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运动的目标、任务、对象、动力来说，这是两个运动，不是一个运动。我们必须从“立异”上来确立二者各自的“质”的规定性。当然我们还要注意到它们的联系，并且看到这种联系的因果性。但是又必须看到，这种联系不是直接的。形象地说，是从始发站（反右），经过不止一个中转站（大跃进、反右倾、七千人大会、八届十中全会、四清运动），最后才到达终点站（文化大革命）。

朱正先生在《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 》”[1]一文中的立论,是建立在李志绥先生的说法之上的: “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到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1957年,而不是1966年发生。我们今天只记得反右派运动时对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径.其实毛开始时是想借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 ‘反冒进’的那些领导。”[2] 但是，这是不合乎史实的。

一．1957年不可能发生文革

1．毛不可能用右派反右倾

朱先生发挥“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的观点, 说: “毛泽东决定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还有一个在《整风指示》里没有宣布的目标，就是要跟党内那些 ‘反冒进’的领导人算账……由谁出头来向他们提意见呢？毛泽东想到了让民主党派来充当冲击的力量。”[3]

第一,在 “目标”的说法上,与事实相去甚远;

第二,在动力上, “让民主党派来充当冲击的力量”,简直不可思议。

因“第一”属于基本立论,所以我虽想论证从简,但费些笔墨,仍是在所难免。对此,我认为,占有资料,让事实说话,比起只在脑子里边 “如果,那么”地推演,更具有巔扑不破的性质。所以我在写作拙著《还原一九五七》的时候, 惟恐言之无物,便在书中简摘了如下的资料:

 “反冒进”是什么性质的事件?人民日报社论说是对右派做的 “可耻的内应”。毛认为是 “离右派只有50米”。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尤其是右派分子,都是 “反冒进”的,而不是拥护毛泽东“反 ‘反冒进’ ”的,并且比“反冒进”派还更反冒进。

人民日报载, 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1957年(年代下同)5月16日发言: “希望领导上认真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

 22日,罗隆基就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 “保守”还是 “冒进” 这 个问题发言,他认为,从1956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 张奚若`陈铭枢等指责毛泽东 “好大喜功”更是使毛长久地耿耿于怀,毛说,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也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种胡搅蛮缠的跪辩,令人难辨他是厚颜无耻而可恶,还是理屈词穷而可怜?千万别让我们听到如法炮制的狡辩: “是革命派的厚颜无耻,还是反动派的厚颜无耻?我们厚的是无产阶级之颜,无的是马列主义之耻。”

6月10日《沈阳日报》刊出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说: “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冒进”。例如农业合作化, “我们的农具同两千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就这样一窝蜂似的组织起来,很多是变相的强迫命令,干部水平低、工作混乱、非生产人员增多、生产积极性降低(比单干时)等毛病就在所难免。”

1958年5月17日人民日报载: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说: “党内外的右派分子利用我们工作中的个别缺点,大事向党进攻。说‘500万亩水地是人命换来的’,是‘秦始皇磨民’;说1956年各项工作都 ‘冒进’了,这些‘都是领导上的脑袋发热造成的’;说批判‘甘肃落后论’是 ‘无的放矢’;说1956年春召开的区委书记会议是一个‘冒进’会等等……。经过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特别是经过了传达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党内清除了孙殿才(原省委常委、副省长)、陈成义(原政法党组书记、副省长)、梁大均(原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情况大变,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1958年的水利工程六个多月的成绩就等于1957年的十倍。原来准备十年基本上摆脱干旱威胁的愿望,现在看来,只要苦战三年就可以实现。”

1958.7.15.人民日报载:广西反出的党内右派集团,从1956年6月开始, “就打着 ‘反冒进’、‘反主观主义’的旗帜,极力诋毁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取得的巨大成就,攻击党的领导,进行破坏团结的活动。1957年6月,中央宣布处理因灾饿死人事件时,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发展到最高峰.硬把因灾饿死人事件说成是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所带来的恶果,并进而全盘否定广西的工作成绩,认为党在农村工作上‘犯了路线错误’,要求 ‘重新估计农村工作’,要省委 ‘肯定错误’。”

1959年,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在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问及 “你说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话对吗?”毛答:“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这话也有两重性,对,怎么样?不对,又怎么样?”李说:“如果说 ‘对’,那就意味着精神的力量是无限的,就是主观唯心论。”这时毛看到旁边有人在暗暗制止李达,便气呼呼地说, “不怕,说吧,不划右派!”由此可见,把反冒进的人和观点,毛是将之划归于右派的。

毛泽东“认为反冒进使右派钻了空子”。 “反冒进也促进了右派的进攻” [4]。周恩来顺着毛的思路,作检讨说: “反 ‘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还由于这些错误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同时,也由于资产阶级右派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因此,才使这个错误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得到纠正,没有继续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错误。1957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反冒进的错误,全面否定1956年的建设成就,把1956年跃进中的某些缺点,扩大为 ‘全面冒进’,并进一步否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 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悟,因而在1957年6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彻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 ‘冒进’的错误估计,坚决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转折.这是从敌对方面得到的教训。”[5]

这在在说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是反毛泽东的冒进的。不管是工农业生产,还是农业合作化上的急躁冒进,还是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上的草率、粗糙,实在都不得人心,受到右派极力反对。起码是在我的视野内,右派言论一面倒,都是“反冒进”的。是与反冒进的领导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更具有实质意义的是,右派才是反冒进的急先锋,毛泽东怎么会利用他们,他们又怎么会去整 “那些 ‘反冒进’的领导”——自己在党内的 “内应”呢?再说,毛认为,反冒进是右倾机会主义,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怎么会利用右派去反右倾,而右派又怎么会去反右倾呢?这恐怕正好是把事情说了个相反。毛泽东对这一点很清楚:只有反右派才是对反冒进的釜底抽薪,才是扫除了反冒进的社会基础,唯其如此,反 “反冒进”才能奏功;同时,他对反冒进的人,也以 “右派”相预儆,相归类——据毛说,两者相距只有50米。这也是借杀右派之刀,杀向 “反冒进”者,而且使后者无还手之力。

朱先生在文中说: “毛在发动整风运动之时确实想要同时解决反冒进的问题;为了反击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民主党派人士，毛泽东不得不把反冒进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以求得党内的团结一致。李志绥的回忆录里记下了当时林克（毛的秘书）的看法： ‘在当今这个局势下，毛不得不在党内求和解，以一致对付党外人士.’ ”

据李志绥回忆录中说的事实是,当时他离开了毛身边。这些情况是他回来后林克和毛泽东告诉他的。所以他的 “今日我的后见之明”这个误断,是在受了林,毛的误导的基础上作出的;而是林,毛,才是这个让世人迷惑的谬论的始作俑者。但李在回忆录中把林说的这个话—— “在当今这个局势下，毛不得不在党内求和解，以一致对付党外人士。”在回忆录里公之于众,林给吓得魂不附体,急忙作出声明,矢口予以否认:

 “李志绥还造了我的谣.他说: ‘我不在时林克跟毛接触最多,他跟我谈起他对毛的政治评估。林的看法, 在当今这个局势下，毛不得不在党内求和解，以一致对付党外人士。’这完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我从来没有对李志绥说过这样的话。在我的头脑中,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对毛的这种 ‘政治评估’,因为这是违反事实的。”[6]

 “毛泽东鼓励民主党派和其他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最初的目的是要用党内党外的批评互相结合的方法解决执政党脱离群众的问题,决非像李志绥所说从一开始就是搞 ‘政治圈套’,借民主党派解决共产党内 ‘权力斗争’。”[7]

不管真假,连林克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东西,朱先生怎么能引以为据呢?虽然,即便林承认也并不能证明此论正确;但是,他的否认,却是对此立论来了个釜底抽薪。

再者,就着朱先生认为, “他(毛)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反冒进问题。这笔账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才得到最后的清算。” 我要问:难道文化大革命是管 “清算” “反冒进”的吗? 王若水在《新发现的毛泽东》一书的第八章中说:

“毛找了九省二市的第一书记参加,后来加上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会议的重点是反冒进。会上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印发了周恩来(!!! ——三个警叹号是魏紫丹加的,是为了引起读者特别注意,下同)、李先念(!!!)的反冒进言论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更加严厉地批评反冒进,批评周恩来和陈云(!!!)。”

再奇怪不过的是,为什么这些我加上警叹号的,毛泽东指名道姓批评的 “反冒进”的挂帅人物,竟然在文革中一个都没有被打倒? 不止于此,还可由个别及于全面:作为文革纲领的 “516通知”里,有提到 “反冒进”的问题吗?没有。它倒是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明文规定为右派。但关于走资派,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哪个是右派?都不是,都是左派,左得流油!在反右运动中都是打右派不眨眼的英雄,否则,早就轮不到他当 “当权派”了。所以当时的右派(我是其中之一)是很乐于看到当地的走资派被打倒的,虽然自己的处境不但没有减轻,反而由于文革,更给带来“再踏上一只脚!” 但总觉得自己是死猪不怕热水烫了: “你们这些对毛泽东喊爹叫娘的左派,居然也有今日!”而当时的右派心理,基调是: “红太阳曷丧?予偕汝同亡。”很希望人们能从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数以亿计的人们受害中,认识到毛的作恶多端及其本质,确认毛泽东就是你、我、他、她——党内的,党外的,大家的,全民的,国际(起码是匈牙利和柬埔寨人民)的公敌。

再说, 如果按“流产”说,毛本意要整党内那些 “反冒进”的领导, 本意不是要反右;就是说, 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是“流产”,将发生在此时。那么,由此会产生出一个问题:毛泽东的本意此时不是要反右,那他要到什么时候才反右?或是,永远也不反右了?

第二,朱先生说： “毛泽东决定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还有一个在《整风指示》里没有宣布的目标，就是要跟党内那些 ‘反冒进’的领导人算账。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泽东知道，党务系统在刘少奇手上，行政系统在周恩来手上，这些党政机关的干部都是他们的下属，由谁出头来向他们提意见呢？毛泽东想到了让民主党派来充当冲击的力量。”

好一个“冲击的力量”！这个意思是否说,如果不是 “流产”, 当然文化大革命就提前到了此时。“毛泽东想到了让民主党派来充当(红卫兵之类,成为文化大革命的) 冲击的力量”呢?这虽有点滑稽,但,倒也 “复萌”了反右前,右派们一厢情愿,自作多情的“故态”。

2． 57年发动文革条件不成熟

搞文革需要做的准备工作, 这时候 “八”字还没一撇:文革是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中国的赫鲁晓夫是由苏联的赫鲁晓夫派生的。这时候,还没有与苏共撕破脸皮,甚至是正处在表面的短暂的蜜月期中,非但不反苏,而且把 “反苏”列为划右派的六项标准之一。其次是毛在与赫鲁晓夫争夺对斯大林的长子继承权上,也还没迈出决定性的一步,还在口是心非地坚持 “苏联为首”, 还在假惺惺地说: “赫鲁晓夫同志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擦亮了我们的眼睛，增强了我们的视力。”而后来才在中国把赫鲁晓夫搞臭.即便这时,也仍然不具备发动文革的国内条件:一是刘少奇与周恩来尚未被离间开。二是党政文武大权,毛尚未牢牢在握:这时候的国防部长是与他 “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彭德怀而不是 “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的亲密战友林彪; “三家村”一类 “外围”还没有清除;对刘少奇的心腹干将, “四家将”彭罗陆杨(彭真是政治局委员、首都市长,罗瑞卿是解放军参谋长、公安部长,陆定一是宣传部长,杨尚昆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首先需要打倒,做到 “打虎先扳牙”; 三则,需要进行舆论工作:一个观点,一条路线,只叫少数人知道不行,要使大家都受骗;四则,对刘少奇雄厚的政治资本,要逐步 “剥笋”,予以剥蚀,剥夺。现在,毛终日盈于耳的是,举国上下都在津津乐道: “毛主席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这也是他必须打倒又不能马上打倒,而要真正打倒刘又必须把中国搅个底朝天的原因;五则,从最近解密的林彪日记披露,毛需要策划于密室,吹风透气,组织自己的人马,并搜集对方材料,罗织罪名;六则,在反右前,重中之重的是国际波匈风潮的波及和国内工人罢工,学生闹事,农民退社,知识分子追求 “解冻”,所以当务之急是镇压,是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 。此举一则可济燃眉;其次,杀鸡给猴看,可收快刀斩 “乱”麻之效;其三,从此造成万马齐喑,进而达到指鹿为马,毛便可最后做到真正100%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任意妄为,横行无阻。难道毛在没有做这些必备的工作之前,就率尔发动文化大革命,那不是 “一头碰到阎王爷的鸡巴蛋上——冒失鬼”吗?

二．毛怀两个鬼胎

关于“反右 “与 “文革”,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学者们曾就此发表过很多意见。我把主流的意见综合为两点: 一曰 “预演”说,一曰 “序幕”说。

章立凡先生说: “‘反右’在某种意义上是“文革”的预演，只不过后者的破坏规模和烈度更加广泛和严重。”[8]

朱正先生说: “反右派斗争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彩排或预演。”

邵燕祥先生为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作序说: “有人说反右派斗争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我以为不如说是序幕。”

最说得清楚的是李慎之先生的 “下一章”说: “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提高了毛主席的雄心壮志，直接孕育了大跃进。以后就是农业大放卫星，工业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红遍全国。大跃进的失败给毛主席平添了猜疑恐惧，不但直接导致了反右倾的斗争，而且促使他到处搜索‘躺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终于在1966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过这些都是中国历史的下一章了。”[9]

我说: 毛泽东心怀鬼胎。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心中孕育的一对双胞胎,也就是说不是一个胎儿,所以他们的呱呱坠地就会是兄先弟后,先后有序。这将形成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差.。而其诞生决不可能是不分兄弟长幼之序, 不分“反右”与“文革”之别 ,只是或“流产”或 “成活”的同一个胎儿。我之所以说是”双胞胎”,就是集内因外因,远因近因,毛个人原因与共产制度的原因之大成,致使毛泽东在谋取政治霸权的道路上出现了两只拦路虎,都必须搞掉,并不是只用搞掉一只,或搞掉这一只就等于搞掉另一只:一是必须搞掉中国的匈牙利式的反革命,他说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10]所以毛要再一次搞肃反,这回的名堂叫 “反右”,主意是捣毁中国式的 “裴多菲俱乐部”,抓出 “小纳吉”。后来,毛在和来访的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会谈时说：“我们的右派相当厉害，右派在你们那里就是纳吉的群众，是小纳吉。”这个无形的俱乐部不仅在知识分子中有广泛的基础,而且由于共产党搞的五大运动(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肃反——贯穿于各个运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罪恶滔天,激起士农工商天怒人怨,所以危机四伏,一触即发.毛要搞一次肃反运动,肃清的对象,党内外都有,主要在党外。这一点可从薄一波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 “反右开始后,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指出, ‘反右派就是肃反’, ‘新式肃反’,是 ‘清党清团的好机会,也包括各民主党派’。”[11]又可与毛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相印证: “镇压反革命,极有必要。1957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12]

另一个是要搞掉中国出现的反斯大林主义,反个人崇拜的,如果说得更具体的话,就是会在他生前公开指出其错误(如彭德怀),或身后作 “秘密报告”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因为毛“认为自己就是中国的斯大林”[13]; 这个名堂叫 “反修”,主要在党内。正如李锐在 《我对中国的情况不悲观》中所说: “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两件事情，一个是赶跑蒋介石后，老子天下第一， 对国内的事他倒也无所谓了，有人问他，假如鲁迅在世，打右派的时候会不会活捉鲁迅，会不会给鲁迅打右派，他说照打不误。这是国内的情况，在国外有列宁有斯大林，中国要依靠苏联帮助，第一个五年计划是１５６项，斯大林的影响力可大得多了。但是问题在赫鲁晓夫一作报告之后，毛泽东就觉得不同了，老子世界第一，天下第一，他领导世界革命，打游击也好，搞文化大革命也好，都有他一个要搞世界领袖的这么一个来历。当然对于斯大林倒台，他是又高兴又犹豫，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是因为赫鲁晓夫……”

党内党外,内外有别。这就必须用两个战役来消灭两只老虎,毕其功于一役是绝对不现实的.所以毛泽东是吸取列宁对搞 “二月革命”与 “十月革命”的经验,做到有先有后地扫除 “两堆垃圾”。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在1957年一举扫除“两堆垃圾”。何况毛泽东研究和处理矛盾的思想方法一贯是, 必须注重矛盾发展的阶段性?以及,何况他一向的阴谋策略都是 “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呢?

所以我认为, 说“序幕”或说“预演”,决不是两个简单的比喻之争的问题,也不是抠字眼,而是标志着对历史事件的两种不同的质的规定性之认可。说“序幕”,说 “双胞胎”,或说“两只拦路虎”,都是说反右派与文革是两个回合。这样的说法,明白无误地显示出是 “两个范畴”,这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准确的。说“预演”,说 “彩排”, 按其本意,说的是和正式演出的全然一回事,全同的一出戏。但反右派与文革,却是剧本的不同部分, 是不同的场或幕;或说文革是历史的下一章。总之,不是像“预演”或 “彩排”之与正式演出那样同出一辙。所以, 说“预演”,说 “彩排”,不仅不准确,而且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 它混淆了两个运动的联系与区别;更由于它扭曲了反映反右派斗争本质的 “起因”问题。

毛泽东自认为一生中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打倒蒋介石,党内赞成的多,反对的少;一件是发动文革, 党内反对的多,赞成的少。何以如此?从 “立”讲, 前者是建立共产党的 “党天下”,大家都可以分一杯羹,后者是建立毛泽东的 “家天下”,毛要独吞一切权力;从 “破”讲,前者是”打倒反动派”,后者是 “斗党内走资派”。毛和斯诺谈话中说得很明白. 斯诺说：“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到胜利的终止。”毛泽东说：“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 当然, “家天下”绝对必须以“党天下”为基础,但二者却有不同的目标,任务,动力和对象。

讨论任何一个问题,首要的和必要的,是明确概念,否则就会出现歧义,出现鸡同鸭讲。范畴是最高的概念。所以,我们首要的和必要的是明确:反右派斗争是属于哪个范畴?我认为,反右仍是毛泽东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倒蒋介石而不是刘少奇,是消灭反动派而不是走资派。毛泽东事先清楚,我们事后明了:反右派再彻底,也只能建立和巩固 “党天下”,为 “家天下”打基础;毛泽东就算把右派杀个鸡犬不留,也绝不能建成他的 “家天下”;只有搞文革,把党内的对手打垮,才能建成毛氏家天下。所以,文革和反右是不容混淆的两个政治范畴 。许多史家,缺乏分清范畴的史识,做起学问来往往如坠烟海 。朱正先生的“预演说”,正是把反右与文革混淆了起来,只见其表,不见其里;只见其同,不见其异,尤其不见其 “大异”。其原因就在于混淆了 上述 “两个范畴”。有了不正确的事实评价，其价值评价的错误也就在所难免了。

注：

[1] 《北京之春》06年7月号

[2]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195页

[3] 同1

[4]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2

[5]转引自《周恩来与毛泽东》第398页

[6] 《历史的真实》,页64

[7]同上,页60.

[8]  《毛泽东“反右”动因及后果的再研究——对李慎之先生迟到的纪念与商榷》

[9] 李慎之：《 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

[10] 《毛泽东选集》五卷, 页323

[11]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622

[12] 《庐山会议实录》页223

[13] 《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