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包遵信，是在一九八六年武汉的全国青年史学会上。那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巅峰岁月，名动天下的包遵信则是这巅峰岁月的领军人物。我想像中的包遵信，应该是深沉庄严，且儒雅风流。哪知道实际生活中的包遵信，竟是那样随和而率性。恰逢夏天，皮肤黝黑的包先生，穿一条皱巴巴的西装短裤就进了讲堂，手上捏把大蒲扇，全无大学者的派头，活脱脱一个中学老门房。但他一旦开口，即判若两人，妙语如珠，睿智而机趣，不时引得台下一阵阵会心的欢笑。

再见到包遵信，差不多已二十年之后了。真是沧海桑田，当年精力过人、不知疲倦的包遵信，这时已是病魔缠身，举步维艰了。那时他住在北京的一座塔楼里，不仅早已失去公职，而且连卖文为生亦不可得，失去了一切谋生的手段，只能仰仗年迈的妻子出外打工糊口。更可怕的是人为的隔离，使他越来越边缘化。但他仍不肯死心，仍在尽力保持与社会的联系。那天我与诸多友人一起去看望他，再到附近的一家馆子聚餐，餐馆老板听说是包遵信的饭局，马上变得十分殷勤，可见包遵信在当地社区颇有人望。谁知道见这一面，竟是最后一面。

说包遵信是我青年时代的精神导师，那是一点也不夸张。我刚刚跨进大学校门，著名的《读书》杂志就成了我主要的启蒙读物。正是这本杂志，率先发表了哲学家李洪林的文章《读书无禁区》，打响了民间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枪。此后，《读书》清算封建专制尤其是清算精神专制，呼吁告别中世纪，鼓吹自由思想的雄文更是连篇累牍，几乎将我的大脑彻底“格式化”，对我的思想转型起到了启动作用。其中印象最深的一篇，就是一九八一年第八期上，包遵信为李泽厚《美的历程》而写的《迈向自由王国的足印》。追求心灵的自由和解放，是那个时代的大趋势。包遵信则从民族心理结构这一特殊角度说开，为其提供了历史的支点。

尽管包遵信笔下不乏名篇，但他作为出版家的锋芒，还是远远超过了作家的声望。在整个一九八零年代，他主要以主编的一系列出版物而独领风骚，不断把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从高峰推向更高峰。最巨者非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莫属。包遵信与金观涛共同主编的这套丛书，可能是当代中国最早的一套以介绍西方新思潮为主旨，以接轨普世价值为方向的大型人文普及读物。《以权利制约权利》、《人的现代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单看书名就不难知道，这套丛书在当时有著怎样强烈的冲击力。“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丛书卷首所题的这句马克思名言，正好是这套丛书的写照。丛书确实打开了思想的天窗，让普世价值的闪电，照亮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心。遗憾的是直到现在，那一代青年真正解放成为“人”，还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未免有负丛书编者的初衷。

读书无禁区，思想无禁区，这是包遵信八十年代全部努力的主题。他的最高成就就是《走向未来》丛书，开启了当代中国的丛书时代，但无论以后出版了多套丛书，再无一套堪与《走向未来》比肩。《走向未来》丛书因此成了整个八十年代思想高地的标志性景观，包遵信也因此注定了要写入中国思想史。

从“读书无禁区”到“思想无禁区”，包遵信跨前一步，踏上了“政治无禁区”的探索之旅。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包遵信则是这个时代激动人心的人物，他用出版物，不断给人们的梦想和激情注入新元素，也给时代增添很多亮色。后来的时代之所以不再那样激动人心，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太少像包遵信那样奋不顾身、同时又跟包遵信一样水晶般纯粹的先驱人物。

我们今天不乏“公共知识分子”，但包遵信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当代中国最早一代的公共知识分子。那个时代，公民社会不过刚刚发育，体制外生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要做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一旦被逐就找不到任何藏身之所，所以那时做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所需要的道德勇气，是我们今天根本不可比拟的。那时的公共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勇士，真正的精英，真正的“贵族”。那时的公共知识分子，值得我们报以最大敬意。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先驱，包遵信也付出惨重代价。他用肩膀扛住黑暗的闸门，但最终还是被黑暗吞没。但即便被黑暗吞没，仍无改他的伟岸，这伟岸让敌人忌惮，也令自命为同道的某些后人惭愧。包遵信去了，伟岸的人越来越少了。不过，这或许未必是遗憾，一个平民创造历史的时代，或许是真的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