论，对于政治民主具有实质性意义。”这是对民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甚至可以说只知皮毛，不懂实质。也许“协商民主”确是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但他们不知道这个“新发展”是在多党制的基础上发展的，没有多党制作为基础，这个“协商民主”就不可能有实质上的存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在一党独裁的基础上，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讨论和协商。当统治者为你划一个圈子，规定你只能在维护统治者自己利益的圈子里提问题和讨论问题的时候，对话、讨论和协商就只能是欺骗公民的一种东西。
1996年，美国政治学家戴（《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尔蒙德（Larry Diamond）根据选举的质量提出了民主的三种类型划分法，即自由民主、选举民主和假民主。他把目前欧美实行的民主体制称为自由民主，其特征是不仅有定期选举制度，而且有民主主导下的保证公民行使其政治和社会权利的法律制度、言论和新闻自由、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等等。有些国家虽具备并实行了民主的选举制度，但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作保障，只能算选举民主。还有些国家虽然形式上举行了多党选举，但这些选举实质上却是不公正、不自由的，如战前的伊拉克，因而是披着民主外衣的假民主。
其实象伊拉克这样的国家，由于有不同的利益团体存在，独裁者在决策时还要注意协调各利益团体的利益，就是说要多少关心点民意。但共产独裁只有一个利益团体，他从来不会考虑什么民意，只有“党意”。
把民主的实质说成是“参与”和“协商”，这正是中共求之不得的。“有序的参与”，是中共一贯的说辞。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共的一些官员说中国正在实行的政治协商制度和人大制度是最好的民主制度。
第三，有些人把赞同俞可平的文章当作和中共争民主的一种策略，想以此来团结体制内力量。
有人说，只要中共内部有一点实施民主的倾向，就要给予肯定和鼓励。“既然你也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那我们就一起来搞民主吧。”有些人则认为这是推动中共实现民主化的最好的方法和策略。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16大前，他们盼着16大召开，解决民主的问题；16大开了，没有实行民主政治，他们就盼老一代中共领导人交权；权也交了，还是没实行民主，他们又把希望寄托在“胡温新政”上。现在，他们又希望由俞可平文章引发民主浪潮，通过同体制内官员互动，走上民主化道路。说实在的，这个想法不能说不好，但由于过于天真，不可能实现。这些年，人们一直盼望政治上能够出现奇迹，把希望寄托于统治者内部的改革，但希望一次次落空。
如果不是外部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感到了压力，可以这样说，统治集团希望着这种把一切财产都归他们自己所有的独裁统治持续一万年，不可能出现什么改革力量。就是现在他们也是能不改就不改，能小改绝不大改。道理很简单，民主化将彻底改变他们享有的特权，这对既得利益者来说，简直就是一次灾难。
第四，对俞可平的文章没有理解清楚，俞的文章其实是反对现在实行政改的，就是说不想立即民主化。
我们只简单地举一个例子：俞可平说：“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不顾社会历史条件，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一些政客则把民主当作其夺取权力的工具，以‘民主’的名义，哗众取宠，欺骗人民。在他们那里，民主是名，独裁是实；民主是幌子，权力是实质。”
俞可平的这段话分两个意思，第一是给党内想搞民主改革的开明人士叫停。“客观规律”、“社会历史条件”、“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等都成了不能实行民主的重要因素。历史上中共没有取得政权时，有一个阶段对民主化要求很迫切，那时他们说：“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1939年2月2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民主政治问题》，指责国民政府不实行民主，说“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 对此，中共认为这是拖延民主实行的借口。现在，俞可平也用这种方法来拖延民主施行，而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却看不出来，还以为是在为民主呐喊。
俞可平这段话的第二个意思是攻击民间有民主诉求的自由知识分子。把民主当成夺权工具的不可能是中共现在掌权的独裁统治者，已经掌握着权力了不可能再夺。同理，独裁统治者也不可能去推行民主，他们是民主的阻力，不管以什么方式，他们都不可能首先倡导民主，他们对民主的认同是被动的和无奈的。正因为如此，那些“以‘民主’的名义，哗众取宠，欺骗人民”的，明显是指社会上要求民主的维权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
以上所引述的例子，只是顺便说出来的一点，这样的例子在俞可平的文章中到处都是，所以俞的文章绝不象一些人希望的那样，是在为中国民主化呐喊。
目前，民间的维权活动也取得了明显成效，民主化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在这样的时候最好不要听俞可平之类的文人胡言乱语，在理论上让其把自己问题搞乱了。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中共当局把笑蜀编的《历史的先声》作为禁书查禁，而对俞可平的文章却大加炒作，这正说明了俞的文章同《历史的先声》所说的民主和自由不一样。前者代表了中共现在的立场而后者只是中共在历史上的承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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