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住处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里，他都用毛笔抄写自己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都有了。既然是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个我可不敢！要是贺子珍大姐知道了，她准会打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正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  [杨桂欣《“我丁玲就是丁玲”》，《炎黄春秋》1993年第16期]

   别看丁玲说这只是“玩笑”，从中却不难窥破毛泽东的心理，他熟悉、向往的是帝王生活，朝廷、文武百官、三宫六院、为“太子尿”填词，因此都不能简单地当玩笑来看。戴煌先生追根追到了毛17岁时的那首《咏蛙》诗。这些线索串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毛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帝王情结。一旦打下江山，大权在握，从“偏安的小朝廷”成为混一宇内的大朝廷，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历史就是这样。

   既然是“朝廷”，当然是容不得任何不满，更容不得批评，王实味的遭遇就证明了一切。从延安到东北，我又想到了1948年萧军挨批的那一幕，当年还专门出过一本供批判用的《萧军批判》。这位特立独行的东北作家，在延安时代，曾以其桀骜不驯的个性受到毛泽东的欣赏，一度曾“平等论交”，一起大碗喝过酒。抗战胜利后，萧军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哈尔滨主办《文化报》，对当时发生的许多看不顺眼的事情都进行了公开、直接的批评，比如对苏联，比如对“煮豆燃豆萁”的内战悲剧，他认为战争造成流血、死亡——“对方死得最多的还不是工农大众吗？他们原来不是兄弟吗？”他反对内战——“曹丕和曹植是亲兄弟；人民和蒋介石也不能说是例外吧？因为在今天，我们还不能找出证明来，指出蒋介石不是中国人，只能说人民和蒋介石是两个阶级。”他呼吁联合“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全国人民”——“不管他是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英美派、德日派；唯物的、唯心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都无妨。”最尖锐的批评来自他1948年发表在《文化报》上的《新年献词》：

   “所谓民主也，革命也，共产也……此真背天逆人，颠倒伦常之举；复加以分人之地，起人之财，挖人之根……甚至净身出户，此真亘古所未有之强盗行为，真李自成、张献忠之不若也。满清虽异族，日本虽异类，尚不为此，胡共产党竟如此不仁其甚也哉？”

   措辞之严厉，批评之大胆，至今读来恐怕还足以令不少人胆战心惊，他大胆直言共产党比李自成、张献忠还不如，比满清、日本人还要残忍。这样的言论当然是即将席卷全国的红色集团难以容忍的，等待着萧军的命运可想而知。不久中共中央东北局就根据“东北文艺协会”的结论作出了“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

   一、 在党内外展开对于萧军反动思想和其他类似的反动思想的批判，以便在党内驱逐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和地主阶级的思想影响；在党外帮助青年知识分子纠正同类错误观点。

   二、加强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加强党的文艺工作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

   三、 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

   对萧军最严厉的惩罚也许还不是第三条“物质方面”给他断粮，而是第一条精神方面的全面批判。

   那一套话语体系在那个激烈的战争喧嚣中很有蛊惑人心的力量，许多人曾真诚地信服了以头头是道的主义包装起来的、不容说“不”的那种论证，真正看穿了这一切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跟着红色阵营走的人当中确是凤毛麟角，王实味算一个，萧军算一个，那时离全国江山一片红虽然尚有一些时日，有个性的萧军还能够追求真正的民主、大胆地行使言论自由、批评自由的权利，让人依稀想起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那些“不合时宜”的的言论。可惜这样的声音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压制下去了，随后是一片歌功颂德的声浪，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使一个老大民族逐渐习惯了那种声音，再也张不开批评的翅膀，一句话，民众的喉管被卡住了。从此，毛泽东可以稳坐钓鱼台，分封文武百官、三宫六院，填太子尿的词，一切都不再停留在嘴巴上和纸上，昔日窑洞里的“玩笑”不再是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