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对照，在另一个真实的社会里，警察们却赫然出现，出现在与包遵信逝世有关的一切场合。

昨天，追悼会前夜，在北京，他们警告刘晓波先生，禁止在会上提及包先生一生最辉煌的事业，特别不能提那个敏感的事件和日子。他们警告江棋生先生，不让他去参加包遵信先生追悼会。在上海，浦东的国保很“亲切”地陪同李剑虹女士看电影，当然不是看《窃听风暴》，却也谈到老包的离世…..。

今天，11月3日，是包先生的追悼会。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们，赶往追悼厅堂。警察又出现了，更大规模。他们禁足江棋生先生，把俞梅荪先生抓至派出所，他们截阻胡佳先生，阻挠张祖桦先生，刘凤钢先生，王美茹女士……。

几乎所有包先生的朋友，都被“和谐”了，被警察“和谐”了。

偌大一个国家，沸沸一个“盛世”，汹汹万千警察，面对一个已然逝去的老病书生，竟然如临大敌，战战兢兢。这与前述表层社会包先生的“不存在”截然相反，形成鲜明对比。它彰显了包遵信真实的赫然存在：作为一个大写的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灵。

中共国家系统的这一切反应，与多年来的手法并无二致，甚至变本加厉。回溯既往，今年上半年，当我为六月初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反有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作筹备，发送邀函时，也充分感受了类似“中国特色”式困扰。警察同志们耳听八面，眼观四方，探得内情，于是，对“改正右派”们，慇勤拜访，喝茶，请客，吃饭，不亦乐乎。面对这些合法公民，蒙冤老者，他们软硬兼施，甚至以子女前途要挟，务必使其打消去意。在多管齐下的纠缠胁迫之下，陈奉孝先生、王书瑶先生、谭天荣先生、李昌玉先生….，等等，被逼无奈，只好把会议论文锁进抽屉，取消了行程。

如今轮到了亡灵包遵信。

如果说这不是警察国家，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警察国家？事实上，它不仅是警察国家，而且是秘密警察国家。它的大多数警察行为都是见不得阳光的，是违宪的。这种共产党国家的警察，事实上，挑战了人类历史上关于“警察”的基本概念。譬如，警察究竟是文官还是武官？在正常国家，显然是武官。但在共产国家，特别是当下中国，对于那些专职查办书籍、杂志和报纸“出轨”言论的警察，对于那些网络警察，鉴于他们专职任务就是管辖思想文化，难道还能被称为“武官”吗。

在统治手法上，很多人都说中国从极权主义变成了威权主义。这就是说，从斯大林走到了勃列日涅夫。其中，秘密警察国家的赫然显身，是其显著标志。因为它标志着毛时代的那种意识形态式的公开暴民专政，已在中国式微。当下中国是赤裸裸的“警察专政，特务治国”，是典型的1984年阴影笼罩下的国家。

目前，操纵控制中国的中枢系统，正是国安部。我想，这已不容置疑了。

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秘密警察国家”，竟然如此惧怕一介书生，而且是一位故去瘦小病弱的书生，这无可争辩地呈现出了包遵信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沉甸甸的份量。

去国已久，我已将近二十年没有见到老包了。只是最近一两年，从国内笔会朋友带来的照片上见到了他。坦率地说，刚一目睹照片，不由鼻头一酸：“怎么变成如此老病的一糟老头了？”人们告诉我，似乎所有当年他的老朋友都混得比他好，不少人甚至官居上位，脑满肠肥。

然而，今天，见满世界旧雨新知对老包的真情流露，对一个无权无势的老人而言，绝大多数显然并非谬托知己，仅此一端，足堪慰籍。加以如此众多警察也赶来为之送行，老包，你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记得八十年代中叶，老包时任《读书》副主编，实际主持刊务。我有时由沪赴京，编辑室主任王焱常陪我去见他。老包身上有一种很快就令人自在轻松的豪气，刚一见面，就感到一股浓烈的江湖气扑面而来。至今，他那招牌式的不设防笑容和音色粗犷的安徽腔仍栩栩如生，不绝于耳：

“哦，奎德来了，走，喝酒去。”

我虽不善饮，但面对如此江湖豪杰，能不舍命陪君子？…..

如今，饮者包公已经远行。老包，到了那边，还有谁陪你畅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