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路文摘-3630

　　　　　　　［短评］维护历史真相意义重大

恢复文革杀人死人问题的本来面目，维护历史真相，吸取应得的历史
教训，意义重大。

根据到目前为止的材料，文革中杀人和迫害致死人最多的，一是共产党的党组织和政权组织（包括当时的革命委员会等）及其所属机构，二是军队，三是保守派红卫兵和其他保守派组织（这些组织有时也挂“造反队”招牌），四是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和党员。

被杀最多的，一是四类分子、有历史问题的人和他们的子女，二是造
反派，三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各类人员，四是教师等知识分子。

把被杀、被迫害的对象造反派说成杀人者，无疑是文革以后最大的一
个谎言。

造反派武斗也曾经死人，但是，一是比上述杀人数量少得多。一个城
市，一个县，文革中往往死人上千、几千、几万，但群众组织之间的
武斗死人，包括造反派之间的武斗死人和造反派保守派之间的武斗死
人，如果没有军队屠杀介入，往往不超过几个人，很少有死人十几个
以上。二是这种死人，是握有暴力的双方暴力冲突中死人，不是握有
政权和暴力的一方，对手无寸铁没有反抗能力的弱者的屠杀。这种真
正的真相，与文革后中共官方的宣传，完全不同。

（暴力冲突的死人情况，被中共当局和一般人大大夸大了。这种情
况，有点像漫无期限的改良损失，不知道比革命损失大多少倍，却被
中共地下势力完全颠倒了事实，变成改良没有损失，革命损失却被无
限夸大，那种情况，有点类似。事实上，情况恰恰完全相反，苏联东
欧被共产党屠杀几千万，中国被共产党搞死八千万，即使改革开放以
后，被共产党屠杀和搞死，迫害致死的人，何止几万几十万。但苏联
东欧天鹅绒革命，本身死人不过十来个。）

　　　　　　　　　　　　　——徐水良2007-10-22

潇湘风雨起苍茫

　　　　　　　――文革中潇湘之滨杀人事件的初步分析

　　　　　　　　　　　朱长超

　　　　　　　　　小序：这是真的吗？

在中华民族的现代历史上，曾经爆发过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运动。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曾经发生过好多起大屠杀事
件。湖南潇湘地区（零陵地区）的屠杀事件特别触目惊心。

著名学者何清莲曾经经历过文革那段恐怖岁月，亲眼看到过大屠杀后
令人恐怖的景象。她回忆说：

“笔者当时年仅十二岁，也曾跟着大人去看过两次，留下的恐怖印象
可谓终身难忘。那些打捞上来的尸体死状千奇百怪，充分展现了杀人
者对杀人手段的创造性。有用绳子捆绑成粽子状的；也有捆成四足攒
蹄式，再在脖子上套根绳索的；有面部血肉模糊已经难于辨认面目
的。印象最深的是两组连成一串的尸体，一串是用粗铁丝从五个死者
的两耳中穿过，两女三男，一位老年妇女，一位小孩，三个成年人。
另一串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与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估计是母子
俩。两位死者的手指均用粗铁丝穿过，连在一起，女死者浑身赤裸，
乳房被割去一只，阴户也被用刀挖去一块。当这两串尸体被捞上河岸
时，不少围观者都为之掉泪。我看了这些惨不忍睹的景象之后，一连
几天都做恶梦，吃不下饭，以后再也不敢去资江河岸观看这类惨
象。”

（引自何清涟：《被遗忘的数千冤魂》──记一九六八年湖南邵阳县
大屠杀）

上面一段文字，不是小说，而是何清涟记述的少年时代亲眼目睹的杀
人后在资江中尸体相拥而下的凄惨景象。

读者也许会问，真有这样的事情吗？

是的，的的确确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读者也许会问，这样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怎么可能发生在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怎么可能发生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伟大而可爱的中国，怎么可能发生于发生在“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
义”指引下进行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之中？

让我们细细道来。

　　　　　　　　　　　潇湘大地冤魂多

九嶷山下，阳明山麓，春天的时候，山坡上红花如火，绿树如染，风
光一片如画。潇水之畔，湘江之滨，秋天的时候，河水中鱼翔浅底，
碧水常流，江山无限多情。

更美的是丛丛翠竹，它们上下翠绿，满身秀气。相依相偎。竹影婆
娑，竹叶沙沙，为江山增添了几多清秀之色，增添了几许清朗之气。

这里更有着丰富的人文资源。舜帝曾远行到九嶷山畔，一路上体察民
情，访贫问苦。不幸身染重病，无力返回中原，就死在永州宁远九嶷
山畔。他的两位美丽的妻子娥皇、女英从中原寻踪至此，听到丈夫去
世的消息，悲痛欲绝，泪如泉涌。眼泪滴到竹子上，变成凄婉的斑
竹。她们在祭夫之后，双双投入湘江，留下了千古忠贞的佳话。刘禹
锡曾写诗说，“湘水流，湘水流，九嶷风物使人愁。君问二妃何处
所？零陵香草露中秋。”美丽的故事充溢着美丽的情感。

屈原曾经在湘江畔高冠博带，脸色憔悴地吟唱：“常掩泪而叹息兮，
哀民生之多艰。”他怀家国之思，吟民生之忧；他不愿“与时俱
进”，不思与世推移，不愿与人同流合污。他不听渔父之劝，不愿意
“沧江水清而濯缨，沧江水浊则濯足”。最后，他带着怀国怀乡之诗
思，宁赴清流，蹈江而亡。他的情操、他的诗篇，照耀了一代又一代
中国的文坛。

唐朝文学家柳宗元曾在这里下放十年。他在这里登西山，赏竹林，游
小潭。他为冒死捕蛇者呼吁，为寒江独钓者写诗。他在这里结庐为
室，开荒为田，以诗文自娱。他重视教化，从他起，荒凉的蛮夷之地
的零陵成了中南文化的沃土。这里诞生了一个个状元、一群群进士，
其数量在湖南全省名列前茅。

然而，就在这块美丽淳厚的地方，在伟大的20世纪60年代，却发生
了惨绝人寰的杀人事件。此时，人类已经发射了卫星，阿波罗飞船已
经登上了月亮，人类开始进入了计算机时代。但是，此时，在中国人
骄傲地自称为世界革命中心的某些地方，自称为要解放全人类的最先
进最革命的人们，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杀人运动，他们用活埋，砍
头，火烧，刀劈等办法屠杀自己的同胞。这幅杀人的画面，构成了中
国现代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页。

杀人，发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文革，是被毛泽东称为他一
辈子所做的两件伟大事情的一件。这一件大事是他老人家亲自领导、
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此时，毛泽东亲自
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熊熊燃烧。在
文革的第一年，在伟大的首都北京，英勇的高干子弟为主组成的红卫
兵的打人运动如火如荼，有不少教授、学者、市民、作家、出身不好
的人，在抄家、批斗、殴打中被打死，有的被迫自杀。老舍、邓拓、
田家英，都是在那个时间里自杀的。

第二年，即1967年，又爆发了二十世纪举世罕有的杀人的热潮。比
较大的杀人事件有青海西宁的事件，有北京大兴县的杀人事件，有广
西南宁等地的杀人事件，还有湖南潇湘河畔零陵地区的杀人事件。杀
人的惨烈，道县为最。据有关资料称，道县及其相邻地区，就杀死了
5749人，自杀者400余人，外逃者数千人。宁远县清水桥镇有一个
叫晓睦塘村的村庄，人们一口气就杀了68人。道县的蚣坝区，8天
时间中杀了1054人。杀的人中间，有垂垂老人，有即将临产的胎
儿，有身怀六甲的孕妇。那时节，潇水和湘江里，不时流着殷红的血
水，不时漂着胀胖了的尸体。下游的一些县城村镇，不敢用潇湘的水
饮水，本来稀少的水井，天天排着长队。此外，道县、宁远等县的许
多个岩洞、窑洞，也成了惨绝人寰的杀人现场。洞里堆满了无辜者的
尸体。

杀人事件后来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揭露，有许多家庭被斩尽杀绝，有些
侥幸没有杀绝的家庭后来得到了“平反”。领导上发文说，当年屠杀
他们是“错误的”，那些被杀的人应予平反。有些那个年代将要被
杀、而没有杀成、侥幸活下来的人们，还得到了党和政府颁发的几百
元不等的杀人补偿费。这些钱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没有人知道。也许
是按被杀的人数计算后补助的。党和政府，不仅给了这些活下来的人
以第二次宝贵的生命，而且还给了他们这么一些钱。有些幸存者禁不
住又想嚅嚅地说一番感谢的话。更多的被杀、被奸的家庭的幸存者还
与杀人者们一起吃了批判四人帮的“和好饭”、团结饭，一起喝了几
杯酒。意思是说，杀人的悲剧是四人帮的罪恶，杀人者和被杀者的亲
属、后代要尽释前嫌，从此，大家一起把仇恨对准四人帮，以后要搞
好革命的大团结。问题似乎已经圆满地解决了。中国人确实是一个非
常伟大的民族。中国的领导确实有非常高超的领导艺术，你看，阶级
斗争的号角一吹向，杀人事件就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那残酷惨烈的
大规模杀人事件如火如荼，直杀得血流成河，风声鹤戾；而如今，团
结饭一吃，四人帮一批，和谐社会就和和满满地建立起来了。只可惜
了那些全家被杀尽的人，既没有机会与杀人者一起批判四人帮，一起
喝团结酒，又没有办法拿到杀人的补偿费，甚至他们全家被斩尽杀绝
之后的财产、房产，也早已被作为杀人者的奖励费而瓜分殆尽。

但是，我认为对于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问题似乎还没有完全地
解决。第一，这类事件一直没有真正披露过。就如日本当局总是不让
人民知道有细菌战、有南京大屠杀、有慰安妇一样。日本人屠杀的是
处于战争状态的异族国民，而中国人杀的是自己的同胞。从这个意义
上来讲，文革中的杀人事件，给人的震动更大，更加需要深刻地思
考。第二，不少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还没有认真地清理过。例如，
为什么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会发生如此惨烈的群体杀人事件？是谁在杀
人？是什么人被杀了？是造反派杀人，还是受左的影响的地方干部、
基干民兵在杀人？这些杀人事件留给人们什么教训？等等。社会科学
工作者如果不对这些文革悲惨事件进行深入的研究，简直就是当年杀
人者的帮助者、同情者、观看者、窝藏者。我相信，那些被惨杀的人
们在地下世界里直到今天还死不瞑目的，等待着活着的社会科学工作
者给他们一个说法。

我也知道，有些人会想，事情早就过去了，“解决了”，你今天为什
么还写这样的文章，是为了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是唯恐天下不
乱？是为了给伟大的祖国抹黑，是为了……对于杀人这类事，有些同
志可以以当时当地的许多理由轻描淡写地遮盖、淡化，但是，对于研
究这个题目的人，他们却有可能罗织许多罪名。不过，大好形势不是
一篇研究历史的文章破坏得了的，现在天下大治了，一些学者认为现
在是历史上最长最好的太平盛世了，这么好的太平盛世是决不会被一
篇历史的文章搞乱的。盛世修史，也符合中国历史的规矩。文革中被
杀的有许多孩子，有些还是婴儿，有些还是胎儿。他们被莫名其妙地
杀掉的时候，我似乎看到她们、他们被杀时恐惧、惊慌的眼睛，我的
文章，就算是响应鲁迅先生“救救孩子”所做的一次义工吧，就算是
我了解了青山绿水之间发生的血腥的故事后，给许多在杀人事件中死
亡的无辜的孩子的一次心灵的祭奠罢。

我写这个题目，经历着非常难过的心理感受。有一次，毛泽东回到湖
南故乡，他老人家看到那么令人鼓舞的大好形势，那么美丽的景象，
心里甜滋滋的。提笔写下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的美丽诗句。但是，我的感觉却与何清莲有点相仿，听着人们回忆当
年遍地杀人的惨象，只感到空气凝固起来了，也不敢大声呼吸，心头
十分沉重，仿佛自己的亲人也在受难。我好像身历其境，我的身边堆
满了尸体，大地上遍地是殷红的鲜血。有时候，我会想象着如果我或
我的亲人在那种生死的分界岭上将如何面对毒打和屠杀，如何捱过生
命的最后时光。写作时更加感到痛苦，一面写着，一面脑子里会浮起
湘江潇水中波浪相涌、死尸堆积的景象，浮现起山洞里一门老小被打
死被活埋的惨状。我经常写了一段，心里沉重得受不了，就放下了，
过一段时间再写。这样断断续续地写，老是不能完成，但心里的沉重
总是放不下来。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有时候，我想放弃，这个历史
的故事不管我的事，又觉得放弃不下。我已经了解了这么多，不有始
有终地完成，似乎是一种浪费，也似乎是一种失责。而丢不下的一个
更重要的原因，是想让那些冤魂早点安息，让历史中发生的那惨烈的
一幕，有个历史的交待。如果知道了不想写、不敢写，似乎是充当了
良知的逃兵。

美国有个华裔女青年张纯如，写过一本日本皇军怎样在南京进行大屠
杀的书，她详细地调查和记载了日本人在南京屠杀、强暴等鲜血淋漓
的罪行。写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场面，对她的心灵是个极大的伤害。
写这样的事，写的人是很痛苦的，但是，她又不得不写，不能不写。
写完后不久，她得了忧郁症，最后，她开枪自杀了，离开了她的丈
夫，她的孩子。写文革中道县等地的杀人事件，也是会损害人的心理
健康的，但是，历史又必须真实地记录下来。我不是张纯如，但是，
我能体会张纯如所感受到的那份痛苦和沉重，我从内心深处明白她为
什么在写了那本书后会患上了忧郁症。

还是回到主题上来吧。

　　　　　　　　　　　被杀冤魂何许人？

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美丽的潇湘地区发生了令人恐怖的大规模杀人事件。据文革后的
调查，主要是１９６７年全地区１０个县市都存在不同程度杀人事
件。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９０９３人，其中被杀
７６９６人，逼迫自杀１３９７人；另外，致伤致残２１４６人。

被杀者是些什么人呢？杀人对象主要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即地主，富
农，反革命，右派分子，坏分子，以及他们的子女亲属，有的还是他
们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等第三代。这些孩子，是“生在新社
会，长在红旗下。”还有的一些人甚至还在四类分子后代的娘肚子
里，还没有来得及看看伟大的新中国是什么模样。死亡人员按当时的
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３５７６人，四类分子子女４０５７人，贫
下中农１０４９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
人。其中未成年人８２６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７８岁，最小的
才１０天。可见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占了被杀者的８０％以上。还有约
１２％的被杀者是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

许多四类分子家庭是全家被杀。老柏村将地主家庭斩草除根，杀了
20多户人家，几十口人，许多家庭成了绝室。杀四类分子的子女，
是杀人怕这些人以后找机会报仇，让他们活着总是心病，因此，杀人
时一般老的小的一起杀，连幼儿也不放过。宁远县有三个村把地主全
家杀光。当年的潇湘两岸，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
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
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与宁远县禾亭镇老柏乡相邻的新田县十字镇，有家夏姓家庭，成份不
好。文革中有一天，有个邻居紧张地告诉他们，今晚要杀地主，全家
都杀，你们快跑吧。姓夏的地主儿子说，怎么跑呢，现在都戒严了
呢。邻居说，你们就是救一个儿子也是好的。后来他们一起商量把夏
家十岁的儿子藏在邻居家，并和邻居夫妇在一张床上睡觉。当天晚
上，夏家全家全部被杀掉，只有这个儿子侥幸活了下来。几天后，邻
居家将这个夏家的孩子利用赶集的机会送到株州孩子的叔叔家中抚
养。后来，叔叔将孩子养大。

禾亭镇老柏树村有个叫李明芝的人，他的三姐夫妇俩及她的4女１男
全家被杀。儿子未满周岁。被杀的原因是出身不好。杀是残杀，有的
被人用锄头敲死，有的被敲晕后埋入红薯窖中，杀了人之后，又派人
把李明芝的在外任教的丈夫叫回村子，对他说，你们全家在里边，你
也下去，随即把李的丈夫也打死了推入地窖。

当然，也有由于好心人的救助而侥幸留下后代的。有两个出生不好的
幼女就是这样逃出了性命。她们的父亲在一所中学当教务主任。出身
不好，但工作出色。因为在课堂上朗诵了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
冻死骨”的诗，而在文革中被人用麻袋装了扔进了河里。那一年他３
１岁。当时，也有人准备杀他的两个小女儿，当时一个女儿３岁，另
一个１岁。当时有好心的人说，这两个孩子又不是农村户口，又不占
村里的口粮，不杀了吧。杀人者也就放下了她俩。这两个孩子后来经
历了许多灾难，现在全都生活在永州，一个从事环保工作，一个从事
教育工作。因为当时杀的人很多，她们多次寻找亲人的尸体，但直到
现在还无法找到。

另一些被杀的人是与杀人者有着某种恩怨或厉害关系的人。这些人数
量不很多。在宝平公社寿雁镇排楼屋村有个女人张美娥，曾经偷过罗
国树的鸭子，被当场发现，她丢了面子。杀人风一起，她就说罗强奸
过她，罗国树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兵，也算是有点历史问题的。文革
中，张美娥的男人和儿子，砍掉了罗的双脚，为妻子出了气。罗国树
虽然当过兵，但不在要杀的名单中，张美娥见罗不在杀人者中，她就
拿了刀到罗家，没有找到。她到处找，最后在罗的侄女家找到了，罗
正在包扎砍断的双脚。罗向她求饶，说，他们已经砍了他的双脚，留
一条命给他吧。张不答应，连骂带砍，连砍了十几刀，杀了罗。

杀到后来，杀人越来越随意，有些人就莫明其妙地被杀。６７年９月
２日，乌家山民兵郭某等人捉住一个过路女青年，四个民兵强奸了
她，再用锄头把她打昏，丢入塘中。这个女青年过了一会竟醒来了，
这些人又用石头把她打死。这个女青年叫什么，住哪里，至今无人知
道。

总之，那些被杀的人，大都是一些被称为阶级敌人的人，以及他们的
儿子媳妇女儿女婿等下一代人，也包括他们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
等。有的地方杀人对象扩大为２１种人。元朝时蒙古人统治中国，将
中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等４种，它们等级不同，地位不
同。分得还比较粗疏。到了２０世纪，我们比起蒙古人来进了一大
步。我们将国人中可以加以任意杀戮、批斗的人分成了２１等，分得
是相当地细致和具体。这也许是人口分类学上的一种创造。国际人口
学界还从来没有这样的分类方法。

　　　　　　　　　　杀人者是些什么人？

那么，杀人的又是些什么人呢？

这几年，一切坏事都往造反派头上推，武斗的是造反派，抄家的是造
反派，斗老干部的是造反派，杀人的自然也是造反派。其实，这是不
符合文革的历史事实的，也是不符合文革中国社会现实的可能性的。

第一，文化革命运动初起的时间是１９６６年夏天，当时，风起云涌
于全国的破四旧、打人、抄家的时候，还是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领导
着文化革命运动呢？那时节，毛泽东在南方的某个地方。当时许多学
校里按照刘邓的指示还派着工作组，党委领导着文革运动，高校中的
斗鬼风（斗争大学教授、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都是党委领
导们为了表示革命、转移方向、保护自己而暗中操纵的。那时节，押
根儿还没有什么造反派，全国还没有党团之外的任何组织。因此，在
运动初期不可能是造反派杀人。

第二，在运动的中期，也不可能是造反派杀人。这是因为，许多地区
的造反派（被当权派压抑的一些群众组织）几乎从来就没有掌过权，
他们长期处于受压制的地位，一直处于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
的阴影中，他们没有杀人的那种本意。因为被杀的人都是解放后的各
种贱民，而造反派中的许多人，也是各种原因长期受到压制的人。从
社会地位而言，他们与被杀的那些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贱民是同一类型
或者是同一档次的。同病相怜，物伤其类，他们没有对这些地富反坏
右及其子女的刻骨仇恨。他们只会从自身的受压抑的经历中同情那些
被无辜杀死的人们。从心理学上分析，他们不可能杀死与自己处境相
似的无任何利害冲突的那些人。

第三，杀人是需要社会能量的，需要社会支持。我们在了解杀人过程
中可以看到，武装部的领导、支部书记、公社领导，他们掌握着多少
年来形成的组织系统，他们的手下有一伙基干民兵，有基层党组织，
可以听从他们的发号施令，他们一鼓动，下面就会马上行动起来。造
反派组织是没有这个能量的。而即使在上海一月风暴后，有些地区的
造反派也结合进了革命委员会，他们也只是处于点缀装饰的地位，当
时的三结合是，革命老干部，解放军支左代表，群众组织的代表。群
众组织的代表只是三结合的一部分。并且不是主要的部分。而群众组
织又包括着两派曾经对立、后来又实行了大联合的组织。在农村，还
包括着贫下中农的组织。真正的造反派组织在革命委员会中是少而又
少的。他们根本不掌握权力。而且，从１９６８年开始，全国开始了
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运动的重要目标是清除造反派中的被认为是有
各种问题的人。经过这次大清理，几乎所有的造反派中的积极分子，
都被整，被清除。此后的一打三反运动，清查５１６运动，其目标都
是对着造反派的。造反派从来就没有真正掌过权。退一万步说，他们
即使真有大杀四类分子及其后代的本意，也不可能发起那样大规模的
杀人运动。因此，有的研究者认为，是造反派制造了潇湘之滨的杀人
事件，这是臆测之言，或者是为了掩盖杀人者真实面目的别有用心的
慌言。

这个问题搞清楚有点意义。因为只有搞清历史真相，才有可能学会吸
取一点教训。宋永毅在《文革大屠杀》（开放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认
为，考察文革中的施暴主体主要有下列几类：红卫兵，部分军队官
兵，武装民兵，某些党团骨干。他的分析是符合文革实际情况的。红
卫兵杀人主要在文革初期，部分官兵的杀人主要是在介入支左过程中
发生的，主要发生于１９６７年。如青海１９６７年春天的赵永夫杀
人事件。从潇湘河畔零陵地区的一些杀人情况来看，指挥杀人、批准
杀人和动手杀人的，是一些长期接受左的思想影响的、获得一定利益
的基层干部、基干民兵、贫协头头等。一些公社、武装部的干部也推
动、支持、甚至指挥、策划了杀人运动。

第一，最早的杀人机构是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发起成立这个组织
的是公社的某派的头头。这一派是比较保守的一派，主要成员是村党
支部的某些成员，贫协主席，民兵连长，治保主任等。具体杀人的，
是村里的基干民兵，贫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道县第一次杀掉的是地
主分子陈世碧，杀他的是治保主任。领导杀人后向公社报喜的是江华
县界牌公社文革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第二，根据文革后的清查，查明有一个区的区长曾向这个区的武装部
长兼《红联》司令的何某某指示，每个村要杀几个罪大恶极、调皮捣
蛋的四类分子。可见，这个区的负责人，这个区的武装部长，都是杀
人事件的直接指挥者、策划者和执行者。一些民兵营长、连长也常常
是直接的杀人者。例如，晨启公社有个民兵营长杀死了一个叫唐格燕
的女子，并且还强奸了她，并杀死了唐的全家共６人，（一个奶奶，
唐的弟弟，妹妹和父亲、母亲。）并且是用炸药将一家炸死的。

第三，河滩大队的文革主任兼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将２１个四类分
子子女押到洞口，让手下人杀死后或打昏后丢下洞去，有一个叫何远
有的地富子弟，跪下求情说，何主任，不要杀我，我没有享过一天
福，我有一点钱准备结婚的，全部送给你，你救我一命，以后我一辈
子伺候你。何主任也许是想，已经杀了他一家，留着他总是一个可怕
的仇人，也就杀了他。这个何主任，也是基层干部。又有一次，某些
杀人者杀了四类分子子女，又准备杀老人，因为觉得他们要吃饭，留
着是个负担；又打算杀小孩，是因为怕他们将来长大了报仇。最后请
示区委负责人叶成虎，叶成虎说，全部杀掉，何兴盛就执行了，将３
１个待杀对象赶上木船，每人吊一块石头溺死。最老的７４岁，最小
的５６天。

第四，即使到了６７年８月２９日，上头已经下达了紧急制止杀人的
电报后，某公社党委副书记斐某某传达４７７军制止杀人的电报时，
党委书记胡某某还在会上表扬了杀人比较多的几个大队。东风大队胜
利大队杀人较少较晚的大队感到不服气，吃亏了，回去后抓紧布置杀
人，又抓紧补杀了１５人，算是补课。这些参加会议的和布置杀人
的，都是基层干部。４７军发电制止杀人后，林铺区公安助理员蒋某
某打电话给区长，说，看情况马上要刹车了，以后动手就没有这么方
便了，形势要求我们抓紧点。袁区长听后调集民兵，３天内抓紧杀了
５６０人。这些赶在制止杀人的电报传达之前抓紧布置和实施杀人的
人，都是有一定权力和干部。

第五，相当数量的民兵成了直接的杀人者。有个叫何进分的一家四类
分子五口全部被杀。只剩下儿媳何水英。因为快要临产，回到了水南
大队娘家，全家被杀时她没有在场，侥幸躲过了一劫。但是，夫家所
在的村里派出民兵让她回去，前来拘押她的民兵说，“村里有点事，
让你回去，”问什么事，来人说“回去了就知道了。”水英娘向他们
求情，还做了菜招待这两个民兵吃饭。这还不算，还跪下叩头，说求
求你们积点阴德，水英要生（孩子）了，不要绑她了。两个汉子有滋
有味地吃了饭，但阶级立场依然很坚定，没有半点温情，用绳子套上
水英的颈子，牵扯着她走。8月天热，水英又临产，突着个大肚子，
走得很慢。两个民兵商量说，牵回去也是杀，半路上也是杀，还不如
在路上杀了爽快。他们就准备杀水英，水英看出了杀机，求情说，
“两位伯伯，我再过几天就要生了，要杀，也等我生了再杀，这也是
一条生命啊。”两个民兵不同意，用钢钎插进了水英的后腰。胎儿从
肚子里流出，掉在地上，扭动着。水英肠子流出，抽搐着，手插进了
黄土地。这两个人见她没有死，再次用马刀扎进她的双乳之间。然
后，两人坐下来，把水英的小包袱打开，里面有十个粑粑，两人就平
均分了，一人五个，就回去交差了。（胡安凌著，《潇水东来》，中
国戏剧出版社出版，2006年10月）

６９５０部队派出队伍制止杀人，也面临着基层干部的强大的阻力。
制止杀人的宣传队来到农村，基层干部和民兵们还手持大刀、长矛、
鸟铳等围攻，骂他们是刘少奇的部队，为地富反坏效劳。当时左的思
潮甚嚣尘上，杀人成了革命的表现。而自以为革命的，正是这些在农
村有着一定的权力和利益的干部。

可见，杀人者主要是原来掌权的一些干部。

　　　　　　　　　杀人者如何杀人？

杀人是怎么杀的呢？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子问题，一个是杀人的过程是怎样的？第
二是杀人是用什么手法杀的？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杀人的过程前期和后期是不同的。刚开始时，杀
人虽然很残暴，但是，还有一定的程序。杀人是由贫下中农最高人民
法院审判和宣判后杀的。虽然，几个贫下中农是没有资格成立最高人
民法院的，更没有宣判可以杀人的权力。但是，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
院居然也成立起来了，杀人的审判和判决也真实地进行了，杀人也真
的杀了。在那个年代，极左的人们还可以称之为是“新生事物”。

成立贫下中家最高人民法院的设想，是道县清塘区的由基层干部组成
的一派（当时称为保守派）的某个头头提出来的。他说，现在政法部
门瘫痪了，真正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后干掉他，事先
不用请示，事后也不用报告。如果内部有叛徒，不管他是脱产干部，
不管是带手表的，穿可可鞋的，在那里发现，就在那里搞掉。这次会
议结束后，在清塘等公社的5个大队在３天内就杀了13人。

第一个挂牌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是道县柑子园公社，这个文革的
“新生事物”成立于1967年8月23中午。院长是村里的贫协副主席
某人。这一天，红卫大队的治保主任报告说，地主陈世碧要搞暴动，
（当时的地主都被斗被打，一个个吓得说话哆嗦，说要暴动是故意夸
大其词，为杀人进行舆论准备）于是带了30多个民兵去捉拿这个地
主。陈世碧正在地里劳动，完全蒙在鼓里。贫下中农们神勇得很，一
鼓作气，就将陈全家6人全部拿下。经过这个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
判决死刑。这几个贫下中农也过了几回充当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角色
的瘾，还真的判处了十几个死刑。今天的人们听起来，还以为他们是
像孩子一样过玩家家的游戏。当年却是说话算数的，他们判决某四类
分子死刑，这一家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就死定了。这个权力无比的贫下
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共开庭审判了13人，处死了8人。在中外法制史
上，这个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也算是名垂史册了。研究中国法制史
的学者们，不要忘记中国存在过这种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他们判
处和执行死刑来，其威风凛凛的样子，一点也不亚于当年德国的冲锋
队。

判决以后，自然就是执行了。杀人地点或在村里，或者在窑厂边，或
在红薯地窖边。杀了人以后，因为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次
伟大胜利，还得敲锣打鼓地向上级报喜。江华县界牌公社党支部书记
刘某人在杀人之后，带了一群杀人者和杀人者敲锣打鼓地向公社
党委报喜，报喜的内容是他们昨晚如何杀了6人，从而有力地“捍卫
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表
示决心继续“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杀人以后，还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杀人现场经验交流
会”。1967年8月22日和24日，为了扩大杀人的战果，各村的大
队支部讨论各大队有没有要杀的四类分子。如果有需要杀人的大队，
上报计划中准备杀的人的姓名。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废除了死刑，有的
国家杀一个人要横讨论竖讨论，中国古代杀个人还要等秋后处决。现
在，贫下中家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大大地提高了杀人效率，从捉
人、审判到杀人，只要一个晚上。不少人批评中国人办事效率低下，
要办一件事要盖多少公章，要等多少时间，其实，我们也有高效率高
速度的时候，比如说，那年头潇湘之滨的杀人效率，并不比苏联或者
德国人差多少。

当然，也有领导下派杀人指标的。道县蚣坝地区一个区负责人坐镇兴
桥，下令民兵封锁渡口，严查行人，不准放走一个阶级敌人。并指示
各大队选一二个罪大恶极、调皮并捣蛋的四类分子杀掉。

总之，初期杀人虽然无理、无法，但却是有序的，要经过非法成立的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当然，它的死刑判处的权力是违法
的，他执行死刑的权力也是违法的。但在稍后时期，杀人掀起了高
潮，这个最高法院也就冷落在一边了，常常不用审判就可以杀，常常
是村里的党支部或者有权力的几个人提出今晚杀谁，就有民兵前去杀
人了。

接着讨论第二个问题，用什么手法杀人。中国是个传统文化非常深厚
的国家。杀人的传统文化也非常发达。古代中国人发明的杀人手法很
多，秦始皇时代，中国就有了杀头，腰斩，剐刑，活埋，油锅，灭
族，株连九族，等等杀人的办法，不一而足。而且，从“科学的角
度”而言，杀得非常科学。例如，腰斩要将犯人一刀两断，然后将被
杀者的上半身身体竖在生漆上。也许是生漆将血管封堵的缘故，被杀
者不会马上死亡，此时被杀者还有知觉。这样做是要让他充分地感受
撕心裂肺般的痛苦。据说清朝有个人被腰斩的过程中，在忍受惨痛之
余，用手指蘸了生漆在地上写了惨，惨，惨，惨，惨几个大字。此事
后来被报告给了下令杀他的皇帝，这个皇帝内心深处似乎也动了点恻
隐之心，下令废除了腰斩。中国人喜欢骂人骂“杀千刀”，骂“千刀
万剐，”这其实也是有根有据的。剐刑就是要用锋利的蚌壳一刀一刀
地割，直到让被杀者忍受了千刀的痛苦后再死去。中国历史上有两个
英雄忍受了剐刑之苦，一个是石达开。他在大渡河畔兵败，表示愿意
放弃抵抗以换取手下几千弟兄的生命。结果，放下武器的太平军全部
被杀，石达开受剐刑而死。另一个是爱国英雄袁崇焕在清兵入侵北京
时飞骑南下，解了北京之围，但结果以叛国罪处以剐刑。而且，伟大
的崇桢皇帝下令，一般剐刑要剐１０００刀，剐袁崇焕要剐１２００
刀，开创了吉尼斯杀人的最高记录。崇桢皇帝不仅以吊死煤山而名垂
青史，而且以千刀残杀边关爱国忠臣而永载史册。中国古代杀人的这
些经验和手法，被他的后世子孙们充分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华先人杀
人才华和宝贵经验，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充分表现
的机会。

潇湘之滨文革杀人的手法是多样的，有传统的杀人方法，也有比较现
代化的杀人方法。让我们细细分析。

有的是刀杀。蚣坝区主要负责人１９67年8月召开宣判大会，将杨
贵清五花大绑匪后送到公安局，押送到上关河边时，民兵杨某某按照
领导指示，在背后用马刀砍杀了杨贵清。

有的是活埋。有个叫旺狗的人当年是个青年，当时村里有2家地主，
决定活埋。旺狗等民兵捆了后拖到离村子一里外的土窑边。把他们丢
进窑里后，再挖土活埋，一边埋土，还一边点燃稻草。有个一岁半的
男孩，也扔进窑里活埋了。这些人也许有的活埋而死，有的被浓烟窒
息而死。

有的是用锄头打死的。有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和她的小弟弟，父母都被
杀了，旺狗等民兵还不肯罢休，还想把革命进行到底，这几个身强力
壮的革命者逼她背着弟弟走到窑边，小女孩见了害怕，知道他们要杀
她们，不肯走，旺狗等人就拖她们到窑边。治保主任欧某某抡过她背
上的弟弟就扔到窑里，小女孩哭了起来，喊着妈妈，旺狗就一锄头把
她打了下去，小女孩开头还在窑洞里哭，恳求不要埋她。但这些革命
意志非常坚定的、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同志你一铲我一铲地埋土，活埋
了这个小女孩。其实，那一锄头已经是致命的了。当一群身强力壮的
男子汉们用锄头打死这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和她的小弟弟时，这体现了
中华民族怎样一种伟大的精神啊！他们一定是牢记了伟大领袖“宜将
剩勇追穷寇，不可估名学霸王”的伟大教导的。

有是火烧的。有个叫欧阳武仁的姑娘，她的娘被押到另一个窑边，她
牵扯着娘的衣角边哭着，也被押来了。本来只打算杀她的娘和她20
岁的哥哥，几个杀人者临时决定说，干脆都杀了。她的娘和哥哥被杀
在一个窑里，她的父亲被杀死在另一个窑里。有个叫欧阳庆炎的民兵
就用柴刀把她砍了下去。并用火点了稻草投入窑中，有人在窑洞里咳
嗽，有个老师则在窑洞里喊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
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定会报。”那边窑里的姑娘喊着，“不要烧
了，快点埋。”因为烧得太痛苦，她想早一点死去。

有的是用石头打死的。上面那个小女孩的哥哥在求生欲望的趋动下，
上面每埋一层土，他就钻出土外，最后被上面的人用石头打死。再用
泥土埋了，然后踩紧泥土。

杀人者还发明了种种新花样：割乳房、挖舌头、将一家人用铁丝串起
来活活丢到河里。最残忍的是将煮饭用的铁锅烧红后罩到被害者头
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
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这种尸体
曾经被捞上来过，其面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但当时邵阳市的围观
者无人知道是这种杀人者发明出来的“铁板烧”酷刑所致。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杀人办法，如枪杀，捆绑后推入河中淹死，用钢
钎插入身体，等等。现在湖南永州市环境检测站的李某某的父亲，就
是被装入麻袋掷进河里淹死的。还有不少场合，同时使用了几种杀人
方法。

据有些学者研究，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１４，０００多人。杀
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１０种：

１、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

２、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

３、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

４、炸死（又称“坐土飞机”）。

５、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

６、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

７、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８、绳勒（含勒死和吊死）。

９、火烧（含熏死）。

１０、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简单地说，杀人运动初起之时，还有一个程序，还成立了由支部书记
贫协主席民兵连长等人组成的所谓人民法院来决定，后来则简化了一
切手续，谁想到要杀某人，没有人作声，就算讨论通过了，就可以杀
了。许多孩子就是在杀了他们的父母后临时决定也杀掉的。杀人方法
多种多样，每一种方法都十分残忍。当我们的后世子孙看到当年的杀
人事件时，一定会惊奇于这一代的基层干部和若干民兵们的武艺高强
和超人胆略。今天名闻中外的作家金庸写过不少武林高人，他们中有
哪一个英雄比潇湘杀人者们更英勇？

　　　　　　　　　　　群众在杀人运动中

群众在杀人事件中表现如何呢？

中国的国民喜欢看热闹。在国人的眼中，看杀人是最令他们兴奋的事
情，自然是非看不可的。当年，鲁迅写到，他在仙台读书时看电影，
电影中放映的是有个中国人为俄国人当奸细，被日本人抓住杀头。杀
头的时候，当地老百姓高兴地围着刑场看着。而看着这些画面的中国
留学生们也睁大着眼睛看着，看到杀了头，竟欢呼了起来。此事对鲁
迅刺激很大，他觉得国民身强力壮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个健康的灵
魂。他因此弃医学文。他后来创作了一篇小说药，写到革命者夏瑜杀
头的时候，大家同样看着热闹，华老栓还向刽子手买了一个人血馒
头。杀人之后，大家聚在茶馆里兴奋地议论着。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在道县杀人事件中，中国的国民进步了多少呢？
国民性改变了多少呢？

变化也许有一些，但是，并不明显。看杀人场面的热情不减当年。喜
欢看热闹，喜欢看别人的痛苦，特别是喜欢看别人杀头，这是我们伟
大的国粹啊！这个光荣的历史传统传了一代又一代，终于传到了文革
那一代。

据宋永毅《文革大屠杀》一书写到道县杀人事件中民众当时的反映时
写道，有的说，“好多年没有看到这样的场面了，怎么不去呢？”有
的说，“去得迟了，又要站在背后，就看不清楚了。”有的说，“上
次的刀不快，砍了好几刀才把脑壳剁下来，这回把刀磨快一点。”有
一次杀人事件，地点选在龙江桥的空坪上，这一次聚集了３０００多
人，几十个四类分子跪在地下，低着头，排成一线。这３０００个人
中，有些是积极分子，他们自然是积极参加的，但相当多的是普通群
众，他们是种地的，打工的，过着艰难的生活，这天也兴匆匆地赶来
看杀人场面，特地赶来看热闹的。

1967年7月初9傍晚，道县蚣坝公社召开斗争会，将村里的地富反
坏分子与干部们认为要斗争的人关押在一个教室里。斗争会开始后，
将抓来的人一个个暴打一番。打得在地上直叫喊打滚。暴打完后，支
部书记高呼一声，对这些要算变天账、要搞反革命暴动的地富反坏分
子怎么办，群众们附合着说：“枪毙。”接着，支部书记宣布，根据
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现判处何歧礼、周白山、周桂珍等
19人死刑。立即执行。宣布完后，有的群众回家了，还有不少的人
跟了去看死刑的执行。有的打着火把，有的拿着手电，有的举着马
灯。虽然山路不好走，他们还是不怕艰辛地走着夜路，去观看了这难
得的场面。

如果鲁迅活着，如果鲁迅看到这个场面，他老人家也许会灵感勃发，
创作一部新的好小说来。可惜，他走得早，没有机会亲眼看到或听到
又一幕比杀夏瑜更伟大、更精彩的场面。这实在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巨
大损失。相比之下，清朝人杀个把夏瑜简直算不得什么，那只是杀一
个女革命者。杀她，连审她的人还同情她、敬佩她呢？那个杀人场面
那有我们文革中成百上千地杀人那么壮观啊！那有我们用刀用枪用锄
头用石头用炸药那样丰富多彩啊！又那有用刀刺进四类分子的怀孕的
儿媳妇那样惊心动魄啊！后世的人们啊，不要只知道党卫军杀犹太
人，不要只知道日本人杀中国人，千万不要忘记，中国的革命者杀起
阶级敌人来，杀得也是气吞山河的啊！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千万不
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也仿冒他的名言一下，“千万不要忘记杀人事
件”。从杀人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文革，什么是中国的国民
性，什么是极权主义的罪恶。党中央后来在１１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彻
底否定文革，真是十分正确，非常英明。

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悠久的传统，那就是喜欢看杀人。古代杀人也就
是杀头，或者是用更残酷的手段将人处死。看杀人也就是看杀头，就
是看别人死时的痛苦和残酷。也许，许多中国人觉得，看着死刑犯的
头从身上一刀砍下来，心里觉得很爽很酷。爱国英雄袁崇焕在北京被
处剐刑的时候，一大群北京人围着看，不少北京人还抛一两银子买剐
下的袁崇焕的肉吃，更有人买下一根袁崇焕的骨头敲里面的骨髓吃。
他们以此表示对卖国者的痛恨，而他们不知道，恰恰是袁崇焕千里奔
驰保卫了北京。清朝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的时候，一大群看客围着，
听谭嗣同高呼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看
客们看得津津有味。直到六君子的头都砍下滚落在地上，他们才恋恋
不舍地散去。阿Ｑ被杀头的时候，看客们也跟着他走了好长一段路，
聚精会神地听他唱“我手执钢刀将你砍”，听着他叫“二十年后又是
一条好汉”，一个个觉得很过瘾。杀夏瑜的时候，夏老栓还化银子买
了人血馒头，一群看客还自觉地聚集在茶馆店里对杀人观感进行了热
烈的讨论。时至改革开放，这个光荣的传统还被不少中国人继承着。
某地一个孩子落水了，一群人围着看；某地一个绝望的人爬到高楼顶
上要自杀，一群人忘记了上班或买菜，一个个伸长了头颈看着。高楼
上的绝望者在生死的边缘徘徊了很长时间而没有跳，使伸长着头的看
客们很失望，很愤怒，责问他要死为什么拖拖拉拉，那么不爽气，害
得他们浪费了许多时间。我们中华民族对别人的死抱着多么浓厚的兴
趣啊！他们似乎不会想到如果我遇到了如此景遇会怎样。潇湘两岸文
革时代杀人时的一群群热闹的看客，只是这个历史传统继承者中的一
部分而已。

这种传统常常被统治者们所利用，或者是他们所喜欢的。他们常常把
杀人当作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杀人时候，故意地要将被杀人游街示
众，还敲锣打鼓地吸引人们前来观看。这里有丰富的内容。最直接的
功能就是杀鸡儆猴。无非是说，你们看着，这就是想造反的下场，谁
要想造反，谁就会落得与他们一样的下场。

当然，我们批评群众中落后的国民性，这也只是相当一部分国民。也
有一些国民是抱着同情被杀者、反感杀人者的健康的感情。在那个时
代，如果流露出这样的情感，说不定也会被杀掉。因此，他们的真实
感情是掩藏着的。在那个时代，连人的感情也被强奸了。也有一些群
众，默默地保护着被杀者的后代。不过，无用讳言，也有相当部分的
群众，却是有滋有味地看着杀人的现场。造成这各国民性的因素，既
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时代的因素。我担心，再过若干年，如果我们民
族又遇到什么内忧外患，我们的某些国民会不会再一次充当热心的看
客？我的结论是，会的。改造国民性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事情。

　　　　　　　　　　丑恶人性的展览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在那个无法无天的时间里，在那个杀人就如风吹
帽的特殊的背景下，中国人的人性的丑陋表现得如此充分，潇湘两岸
充满了丑恶人性的故事，简直成了一个丑恶人性的展览。

周桂珍事件，为赖债而杀全家。周桂珍30多岁，长得比较丰润白
晰，文革前，大队支部书记蒋某三番二次来纠缠，有一次丈夫不在
家，欲行强奸，幸好周的儿子回家，蒋悻悻而去。后来，支部书记又
得知周家有一笔安家费，就向周借钱，说是盖房子，等年底归还。周
家不敢不借，借了他120元钱，但不归还，周与丈夫也不敢去要。
1967年平7月初9，村里的民兵排长带了20多人来包围周家，抓走
了丈夫蒋镇。周桂珍说，我家不是地富，为什么要抓走我男人。晚上
周带了孩子睡了，民兵又把周桂珍绑了去。支部书记又让民兵将三个
小孩抓了去。支书还说蒋镇不老实，让人扎紧点。押了19个所谓的
地富反坏分子和蒋老师这样的人到洞口执行死刑。到一个天然岩洞。
群众乱烘烘地叫着嚷着，好像赶来看戏，一点也没有杀人的恐惧或无
辜者被杀的愤怒和同情。

第一个被杀的是一个老中医，他要求死前喝一口水，一个民兵对他
说，要死的人还喝什么水，拿起锄头打得他脑袋开了花，栽进了洞
里。周桂珍的丈夫看了妻子一眼，知道自己活不成了，担心她和孩子
气，也被一锄头打落在坑里。周桂珍是第7个被杀的。三个孩子大声
哭着喊妈。过了好久她在洞中醒了。听到小孩的哭声，是自己的孩
子。她发现三个孩子都在坑里，满坑是死人。三个孩子的被杀是“计
划外杀人”，不是计划里的。杀了19人之后，有人请示支部书记要
不要杀这些孩子，支部书记说，留下来要队里负担，丢进去算了。民
兵就将孩子扔进了死人坑。坑里的丈夫没有死，孩子们渴得不行，实
在没有办法，就给他们喝尿。第三天后，饿晕了，渐渐没有了声音。
第三天，丈夫死了，他身上的铁丝没有解开，因为扎得太紧，她无力
解开。三个孩子一个个死了，到了第三天，周桂珍还活着，老天下了
一场雨。洞外的泥浆水冲进洞里。她靠泥浆水维持着奄奄一息的生
命。第10天，几个放牛的孩子听到洞里的哭声，回家说洞里有鬼，
此时，解放军已经出面阻止杀人，村里的人到岩洞里救出了周桂珍。

周桂珍全家的被杀（周本人侥幸未死）主要的原因是为了那１２０元
钱，杀了周家夫妇，那欠债就可以不还了。

蒋茹艳事件：为嫉妒而杀人。蒋茹艳是审章塘公社的人，富农出身，
人长得漂亮。与村里的蒋家进恋爱，蒋家进是大学生，在湖南矿冶学
院读书，地主出身。因为出身不好，不能参加红卫兵，就回到家乡。
村里的一些贫下农出身的青年心生妒嫉，说，我们贫下中农的人没有
上大学，他一个地主狗崽子倒上大学，又有漂亮女朋友。杀人风起，
家进的父亲感到大难临头，有一天杀了家里的鸭，让全家吃了一顿
饭，说，今夜全家吃个团圆饭，以后的日子谁也说不上。家进对女友
说，村里不会放过我家，但可能放过你，你还是快跑吧，送了他一个
笔记本和一支钢笔。茹艳逃到了山上，夜里听到村里鸡飞狗叫，天亮
时，她悄悄摸下山来想看看男友是否还在。到了河滩边，看到家进的
父母被杀了，家进也被杀了头，头砍了下来，河水也染得红红的。她
昏昏沉沉地又逃到山上，村边有人在搜查，太阳下山后，他想逃到大
山里的表姑家去，下山时被巡路的民兵捉住，搜出日记本，证明她出
身富农，就打电话给审章塘公社邀功，说是捉到了漏网的富农子女，
还记了变天账。下午，4个民兵来提她去，打了她一顿，说是看你还
记不记变天账。她的手被捆得坏死，到了潇水边，她跪在地上哀求
说，各位叔叔伯伯，求你们松松绑，实在受不了了，如果要杀，就在
这里杀了算了。有一个民兵上前撕开了她的上衣，露出了她的乳房，
几个男人来了精神，揉着她的乳房，姑娘对自己的结局绝望了，跳进
了潇水。

女民兵事件：有个女青年出身贫农，父母双亡，是个孤儿。婶娘看她
可怜，养大了她。但婶娘成份是地主。婶娘也就成了地主婆。杀人风
起，大队研究杀人名单，有人说，这个婶娘帮助咱贫下中农养大了一
个孩子，不杀了吧？支部会讨论决定特殊情况殇对待，决定不杀。但
是，杀人时，这个女民兵却自己主动地绑了婶娘押到杀人现场。贫协
主席说，不是讲好的吗，你婶娘特殊处理了，不杀。但是女民兵却
说，她是阶级敌人。最后，婶娘还心存一点希望，求侄女放过她。对
她说，这些年来，我什么地方欠过你没有。姑娘却说，她要革命，手
起刀落，将婶娘的脑袋砍了下来。婶娘的头落在地上，但眼睛却依然
圆睁着，直楞楞地看着那个要革命的侄女，看得她身上起了鸡皮疙
瘩。那是个疯狂年代，人性也变得疯狂起来。后来，这个姑娘远离了
家乡。我不知道她“革命”革得怎样？我也许会入党，也许会提干，
但是，她一定不会幸福，一定会早死。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的恩人，
她的心灵一定处于永远的煎熬之中。

赤裸游斗事件：在杨家公社，有一家5口被活活杀死。在被杀前先打
了一顿，打得半死。女人的裤带被扯断了，裤子掉到脚跟，赤裸着下
身。她被绑着，要求放一下绑，把裤子束好，但是，押她游街的人哈
哈大笑，不同意，还故意押她在村里游了一圈，让村里人全都来看她
的裸体，然后再把她杀掉。她全家5人全部被杀。

一群民兵的奸杀：某大队的一群民兵杀死了一家地主的全家，只留下
两个女儿，一个17岁，一个19岁。这两个女子先被支部书记和民兵
营长两个轮奸了，再让民兵们轮奸。轮奸完后，这些阶级斗争的积极
分子讨论起这两个女子如何办，决定先将２个女孩剥光了锁在屋里。
此时，有民兵乘机溜进屋轮奸。看来这两个地主女儿正在在腐蚀着革
命队伍。为了不使民兵们坚定的阶级立场受到影响，也为了避免这些
地主阶级的漂亮女儿影响革除阵营的团结，民兵营长和支部书记在再
次轮奸后，民兵营长和支部书记用刺刀捅进了这个女子的下身。

侄儿杀舅：白田村的竹明老头是被自己的亲侄儿杀死的。侄儿是为了
得到他的房子。杀人风刮起的时候，侄儿和另两个人一起商量杀人，
商量的结果是，打第一锄头的得房子，打第二锄头的得大床，打第三
锄头的分到锅盆。

为鹅杀人。大岭村的欧阳仁家有5只大鹅。有一个晚上，几个杀人者
执行任务，杀得兴起，想起欧阳仁家有鹅，何不杀来吃了，就补杀了
他一家三人。然后杀鹅，饱吃了一顿感。天亮了，又分了他家的几担
谷子。

残杀幼儿：有人抓了一个一岁多的地富家庭的小孩，手脚分别捆在两
扇大门的两边，然后用脚从外面破门而入，大门打开了，孩子被撕成
两半，血水、肠子流了一地，她的母亲看着孩子被杀，昏了过去。一
群杀了孩子的民兵们就把她轮奸了。

活剐杀人：有一次，民兵们捉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壮年男子，把他衣服
脱光了绑在柱子上，然后用小刀活剐。一刀一刀地割除，慢慢腾腾地
割，男子惨叫着，求饶着，喊他们割他的喉咙，让早点死。这些民兵
们笑着叫着，偏慢慢割，一边割，一边数着刀数，从肉多的地方割
起。他们发现，割到第38刀，这个人才断气。

这些人，在另外的场合，也许会读着毛主席的小红书，也许会庄严地
宣过誓，也许在学校受过老师的表扬。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变得如此
地残忍、如此地兽性呢？

　　　　　　　　　杀人者的心理分析

人们会问，当年这些杀人的人是出于什么心理才那么勇敢地杀人的
呢？

杀人是需要勇气的。不是随便什么人就有勇气杀人的。更不是随便什
么人有勇气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人的。至于杀那些无辜的幼儿，杀那
些被自己摧残过的女性，那确实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只要经过长期
的革命的薰陶和洗礼，只有经过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哺育，才会
产生那么深的阶级仇恨，才会有那么强烈的革命意志，才会那么英勇
无畏地去残杀自己的同胞。读者要理解，比起日本皇军残杀中国人
来，这些革命战士残杀的是自己村上的同胞啊，他们可是平时抬头不
见低头见的乡亲啊！

这个问题后来渐渐有了答案。

第一种是仇恨心理，这主要是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这咱仇恨是长期将
四类分子妖魔化的结果，是长期阶级教育的结果。

80年代，清理当年的杀人事件时，清查者问过当年的杀人者，“你
当年为什么要杀人？那些老人小孩与你可是无冤无仇，为什么下得了
手？他的回答是，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清查者问，“但
是，他们的子女并没有剥削过你们啊，”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他们
迟早要复辟的，毛主席讲的那会错。多少年来，反反复复地宣传四类
分子是阶级敌人，它们已经成了一种符号，成了一种民众的潜意识。
一提起他们，马上想到复辟，想到变天帐，想到还乡团，想到反攻倒
算。当年，作者所接受的教育和宣传是：一旦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就
会改变颜色，千百万人头就会落地。在这种反反复复的宣传之下，对
四类分子产生了一种无缘无故的仇恨。在一定的条件，对他们斗争、
杀害，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对另一个群众组织湘江风雷的仇恨心理，也是诱发杀人的一个重要原
因。有个叫钟佩英的女子，有人报告说她参加了湘江风雷这个组织。
这个组织主要是运动初期受到压制的一些群众组成的组织。由支部书
记、贫协主席等基层干部组成的另一个组织是互相对立的组织“红
联”。钟佩英是否真的参加了，现在无法证实。就是参加了，也是合
法的，允许的。那时候，四类分子这外，谁都可以参加群众组织。她
也是革命群众。她只是因为去了一次县城没有请假，就被当成参加了
湘江风雷了，村里的干部们决定杀害她。杀她之前，干部们先开会研
究了一次，认为敌人已经在磨刀了，他们也要磨刀。于是开了一个批
斗会，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佩英答道：
“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
由己，道路可选择……”干部们不由分说，一阵棍棒打死。杀掉钟佩
英之后，又想到了一个事先没有想到的问题：她的两个孩子还在，知
道了肯定要给母亲报仇的。怎么得了？有人提议：“乾脆一起搞掉算
了。”于是，一呼百应地涌到钟佩英家，把她两个已经上床睡了的儿
子，拖起来，分别拉到山上，一顿锄头扁担，活活将两条年轻的性命
结束。杀了三人后，辛苦了一夜的人们又集中到钟佩英家，将钟家喂
的几只鸡鸭全部杀掉，做了一锅香喷喷的鸡鸭，又打来一些烧酒。最
后，酒也干了，锅里只剩下一点汤汁，此时一声鸡鸣，大家才回家休
息。

第二，是一种盲从心理。所有杀人的依据都是听来的，是看到别的公
社、大队杀，所以也杀。杀人的理由是听别人说的。连大规模的杀人
也会盲从，是因为农村一些基层干部文化水平很低，文盲半文盲众
多，思想保守，信息封闭造成的。也是长期的愚民教育的结果。

清查时，审查者问当年的杀人者：“你们为什么要杀人？”

答：“别的大队个个都在杀，我们也就杀了。”

问：“他们大队为什么要杀，你晓得么？”

答：“他们讲，地主要杀贫下中农了。”

问：“你们大队的地富杀贫下中农没有？”

答：“没有看到杀，他们想杀。”

问：“你怎么晓得他们想杀贫下中农了？”

答：“是听支书讲的。”

问：“他们有行动吗，是串通了开密谋会，还是准备了凶器。”

答：“他们写了反标。（指反动标语）

问：“写了什么反标？”

答：“是一首诗。”

问：“诗，写在墙上还是写在那里？你看到吗？”

答：“我没看到，是听支书讲的。”

问：“支书怎么讲？”

答：“他讲他那天早晨去村外头去散步，看到村里的地主分子欧阳志
在捡狗屎，田埂路上有一张反动标语。”

问：“传单上印了什么？”

答：“是写的，写在学生的作业本上。”

问：“写的是什么？”

答：“写的是‘滥荡滥荡在江南，七月十三过大难。’还有什么我记
不清了，反正在全村就传开了。讲地主们要暴动了，贫下中农要先下
手为强。”

问：“后来呢？”

答：“后来支书就喊了去，还来了八崽（营长），来顺（治保主
任），四狗（贫协主席）。支书讲，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外公
社已经杀地主了，我们也动手吧。我们就商量了一下，下午就喊民兵
们抓了6个来杀了，是夜晚杀的。隔了一天杀了第二批，是4个，第
三批又杀了4个。”

问：“杀哪些人，名单是由谁提出来的？”

答：“是大家凑的。”

问：“哪些大家？”

答：“是大队造反战斗队的几个人，支书啊，营长啊，贫协主席
啊……”

问：“是谁叫你们提名的？”

答：“支书。他问大家，看看哪些人该杀，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四类分
子，有皮子无骨头的，吃刀仔仔饭的，能不能杀他们一些？他不提
名，但提醒我们提哪些人？我们提了，他就定了，说是大家定的。”

问：“后来怎么才停下来的？”

答：“杀了第三批后，夜里又在支书家排名单。来顺讲，凡有卵睾子
的都杀，四狗讲，杀多了怕不好。来顺讲，对地主富农的仁慈就是对
贫下中农的残忍，就是反革命。还讲四狗是在保地富反坏，四狗的表
舅就是富农，他们是合穿一条裤子的。吓得四狗不作声了。最后摸来
摸去，光村子里就准备杀75个。商量到半夜支书打瞌睡，没有表态
什么时候再动手，说明天再商量一下再动手吧？他也许有些心虚了。
第二天，公社来了个委员，讲上头有指示了，不准再杀人，哪个杀哪
个负责。我们才没有再杀下去。”

第三，愚昧心理也是造成杀人风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愚昧心理，表现于杀人的各个环节，表现于杀人者在杀人现场的
行为，特别表现于在部队了解情况后紧急制止杀人后一些基层干部的
紧急杀人行为上。

本来，杀人并不是光荣的，更不是神圣的，它是恐怖的。但是，部队
了解到了杀人严重情况后，经向有关方面报告后采取了紧急制止杀人
的措施。制止的措施是传达有关方面的精神，派出宣传队等。

可悲的是，有不少基层去认为，以后不能杀人，要杀得抓紧杀。他们
采取了紧急杀人的办法，加快了杀人的步伐。顶风可案已经可恶了，
但道县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基层干部却顶风杀人的。47军奉令制止杀
人。柑子园公社召开支书贫协主席开会，公社党委副书记在会上讲，
表扬了哪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那些没杀人的大队。被
批评的大队支书心里不服气，回去后当夜就突击杀了一批人。燕石大
队等大队回去后就紧急杀了15人。柑子园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院
紧急杀了４人。有个人叫朱用进的被拖进山里，知道要杀自己，跪下
说，他是下中农，旧社会一样受苦的。梁院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
说，“贫下中农就打保票了，就动不得了。”这上农民说，“我们没
有犯法，犯了法，也要说个明白。”梁院长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
民一边，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反革命一边，他就是反革命派。
你们站在阶级敌人一边了，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梁院长与朱
用进有恩怨，利用了这个最后的机会借机报复杀人。

紧急杀人的情况比较普遍。似乎大家都很珍惜这难得的可以随意杀人
的机会。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村民李念德一家共有14口人，1967年
8月17日，以刘某为首的大队最高人民法院杀了4口。695-部队进入
道县制止杀人后，大队刘某人对抗禁令又杀了这家9口。这时刘书记
正在大队开会，宣布杀李光仁李成德等9人。开会时，大队的一个干
部接到公社蒋某打来的电话，通知制止杀人。这个干部接到电话，当
即告知了刘书记。刘某让他向公社慌称，要杀人已经被民兵牵出去
了。随后立即将李光仁李成德等9人牵扯出去准备动手。9个人捆绑
着押到供销社门口时，大队的魏某接到公社第二个制止杀人的电话，
立即追上前去，将电话通知了刘某。刘某仍然不肯放弃，说我负责就
负责，坐牢我去。最后，刘书记指挥民兵将9人押到黄旗子河河边杀
死。

第四，杀人后心安理得，平静如水。

凶手们杀人后的感觉如何呢？凶手们承认杀人，也交代杀人经过，但
是，他们没有半点内疚，他们的回答非常平静：
“杀了他们以后，我们就分了他们家的牲口和粮食，杀了鸡杀了鹅，
烧了吃了，还喝了酒，吃了就睡了”。

“我们杀完了人，分了东西就去睡了。”

“活埋了他们之后，我就回屋里睡觉去了。”

“我们两个人去杀了一个后，我就回屋睡觉去了，那个人就去找他的
老婆睡觉去了。”

他们的回答，平静如水，杀的仿佛不是人，甚至不是一只鸡。杀人以
后，他们从来没有担忧，从来没有失眠，从来没有内疚。中华民族悠
久而灿烂的文化，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阳光，怎么就没有
能照进这些残酷的心灵呢？

在清查杀人事件时，有个杀人者理直气壮地说，“如果领导让他杀，
他还会再杀。”

当年日本皇军的杀人者中，许多年后，不断地有人来到中国，表示他
们的忏悔，表现出心灵深处的良知。潇湘之间的那些杀人者们，则至
今心安理得。

人性会什么变得如此凶残？他们是天生的疟待狂吗？

在人的身上，也许的确存在着动物祖先的某些侵犯的、残暴的、恶的
本能，存在着一种动物性的潜意识。这种本能也许存在于基因之中。
但是，这些潜意识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才会激发，平时人们将这
些欲望的冲动压制着，收敛着。社会也设置了道德的规范和法律的约
束，如果谁触犯了这些规范和条款，社会就要施加惩罚。只有一定条
件下，人们才会将这种潜意识转化为行为。文化革命为这种侵犯的、
残暴的本性的发泄和实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人们可以在消灭阶级敌
人、保卫红色江山的名义下残杀，在残杀中实现自己的私欲，对于那
些杀人的若干民兵和大队支部书记来说，杀人是一种革命行为，卑贱
的欲望可以在革命的名义下得到实现，潜伏着的动物本性终于得到了
自我的放纵。这有点像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梦中的装饰。在梦中，仇
恨、性欲、乱伦等欲望，都经过了合理的伪装，给了一个表面上堂堂
皇皇的理由。文革中那些作恶者们的行为，也有了这样一件外衣的装
饰，这件外衣非常漂亮，叫做革命。在革命的名义下，杀人，强奸，
都成了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的事情。

一点也不用担心会受到惩罚。那时候的中国，几乎没有法律，几乎所
有的法律都失去了作用。可以随便地将人关押，名之曰毛泽东思想学
习班，名之曰隔离审查，名之于革命的需要，等等。刘少奇邓小平在
文革初期曾经将一些学生和青年教师打成反革命，将这些人任意地隔
离、批斗，刘少奇甚至让自己的老婆直接到学校领导这样的革命。一
些高干子弟们在革命的名义下在北京大街上打人、杀人、抄家，肆无
其禅。中央主席、国家总理、国家主席都支持纵容这样的行为。这
样，给那些无法无天的行为一个鼓励，一种支持。当然，当时的法律
仍然是严厉的，对所谓反对文革，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毛主席和
林副主席等行为是残酷镇压的。有个青年只是写了出身论的文章，总
理就批准死刑，北京街头的一个老实的出生不那么好的男人，在妻子
和家庭遭到高干子弟红卫兵的残酷迫害时作了一点反抗，就被判处了
死刑，总理还发表了激烈的讲话。

正是这种“义”的伪装和法的松懈为那些潜伏在心头的魔鬼开了门，
使它们大胆地杀人，堂而皇之的杀人。

　　　　　　　　　　活着的受害者

死的人已经死了，最痛苦的倒是那些侥幸逃过了死亡的受害人。他们
是比死去的亲人们更加痛苦的人。

第一，是死亡的阴影、亲人被害那令人恐怖的一幕，永远在烙印在心
灵的屏幕上，永远无法抹去，永远无法忘却。有个幸存者丈夫被杀害
了，儿子被杀害了，自己死里逃生活了下来。他看到杀人者对自己的
丈夫下毒手，一锄头把他打下地窖，她看到三个儿子在地窖里活活地
渴死，最后在她的身边一个一个的死去。她虽然侥幸活了过来，她的
一生，怎么能忘却那令人恐怖的一幕？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孩子，她
孤零零地一个人活着，她怎么会有欢乐？有的受害者目睹了杀人者对
自己亲人的强奸，杀害，他们活着，但是，这种心灵的打击是如此沉
重，心灵的痕是很难消除的，一家的创痛是很难用时间来抚平的。他
们的一生，将注定背负着沉重的痛苦，直到生命的最后的时光。杀人
者的残暴消灭了一大批幸存者和受害者的亲属生命的欢乐。

第二，是“落实政策”的艰难增加了不幸和屈辱的痛苦。文革中亲人
的被残杀被抄家被强奸，已经是巨大的创痛了，而落实政策的艰难，
更增加了这种屈辱和受害的痛苦。落实政策是并不容易的。有一家人
家全家被杀了7个人，有一个人侥幸活了下来，粉碎四人帮时已经
60多岁了，到统战部要求落实政策。统战部很随意地写道，“该人
是地方武装人员，（是解放前的革命游击队战士）其兄和七个侄子在
文革中被埋了，请乡政府查清，给予落实政策。”这里不写杀害，写
“埋了”。埋了是什么意思呢？是自然死亡后被安葬了，还是被活埋
了？一家被杀了７口人，现在要求落实政策，还如此缺乏同情，如此
轻描淡写，还要让受害者到处求人、到处奔波？被害者家属会怎么不
难过呢？为了“落实政策”，给死去的亲人讨个说法，为了风烛残年
的自己有一点经济的补偿，此人又不得不奔波着去乞求落实政策。此
人拿了这份统战部开的介绍信到乡政府，求乡政府领导具体落实，乡
领导打着官腔，说“他正忙着，没时间”，说“要研究研究”，说要
“等某某领导来请示”，每次总是找得出很好的理由。这个受害者又
不能对着领导发脾气，更不能指责他，是你求领导呀，谁叫你家里有
７个人被杀了呢？这个受害者只能孤独地蹲在乡政府的门口，希望领
导发一点善心。有一天，他又找领导，又被忽悠着。这一次，幸亏被
一个县里来的干部看到了，这个人有点同情心和责任心，接待了他，
让乡里落实了政策。全家家破人亡，既不能报仇，也不能申冤。开介
绍信的人若无其事，乡里落实政策的人也不痛不痒。活下来的遗属，
还得求爷爷求奶奶地说好话，才有人关心。他们的心灵怎么能忘记如
此巨大的创痛呢？可惜，当年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理论还没有创立，
那些一心一意要解放全人类的人“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信念还
未充分树立，落实政策还要一次又一次地蹲在乡政府地门口哀求。这
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啊！

落实政策的迟缓和拖延并不是个别的。有个老人的儿子当年被活埋
了，他留下了一个女儿。落实政策的时候，几经周折，他倍感痛苦。
他对县里的干部说，如果当时连女儿也埋了，他就没有牵挂了，就用
不着来落实政策了。他的儿子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阶
级斗争的积极分子们活埋了，他的妻子也死了，一家家破人亡。因为
有女儿在，他坚持活了下来。也许，当年杀人者们再残忍一点，再杀
得彻底一些，落实政策的麻烦就减少一些。那些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在
残杀中也许没有想得这么深远，这么周到。我的耳畔仿佛不时传来当
年熟悉的曲调：“文化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歌声又在大气中浮
荡。

那么，落实政策为什么这么艰难呢？落实政策之难，就是在笔者也深
有体会。落实之难是有深层的原因的，这种原因其实也比较地简单。
残害人民的、制造悲剧的主体，常常是同一个或者是同一类主体。当
年杀害的是这一群人，后来落实政策的也还是这群人，甚至还是这一
个人，或者这一些人。他们在中央某些领导如胡耀邦同志的压力下，
不得不来落实政策，但是，内心是抵抗的。他们尽力地维护自己的权
威，维护自己的形象，将当年的事件模糊化、低调化，落实政策是不
可能彻底的。最后，在许多地方落实变成了当年的运动是正确的，现
在落实政策也是正确的。或者说，当年是群众运动么，你要正确对
待。一切向前看么？

第三种痛苦是这场悲剧几乎是没有头没有主的。俗话说，冤有头，债
有主，但是，文革许多受害者几乎是找不到冤家和责任人的。杀人的
时候，是一群基层干部和基干民兵，杀人是集体的行为。杀人时候，
你是一锄头、我一棒子。最初杀人是谁提出的，最最致命的行为是谁
实施的，事隔多年，很难查清。而且，这些杀人者为了逃避罪责的，
也往往避重就轻，避实就虚。而且，总体来说，当局也并不希望彻底
查清，邓小平有一个所谓文革事件宜粗不宜细的指示，死了的已经死
了，查得太清了，反而会对当时的大局不利。因此，大量的杀人案
件，最后是模模糊糊收场的。亲人杀了，不知是谁杀的，全家受害，
不知道是谁害的。有恨而无对象，有仇而无目标，这也增添了幸存者
的痛苦。

第四，文革中的许多凶手，责任者其实没有得到彻底的认真的处理。
由于农村基层组织的依靠对象基本没有变，依靠的仍然是那些人，杀
韩信的是肖何，请肖何落实韩信的政策，会怎样落实呢？杀岳飞的是
赵构，由赵构来落实岳飞的政策，赵构会怎么落实呢？即使调整了一
些人，原来的那批人，由于当年的杀人者都是支部书记民兵营长之类
的农村里有势力的人，仍然有很大的能量。更主要的是，文革虽然表
面上要彻底否定，实际上对文革又是不允许彻底否定的。因为彻底否
定了，有可能会否定那个产生这种人吃人现象的可怕的制度。因此，
虽然对于成了植物人后的巴金老人尊重到了极点，无知无觉的巴金仍
然光荣地当着作家协会主席或名誉主席，仍然有几十个美丽的光圈笼
罩着他，但是，他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却没有人采纳，揭露文
革罪恶的文章书籍不能发表和出版，文革中的罪恶的事实仍然处于封
锁状态。

第五，文革中的杀人，有些地方采用了逼人杀人、强迫你参加杀人的
办法，那些被迫杀害自己同胞的人虽然活了下来，心灵的痛苦也是难
以言状的。他们长久地忍受着杀人罪恶感和被强迫被趋使的屈辱感。
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时候，有时候是强逼着一部分中国人给另一些中
国人挖坑，活埋，南京大屠杀时，甚至强迫和尚强奸中国妇女。文革
中，日本人的这种经验被潇湘之滨的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学会了，并且
创造性地应用于实践。有的大队干部在四类分子和子女中秘密地选了
几个人，以不杀为诱饵，让他们戴罪立功，刺探“敌情”，定期汇
报。这些人没有被杀掉，活了下来。而他们汇报过的一些四类分子被
杀掉了。有些村干部和民兵在杀人时，是让四类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去
杀的。有个村第四次大规模杀人时，命令一些地富分子和他们的子女
用绳子将另一些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勒死。这些基层干部则在旁边观看
着四类分子及子女杀人的过程。这些活下来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当年
充当了行刑者的角色。这些人活着，但是活着比死去同样痛苦——那
是一种无休止的灵魂的折磨和拷问！他们活着，但再也没有了生息。
他们当时不照领导的吩咐去做，他们必然被杀死；照领导的吩咐去
做，他们的心则被杀死了。

有个调查者曾记载说，有一次，他找到这样一户参与过杀人的“遗
族”，家里只剩下中老年两个女人，老的在堂屋里剁猪菜，中年的一
位在坪里晒谷。调查者说明来意后，她们马上惊恐地说，“你莫问
我，我都记不得了。”她们不耐烦地加以拒绝，但眼圈却一下子红
了。那木纳的神情中，似乎想起了那令人恐怖和屈辱的一幕。他们当
年对死亡的恐惧中无奈地充当杀人者的帮凶的往事，使他们永远地受
着自己心灵的折磨。

可以说，潇湘之滨的杀人事件，留给世界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方
面还没有人加以研究。有些人是希望时间将一切掩埋起来，就如沉积
物将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严严实实地掩埋起来一样。

　　　　　　　　　　　这是谁的责任？

潇湘零陵地区的杀人事件，谁应该对事件负有责任呢？

是死者的责任吗？杀人者有人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四类分子是阶级敌
人，杀阶级敌人并无大错，更无大罪，谁叫你是阶级敌人的呢？死者
没有责任。他们没有造反，没有犯法，没有判处死刑。这种理论是狼
吃小羊的理论。这种理论其实就是四类分子就该杀。四类分子也是
人，也有生的权利。

是毛泽东的责任吗？毛泽东发动文革，潇湘杀人事件是文革许多悲剧
中的一部分，没有文革，也许不会有这样的杀人事件。就这一点而
言，他有责任。但是，他对杀人事件又没有直接的责任。他号召的是
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没有号召杀人，更没有号召将杀人进行到
底。

是中央文革的责任吗？也不是。中央文革推行极左路线，对推动极左
的狂热是负有责任的，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号召、纵容过杀人。
文革16条上还规定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因此，将文革零陵地区的大
规模杀人事件的责任诿之于中央文革小组，似乎也有几分勉强。

是林彪的责任吗？也不是。他被阎锡山的士兵开枪打伤后，一直怕
光、怕风、怕水，足不出户，每天只是看看医书过日子，他连他必须
圈阅的中央文件也懒得看，让秘书代签代圈，他还会去管农村的阶级
斗争？去管积极分子们杀人强奸的事吗？

是四人帮的责任吗？也不是。四人帮在１９６７还没有形成。王洪文
还没有调到中央，他是林彪事件后被毛泽东起用的。四人帮没有形
成，当然就说不上四人帮的责任。在清查潇湘杀人事件时，将责任推
以四人帮身上，是有几分滑稽的。

是传统文化的责任吗？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但是孔子主张仁者
爱人，孔子自己杀过少正卯，这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儒家文化总体
上主张仁，仁者爱人，主张中庸，大规模的残杀与儒家精神是相违
的。而且，早在１９６６年，孔庙、孔林、孔家宅第、孔子的著作，
早已被当作四旧彻底地扫除了。因此，将责任推给儒家，也是很勉强
的。

如果说有责任，那是许多责任的合力。当然，文革的发起者毛泽东和
他领导的政党，是要负杀人事件主要的责任的。那些直接的杀人者，
是要负刑事和民事的杀人责任的。

从更深的层次上分析，问题又出在哪里呢？为什么在中华大地上会出
现这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杀人事件呢？

第一，极左思潮毒害了那些农村基层的干部。解放以后，长期实行的
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反胡风运动，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四
清运动，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每一次运动，都要整倒一批人，把
他们打成政治贱民。阶级斗争的路线也把人非人化。对四类分子，可
以任意地批斗，羞辱，批斗他们，甚至看作是阶级立场坚定的表现。
长期的运动造成了一种心理沉淀，对四类分子或者其他所谓的阶级敌
人，谁都可以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
和对人的不尊重，无形之中在一次一次教育着人们，四类分子是政治
贱民。这种心理贯输使相当一些地区的人一旦有了权之后，就任意杀
戮，没有始毫的内疚感。

第二，无法无天的社会风气促进了这类悲剧事件。毛泽东的无法无天
和漠视法律助长了这些杀人者的心底的恶的倾向。一个支部书记要杀
两个志愿军退伍战士，双方曾经有过小结节，支部书记利用这股风想
杀人报复。战士说，“要死也要死个明白，我当过兵，没有犯过法，
你们随便杀人，共产党没有这个政策。”要杀他的支部书记说，“我
就是共产党，我就是政策。你到阎王爷那里去告吧。”就让民兵把这
个当过志愿军的农民杀了。

第三，整个社会平等观念、人权观念的淡薄。那时，有一幅流行甚广
的对联，声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自以为红五类出
身的高干子弟们身穿黄军装，腰束宽皮带，打起人来，远比王世仁和
南霸天要凶狠，就是那个长得似乎有点文秀气的彬彬小姐，打过多少
人她可能自己也记不清楚了，据说也杀死过好几个人，而且至今没有
任何忏悔。与她一起的打人杀人者也没有一个人忏悔。在他们的眼
中，他们有天生的打人、杀人的权利。根本没有想到，人是生来平等
的，人是生来就有人的一切应有的权利的。

第四，最主要的是，极权制度下的新闻封锁、思想灌输、阶级专政造
成了人性的扭曲，使人性异化。也使那些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农
村专政的基础异化为农村大多数人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正是这些人
群，在大跃进年代虚报产量，搞强迫命令，也正是这些人，成了农村
所谓破四旧的主力军，也正是这些人，有些地方，如潇湘地区，北京
大兴地区，广西桂林地区等，成了文革杀人事件的积极参加者。并
且，也正是由于极权制度，使得这样的罪恶可以长期地掩盖下去。

　　　　　　　　　九嶷风物使人愁

湘江依然流着，潇水依然流着。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兰。
山还是那么清，水还是那么蓝，花还是那么地红。那阳明山的香火依
然旺盛，那山坡上的杜鹃花依然年年盛开。古诗说，“梁园日暮乱飞
鸦，极目萧条三两家。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当年的
冤魂也许还在九凝山头、湘江之滨徘徊。但中国人的绝大多数已经压
根儿不知道美丽的潇湘之滨曾经发生过这样悲惨的一幕。就是潇湘的
儿女们，绝大多数只知道享受生活的幸福，根本不相信会有如此惨绝
人寰的惨剧发生。人们还会问，这是真的吗？你是故意给我们伟大的
党、伟大的祖国抹黑吧。人们只知道日本人屠杀中国人，不知道中国
人屠杀中国人，并且屠杀时一点也不比日本鬼子手软，而且杀的办法
也一点不比日本鬼子少。中国是个很有创造性的民族，这些杀人不扎
眼的家伙，似乎没有人教过他们怎么杀人，他们居然都不学而能，而
且学得很好，运用自如。

历史很容易被埋入了地下。丑陋和罪恶被鲜花和歌声严严实实地掩盖
住了。这就如地球在远古时代曾经被天上的一颗小行星狠狠地撞击了
许多次，大地上曾经留下巨大的“星伤”（通常是一个巨大的坑，有
的成了湖泊）。但是，雨水的冲刷，草木的蔓生，后代人根本想象不
出地球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然而，地球仍然原原本本地将这一切记
录在地层的大书上。而我们，却总是要掩盖自己的丑陋，就如三仙姑
出门总是要涂一层厚厚的粉将脸上的雀斑盖住一样。

我在湘江畔漫游，我在九凝山头沉思，我听着这惊心动魄的故事，内
心不知是悲哀，还是愤怒。能平安地活着是好的，能幸福地生活更是
美好的。我相信，那些无辜的冤魂的最大愿望，只是平安地活着，但
是，那些自以为在进行革命的人们也没有放过他们。我也经历过一段
心惊胆颤的日子，但没有过生命的危险，担惊受怕的日子是不好受
的，更何况面临着活埋、杀头这样的生死考验。

倒一杯酒到潇水、湘江吧。大自然化掉了白骨，大自然化解了鲜血。
一切复归于宁静。我祭扫那些无辜的死难者。祝你们在地下早日安
息。

流一行热泪给潇水湘江吧。为这些死者，为这些胎儿、幼儿、为那些
青春的少女、大学生、姑娘，为那些老师、这那些四类分子的子女媳
妇孙子孙女，为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及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或者确
实犯有某种过失的人。他们也是人，他们不是贱民，他们也有生的权
利。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无论是谁，无论是借用了多么神圣的
革命的名义，谁也无权杀害别人的生命。

世界真奇怪。当年我们自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于水深
火热之中。”中国是水深火热之外的生活在幸福的乐土上的人群。但
是，水深火热世界上没有发生这样的大规模的杀人事件。世界上最落
后的大陆是非常大陆，那里也没有发生如此惨烈的杀人事件？为什么
这样的大规模杀人事件，偏偏发生在中国？发生在由战无不胜的毛泽
东思想指引下的中国？发生在反修防修取得了一个个伟大胜利的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

历史的教训在哪里呢？我觉得又有点茫然了。

第一，中国要永远地消除个人崇拜，消除个人专权。世界上从来没有
神仙皇帝，谁也不可能是圣人。神和魔鬼之间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
城，被敬为万民敬仰的神转眼之间就可能变成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当
人们虔诚地创造着神、奉献着神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创造着魔鬼。刘
少奇如果不是在七大起劲地鼓吹造神运动，那位神仙也不可能那么容
易地让他变成叛徒内奸和工贼，林彪如果不是带头掀起造神运动，他
也许也不至于落个在异国折戟沉沙的下场。中国人民如果不创造那么
一尊神，他也就发动不了那场革命，那种潇湘之间血流成河的悲剧就
可能得以避免。

第二，中国要进行深入的人文的教育，使人民珍爱生命，珍惜人权。
在我们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好几起一群革命者屠杀另一群革命者的
悲剧。在福建富田、在洪泽湖畔，都曾经发生过这类屠杀事件。我们
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似乎有某种可以任意处置别人生命的文化无意
识。这种文化积淀，只有用人文精神才能把它根除。潇湘之间的杀人
事件固然与那种把四类分子当成贱民有关，与那种“革命”的气氛有
关，也与人的灵魂深处人文观念的浅薄有关。我相信，如果毛泽东在
美国发动文化大革命，那些号召、指挥、审判、执行杀害四类分子及
其家属的区长、武装部长、村支部书记们也在美国担任了同样的职
务，在他们的号召和煽动下，可能也不会有太多的人真的那样去动手
杀人。文艺复兴运动和人权运动的洗礼确实使国民成为新的公民，他
们具备了相当独立的思考精神，有了对人的权利、对人的生命的比较
人文的认识。而我们缺少这样一种塑造新的国民灵魂的深入的启蒙运
动。这样，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那些似乎是最先锋、最革命的人
们，把杀人当成了革命，那些混混噩噩的民兵们，让他杀人，他就二
话没说地杀了起来。一点也没有内疚惭愧，一点也没有心灵的震颤。

第三，要建立法制社会。一个现代国家，几个村的支部书记可以自由
地杀人，而且是那么残酷地杀人，这正如原国家最高法院院长江华所
说的，是无法无天。江华是永州市江华县人。他的堂弟也在杀人风中
被杀死。其实，法制的破坏并不是从那几个基层干部组成贫下中农最
高法院开始的。文化革命中的批斗、抄家、隔离，等等，哪一个是以
法办事的？国家主席都可以批斗殴打，杀几个四类分子又算得了什么
呢？只有以法治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只
有这样，才不会发生那种无法无天杀人如儿戏的历史性悲剧。

中国的法律真奇怪。１９７６年，毛泽东死了，各地办了灵堂，大家
悲痛地致哀。有个人偏偏在哀悼时放了个屁，并且发了点声响，还有
点臭味。悲伤中的人们突然无意识地笑了起来。结果，这个放屁的人
犯了大罪，马上被抓了起来，判了好几年徒刑。而潇湘的那些民兵连
长支部书记治保主任们的杀人，１968年到１974年的6年间，没有
一个判处死刑，只对12个报复杀人兼强奸轮奸的人处了几年有期徒
刑。粉碎四人帮后，处理也是十分宽松的。这也许是考虑到他们杀人
的动机是出于对阶级敌人的无产阶级的义愤吧，也许是考虑到这些杀
人者都是党在农村的骨干吧。可见，要建立法制社会的路还有很长的
距离。

　　　　　　　　　　　未来会如何呢？

许多年过去了。1980年，胡耀邦视察中南五省，听了关于道县杀人
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他坐不住了，站了起来，脸色非常难看。胡
耀邦一定是愤怒了。

此后，对潇湘各县的杀人情况开始了比较认真的调查。

调查的阻力很大。有个姓胡的干部在调查的时候，因为激于义愤，比
较地认真。一天，他收到一封信，说，“为四类分子讲话，当心你的
政治前途。你是外地人，就要走的，何必做得那么绝。过去了的事，
都已过去了。硬要查到底，同我们过不去，当心把命也丢在这里。”

一天晚上，胡下乡调查时摸黑赶路，路上有人在草丛里向他掷了一块
大石头，他追上前去，黑影落荒而逃。他向派出所借了一把枪。一次
在乡党委开会，他拿出了恐吓信，也拿出了枪，声色俱严地说，我这
是落实党的政策，不是为四类分子说话。请在座的转告各村支部书
记。以后有人再向我们打黑石头，我一枪打死他。到时别怪我子弹不
长眼睛。对他下黑手的，是当年的凶手们，也是当时的的乡村二级的
领导们。

由于杀人的人大多是基层的干部，而且是多数基层干部参与了杀人，
因此，调查杀人事件时阻力很大。有的调查者甚至在夜晚遇到林子里
掷出的石头。有的干部请人来说情，有的公社干部理直气壮地说，没
有某某书记压住，这个村压不住。因此，一些强悍的杀人的干部，虽
然双手蘸满了鲜血，相当多的人没有处理，有些人处理了，也是非常
温和的处理。杀人者的精神上似乎并无多大压力。

文化革命过去了整整四十年了，潇湘之间的杀人潮也过去了四十年。
现在，当年侥幸逃过了死难的人现在也是老人了。当年杀人故事渐渐
被淡忘。年轻人大都不知道当地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有些人跟
他说也是将信将疑，有些人认为这是阶级敌人的造谣。现在的人们忙
着发财致富，杀人不杀人的事情离他们十分遥远。在人们的心目中，
挣钱才是最迫切、最紧要的啊。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的才是好
猫。大家都拼命地挣钱发财吧，大家都做好猫吧。历史的一页就这样
悉翻过去了，就如大地的创伤被草木覆盖一样。事实还不太清楚，教
训还没有认真吸取，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现在不知道美丽的中国大地上
曾经发生这样的事，绝大多数湖南民众不会知道自己的身边曾经发生
这样惨绝人寰的惨剧。

未来的潇湘儿女，未来的中国人，会不会有人知道美丽的土地上曾经
发生过样令人恐惧的一幕？

我不知道。

文明国家的文明人类，会怎么认识二十世纪中国的这类“阶级斗争”
成果呢？

我不知道。

在中国的未来，会不会重演这类杀人的惨剧呢？

我不知道。

参考资料：

１．《潇水东来》，胡安凌著，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2006年10月

２．文革大屠杀，宋永毅主编，开放出版社，

３．何清涟：被遗忘的数千冤魂

４．文革：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和北京大兴屠杀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