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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欧和北越的影响（四）

打印版【阿波罗新闻网2007-11-03讯】作者：程映虹

四、中越两国当局知识分子政策的马鞍型同步演变

当“斯大林模式”在东欧受到公开批判时，以“土改”、“镇反”、“思想改造”(“整风”)和“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代表的毛主义模式，也在中国和北越受到挑战。当然，在严格意义上，毛主义的这些政策都可以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中找到对应的内容，并非毛主义的独创。例如，列宁早就主张，文艺是党的一条战线；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也把大量农民划为富农并消灭。尽管如此，这一整套政策毕竟是毛主义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主要特色，而且系统地构成了毛主义的精华。在中共能够有效施加影响的北越，毛主义就是越共的精神武器。正因为如此，当苏联东欧的知识分子向斯大林主义发起全面挑战时，北越知识分子所推动的自由化浪潮直接指向毛主义，而非斯大林主义。需要指出的是，越南知识分子争取政治自由的努力与其中国同行的命运息息相关，而越、中两国当局应对这一挑战的举措也基本上同步同调，因此，1956年到1957年间中、越两国当局的知识分子政策呈现出有趣的马鞍型同步演变。

1、北越镇压义安省的农民暴动却允许知识分子继续“鸣放”

就在北越知识分子向党挑战的同时，1956年11月，北越农民向“土改”和党在农村的组织发起了暴力反抗。这次农民暴动发生在胡志明的老家义安省，1930年到1931年在这个地区发生的“义安－河静”暴动造就了越南的“苏维埃”运动。然而恰恰就在这个“群众基础”较好的“老区”，越共推行的“土改”政策令农民积怨甚深。1956年10月底，越共中央全会承认，在“土改”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这个消息传到农村后，农民并未因为党认错了而感恩戴德；相反，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在11月5日发起了武装暴动，大约有2万多农民参加。越共被迫调动其军队中的精锐第325师，一个星期后才将农民暴动镇压下去，大约有6千农民被杀或被强迫迁移。当时，北越义安省农民对政府的反抗，在规模上或许仅次于“匈牙利事件”，但今天很多研究者对此知之甚少。

毫无疑问，这次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威胁到北越政权的基础，本来应该增加越共的恐惧，使它对任何异议更加敏感和不宽容，何况这次农民武装暴动正好与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同时发生。如果北越政权把这次农民暴动和城市的知识分子抗议相联系，在镇压农民之后强化对城市知识分子的镇压，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让人意外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在匈牙利革命和北越本国农民的暴动被镇压之后，北越党不但放松了对知识分子的压制，而且还允许他们继续“鸣放”。单从北越的国情出发，人们很难相信北越共产党1957年缓和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完全是出于其国内政治的需要。当时正是中共置苏联和东欧对“百花齐放”政策的批评和抵制于不顾，号召知识分子在单位里和报刊上广泛向党提意见的时候。考虑到中共和越共之间联系的紧密，北越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宽松政策或许很难说是偶然的。

2、当时越共对中共的政治依从

当时越共在国内政策上对中共意见的重视，可以从中共自己的出版物中找到充分证据。至今中国当局对历史上中共和越共之间的政治关系(此处指中共如何影响北越的内政，而不是指军事、经济和南北统一问题)透露甚少，但还有线索可循。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说：“日内瓦会议闭幕前夕，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中央要求中国对越南巩固和平、扩大土改、接管城市、恢复和发展经济等工作进一步提出意见，并派人协助。”[57]显然，中共自己也承认，它参与了北越“土改”的决策和实行，所以北越“土改”中的“扩大化”无疑与照搬中共模式有关。

北越镇压农民暴动的枪声未息，越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请中共就下列问题提供意见：“一，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和意见；二，为实现日内瓦协议而斗争的工作任务；三，越南目前的财政经济状况与今后经济工作的任务。”[58]其中第一项“目前局势”的含义非常广泛，当时共产党国家面临的“局势”中最重要的是“非斯大林化”和镇压匈牙利革命所产生的影响，而越南国内最重要的“局势”当然就是农民暴动和知识分子的抗议。

1956年11月18日到21日，周恩来访问了河内，对北越党表示支持。中共前高级外交官李连庆介绍了周恩来在北越的活动：周“针对越共提出的问题，谈了目前国际形势，兄弟国家的关系，中越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以及中国党近几年所办的几件大事和中国从这些工作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特别强调了中国党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根据列宁主义的原则，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和纠正错误的长期性”。在与越共政治局会谈关于越南国内的情况时，周恩来说：“北方是人民民主的基地，必须大力巩固北方，才能争取南方，统一越南”。周恩来还说：“土地改革的成绩要肯定，有错误是难免的，纠偏不能抛弃正确的东西，这样才不会使自己处于被动，使群众失去信心。”[59]周与北越领导人会谈时显然涉及到北越“土改”的严重后果，他谈到中共近年来的“几件大事”和“经验教训”中，可能包括在苏联和东欧被拒的、但在北越却推动了知识分子异议运动的“双百”方针和对知识分子的宽容政策。

1957年4月，中共突然号召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与此同步，北越当局也放松了控制，允许异议运动再次活跃起来。

3、北越当局1956年到1957年对自由化运动之对策的起起落落

北越的自由化经历了一个马鞍形的过程：第一个时期从1956年8月到11月，随着匈牙利革命被镇压而中断；第二个时期从1957年春到夏秋之交，在北京维持“双百”方针的背景下，北越知识分子被允许重新“鸣放”；随着中共发动“反右”运动，北越共产党也彻底剿灭了自由化运动。

从1956年8月到11月，北越的自由化运动经历了“《人文》、《佳品》”时期。从11月初开始，紧接着苏联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越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反击知识分子的文章，特别是一些催促政府采取行动的所谓“群众来信”。越共《人民报》在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后第五天发表社论说：“我们不应允许任何人利用民主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离间党和人民，诽谤我们的制度，在人民之间制造混乱，或者散布有害的、反动的思想。”经过约一个月的宣传，12月18日，根据北越政府主席令，河内市政府停止了《人文》和《佳品》的出版，关闭了出版这两份杂志的明德出版社，没收了市面上的这些杂志，还要求过去购买这些杂志的人将它们交出。这无疑是“《人文》、《佳品》”运动的重大挫折。当时国际上很多人都认为，就像在东欧一样，北越的自由化就此告终。英国《经济学家》特约记者在1957年1月5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在中国的阴影下：胡志明的方式”的文章。该作者认为，《人文》、《佳品》是越共在“非斯大林化”的气氛中和中共的鼓励下放出的试探性气球，看看知识分子想走多远，党能容忍多久。“现在看来，无论如何这个实验是结束了。”

但令人意外的是，1956年11月到12月河内的政治风暴并未持续多久。两个月后的1957年初，《人民报》的反自由化运动就失去了势头，虽然不时地仍有批判文章发表，但不再象是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所有在前两个月中受批判或牵连的知识分子都安然过关，除了个别人调动工作外，没有一个人被逮捕或开除公职，很多人只是作了自我批评。Ninh指出：这些知识分子“继续保留党和政府内的职位，在某些人那里甚至是领导职位，例如在出版社和文联执行委员会中”。如陈寅和黄琴仍然在文联下属的出版社工作。1957年2月，北越全国文联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竟然出乎意料地没有提到“《人文》、《佳品》”事件，只是说要和“错误倾向作斗争”。就连被认为是党在文艺界代言人的诗人素友(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也在大会的报告中说，“在文化和艺术活动中，我们可以也应该有在共同基础上的不同的倾向，因为这是符合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所有观点和艺术倾向都可以而且应该从讨论中表现出来”。 [60]

1957年5月，北越文联出版了一份新的周刊《文学》(Van)，作为新成立的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在这份刊物的旗帜下，那些《人文》和《佳品》的作者很快就聚集起来，重新发表对文联领导机构甚至党和政府挑战的文章，“那些在前一阶段对他们的批判看来丝毫没有起作用”。因此，1957年上半年北越的文化气氛和1956年底明显不同，越共不但没有强化批判运动，惩罚那些在1956年夏秋向党挑战的知识分子，反而允许自由化的倾向恢复和发展。《文学》虽然时不时地受到《人民报》的质疑和批判，但当局没有形成一个有声势的运动或迫使异议作者沉默。Hirohide Kurohara在他关于北越1957年文化政策的研究中认为，当时北越党有两条“灵活”的路线：“一条是尊重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不强迫他们从事政治学习或体力劳动”，而在50年代上半期则是必须人人过关的；另一条是“在贯彻党的政策时采用温和的方法，力图通过说服和耐心讨论和知识分子达成共识”，在贯彻这一路线时，“那些执行政策的党的干部受到警告，要他们不得粗暴行事。”[61]这个被恢复的自由化运动持续了大半年。

1957年7月8日，越共领袖胡志明途经北京前往北朝鲜、苏联和东欧，此刻正是中共全面展开“反击右派进攻”的时候。8月底，胡途经北京回国。两次路经北京时，胡都与中共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在胡志明公开的政治日程表上，他与中共领导人谈的只是越南南、北方为和平统一举行自由普选的问题，但人们很难想象，中共领导人会对从“双百方针”到“反击右派”的转变及其中之谋略不作任何说明。胡志明的中文非常好，[62]他在中国期间，只要翻开中共的报纸，“反右”运动就会有声有色地在他面前展开，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策略很可能会让他心有所悟。

1957年7月和8月中共刚发动“反右”，越共理论刊物《学习》便开始发表文章，发动对《文学》的批判，声称它的内容“极大地偏离了现实，偏离了生活、偏离了革命的责任”，为“资本主义文学的观点”提供了讲台。待胡志明回到河内，北越的政治气氛立刻为之大变，北越党开始部署全面反扑，完成在1957年初没有充分展开的政治运动。9月16日，胡志明回国两周后，他在北越《人民报》上用化名“陈力”发表文章(毛泽东也曾用《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名义在“反右”运动开始时发表过“这是为什么？”)，标题是“粉碎右派”。胡志明用典型的毛式语言说：“右派是毒草。让我们把他们连根拔除，化作肥料，改善我们稻田的土质。”[63]

国际学术界一些研究50年代北越文化政策的学者，也从共产党国家政治形势的整体演变角度，指出中共对北越转向“反右”的影响。比如Kurihara认为：“苏共的二十大和反斯大林曾经促成了《人文》和《佳品》，中国的百花齐放也起了相同的作用”；但到了1957年夏，他们都改变了政策，特别是“中国的‘百花’运动已经变成了反右运动”。[64]

经过几个月的宣传和批判，1958年1月6日，越南劳动党中央通过了“政治局关于文学问题的决定”，要求把那些“颠覆分子”从文学组织中清除出去，对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再教育”。于是，《文学》周刊被取消。接踵而至的是一场持久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当局企图一劳永逸地清除北越知识分子中的异议人士和异议思想。越共没有正式使用“右派”之类的政治整肃范畴，而是用“反革命”、“反党”、“右倾错误”等罪名整人。1958年2月，首批172名参加了“《人文》、《佳品》”运动的知识分子被送进“再教育班”；3月又有第二批304名知识分子被送去。这些人中大约300人是作家和艺术家，其他人则是教育、文化和出版机构的人士或干部。与中共一样，越共让那些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陈德草[65]、阮孟墙、陶维安、陈寅、黄琴等)在报纸上发表自我批判的文章，名义上是清除散布的“毒素”，实际是对那些“小”右派们显示党的威力，起震慑作用。《文学》被停刊后，新出版的《文学研究》由党的文艺“理论家”阮廷氏主编，1958年5月出版的第1期就刊登了大量“自由化”分子的自我批判。

越共对这些“自由派”分子的处理，也仿照中共根据“右”的程度不同而“区别对待”的做法。例如，上文提到的阮友灯、刘氏燕和陈少宝这三位被正式逮捕；其他人有的被开除出文联(如潘魁)，有的人其文联会员资格被停止三年(如陈寅)，有的被撤销行政职务(如诗人黄琴的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被撤销)。1960年越共当局安排了所谓阮友灯、刘氏燕和陈少宝等人“特务案”的审判，在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的情况下，指控他们是“法国间谍”，分别判处5年到15年的徒刑。北越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潘魁被下放劳动，就在当局准备给他安一个罪名加以审判时去世，他在“祖国阵线”机关报担任编辑的儿子不久也去世，死因不明。一个为越南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奋斗了三代人的家庭就此悲剧性地告终。

除了集中打击“自由化”的带头人物，越共也全面整肃绝大多数知识分子。1958年夏，越共发动了大规模的“下乡进厂”运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无论在“《人文》、《佳品》”时期的“政治表现”如何，都必须去农村和工厂，在从事体力劳动的同时接受“思想改造”。近年在中国大陆对北越的“反右”运动也有一些有限的介绍，有一本书提到：“1957年，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开展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对在《人文》和《佳品》杂志上发表‘毒草’作品的人展开批判，把这批人定为‘人文佳品’集团分子，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有的被开除公职、软禁，有的被劳动改造，有的被投入监狱，境况都很悲惨。越南实行革新（即改革开放，本文作者注）之后，打成‘人文佳品’集团分子中的某些人的作品又重新发表，但和中共承认反右扩大化和为多数右派平反不同，无论对他们本人还是对整个运动，越共都一直维持当初的结论，没有任何平反决定。[66]

结论

从1956年到1957年共产党阵营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和自由化运动，应该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考察。共产党阵营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世界，而不是一种简单的“中心―边缘”的政治结构。作为共产党体制的主要模式，斯大林主义当时固然最有影响，但这并不排除毛主义作为另一种模式的存在和影响。对于研究毛泽东和中共革命的人来说，有必要认识到，毛主义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破产前20年，就在中国和越南受到很多知识分子的否定。换言之，共产党统治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对毛主义的批判，自195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不过，由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是那场自由化运动的主流，也由于中国官方对历史记忆的压制、抹杀和对历史真相有选择的披露，才使得那段历史的这个侧面在中国大陆很少有人了解。

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当时的内容，既包括“土改”、“镇反”、“思想改造”和对知识分子以及文艺的控制，也包括在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一些新政策，如“双百”方针、知识分子政策的暂时调整和承认“人民内部矛盾”等。这两方面的政策彼此密切关联，它们代表了50年代中期国际共运发生巨大变化、苏共的老大党地位动摇时，毛泽东和中共在一党专政体制内寻求一种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尝试――当然在这种尝试背后也有毛企图充当共产党阵营“龙头老大”的雄心。这些政策在东欧和北越的知识分子中得到强烈共鸣，促进了自由化的发展。“匈牙利事件”后，中共不顾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党当局的反对，不但坚持“双百”方针，提出“在人民内部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还继续鼓励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无论毛当时是否决定“引蛇出洞”，这些政策在客观上延续了“非斯大林化”和自由化，这在北越的案例中尤其明显。但最终这种对“自由化”的有意操控导致的是更悲剧化的结果：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策略和政策转变后对知识分子的整治手段是极其阴险和彻底的。如果说在东欧国家，异议运动在匈牙利革命后遭到了压制，那么，在中国“反右”运动是力图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异议运动在社会各阶层中连根拔除。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阵营的第一次国际性危机并非结束于匈牙利革命的被镇压，而是中共的“反右”以及它在东欧和北越的影响。

从研究中共党史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在“反右”前采取的宽松的国内政策，不单纯是为了“引蛇出洞”，还有在国际共运舞台上沽名钓誉的策略性目的。中共运用国内政策为提升和巩固其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服务，始于波匈事件，终于“文革”。可以说，国内政策大幅度变动与在国际舞台上的表演相互配合，这既是毛泽东生前最后20年执政史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作者说明】

本文的初稿发表于美国的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994年第4期，487-517页)。中文稿作了大量增删。在越南名词的翻译上承段玉贞女士和陈黎琼先生大力帮助，特此表示感谢。陈寅(北越1955年到1957年的“《人文》、《佳品》”运动中的代表人物，有“越南的胡风”之称，1997年去世)的儿子陈崇武与作者交换了电子邮件，回答了一些有关他父亲的问题，在此也衷心表示感谢。本文主要依据的是英文和中文材料，作者衷心希望使用其他语言的研究者提出批评、修正和补充。【未完】

【注释】：
[1] 例如，Richard Hudelson的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Willie Thompson的The Communist Movement Since 1945 (Blackwell, 1998), Geoffery Swain和Nigek Swain的Eastern Astern Europe Since 1945 (Palgrave, 2003)，Ben Fowkes的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Astern Europe (St. Martin's, 1993)，都没有提到中共在“非斯大林化”运动中对东欧国家的影响。越南在1956到1957年的“自由化”和中共对越南的影响，更是在“莫斯科中心论”的视野之外(除了少数专门研究北越1950年代的历史学家注意到这点)。Willie Thompson甚至说：“可以肯定没有哪个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受到它（非斯大林化）的冲击，可能是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不深，它们的发展和东欧国家不同，较少受苏联的影响，对斯大林主义的记忆不那么深刻。”(P77)很明显，他把北越排除在“非斯大林化”运动之外，更不用说中共的影响了。
[2] 对这个问题的早期研究见G. F. Hudson的“China and the Communist ‘Thaw’”， Epilogue for Roderick MacFarquhar’s 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Praeger, 1960)。最近的有关研究见陈兼的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3] 以上叙述综合了中国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和官方文件，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时任中共中央俄文翻译的师哲的回忆文章，载《百年潮》1997年第2期，第11至17页。陈兼的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第6章也有描绘。
[4] 《赫鲁晓夫回忆录》（The Thomas J. Watson Jr.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Brown University, 2006），第418页。
[5] 见William Griffith ed.，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Continuity，Change，and the Sino-Soviet Dispute，(MIT Press, 1964), Vol.2，p.101。
[6] 出处同上。
[7] 中共在1954年与印度的一份联合公报中首次提出“五项原则”，在1955年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正式提出这些原则，在中共的官方表达中，这五项原则常常伴随着一个定语“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中共之所以要强调这点，为的是打消亚非国家对中国输出革命的担心。至于这些原则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并不是中共当初提出它们的主要目的。
[8] 他在1956年春上书匈牙利党中央，同时送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一份。
[9] Imre Nagy，On Communism，（Praeger, 1958） p.23.
[10] Janos Radvanyi，“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Hundred Flowers Cam paign”, China Quarterly 43 (1970)，p.23.
[11] 出处同注5，第242页。
[12] 出处同注5，第103页。
[13] 出处同上。
[14] 出处同注5，第104页。
[15] S. Shneiderman, The Warsaw Heresy (Horizon Press, 1959) p.56.
[16] 出处同注2，第304页。
[17] 陈清泉，“陆定一推行双百方针始末”，《炎黄春秋》，2000年9月，第6页。
[18] 李越然，《国际舞台上的新中国领导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第 127至128页。
[19] 出处同注4，第271页。
[20] 出处同注2，第307页。
[21] 出处同上，第304页。
[22] 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第四部，第108页。
[23] Hoang Van Chi，From Colonialism to Communism：A History of North Vietnam， p.119.
[24] 方山编著的《马泰边区风云录》，21世纪出版社（2005）有一章的标题为“学习与党校”，专门介绍了有关情况。
[25] 见马共总书记陈平2004年出版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Media Masters 2005) 第28和30章。
[26] 潘魁是越南德高望重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他的父亲在1883年是河内总督，在法国占领河内前自杀，成为越南民族主义的象征性人物之一。潘魁本人早在1907年就是越南知识分子反法运动的领袖，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支持越共领导的反法民族主义革命，成了越共重要的统战对象，他的儿子也被任命为越共统一战线组织“祖国阵线”机关报的编辑。
[27] Kim N. B. Ninh，A World Transformed：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Revolutionary Vietnam 1945-1956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pp.121-161.
[28] 河内这个城市曾被认为是西方和殖民主义在北越的象征。陈寅进驻河内后，与一位信仰天主教的拥有房产的女士产生了爱情，党和军队不允许这种关系的存在，而陈寅却不愿为了党籍和军籍牺牲爱情。陈寅的作家好友、国家戏剧小组组长黄坎(他也参加了陈寅发起的上书和请愿活动)也由于和一个类似身份的河内女子产生了感情而自发要求解除军籍。
[29] Nhu Phong，“Intellectuals, Writers and Artists”， in P. J. Honey ed.， North Vietnam Today，p.81.有关中共革命模式对北越的影响，可参看William J. Duiker，“Seeds of the Dragon：The Influence of the Maoist Model in Vietnam”，in Arif Dirlik，e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 (Humanity Books, 1997) pp.313-341.
[30] 胡风是中共在文艺界的老战士和理论家，他代表原来在国统区的共产党文艺工作者，从40年代下半期以来就与周扬等代表的延安文艺界领导有矛盾，中共建政后这种矛盾发展成为文艺界的正统和异端之间的冲突。胡风于1954年7月上书中共中央，批评当时的文艺政策和文艺界的领导人，尤其是批判他们坚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希望能为文学艺术的创作争取自由。除了创作原则上的分歧，胡风对中共文艺界领导人的专横和官僚作风也深感不满。虽然胡风根本无意挑战党的领导地位，但他的行动确实表现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文艺家长期以来在创作自由问题上的积怨，中共文艺界领导人不久就发动了反击。毛泽东本人将胡风及其追随者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于1955年发起了“反胡风”运动，胡风于6月被捕，直到“文革”结束才被释放。
[31] 指1954年越共在中共支持下打败法国殖民军的关键战役。
[32] George Boudarel，“Intellectual Dissidence in the 1950s：The Nhan-Van Giai- Pham Affair”，in The Vietnam Forum，Vol.13，p.158.
[33] 出处同注27，也见于George Boudarel的文章，见注26。
[34] 出处同注27，第140页。
[35]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中国的胡风对北越的陈寅有相当的影响，但陈寅之子陈崇武(出生于1963年，越南改革开放后赴美留学，现居法国，美术家)告诉笔者，他父亲在1955至1957年间的思想和言论主要是他自己思考的结果，和胡风没有很大关系，研究者们只是根据胡风与他父亲的活动在时间上的先后和观点上的类似而想当然地认为他父亲受到胡风的影响。陈崇武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没有任何研究者能提出确凿的证据证明，陈寅引用过胡风的观点。如果陈崇武的说法成立，笔者认为，既然陈寅和胡风在重大问题上不谋而合，恰恰说明毛主义的文艺路线在中国和北越同时受到了自发的挑战。文中提到的那幅漫画见http://www.historycooperative.org/journals/jwh/15.4/cheng.html。
[36] 有关陈德草参加越共领导的革命以及后来的遭遇，见Shawn Michel“Vietnamese Marxism，Dissent，and the Politics of Postcolonial Memory：Tran Duc Thao，1946-1993，”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61(2002).
[37] Bernard B. Fall，The Two Vietnams--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nalysis (Westview Press, 1986) p.188.
[38] P. J. Honey，“Ho Chi Minh and the Intellectuals”，in R. F. Wesley ed., Vietnam：Anatomy of a Conflict (Peacock Publishers, 1968)，p.160.
[39] Robert F. Turner，Vietnamese Communism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5)，p.152.
[40] 周恩来报告的越南文译稿到1957年3月才出版。
[41] 70年代后期黎笋担任领导期间，中越两党正式分裂，以致于爆发中越战争。 1985年底，黎笋去世，长征接任越共总书记，在越南政治经济面临全面危机的情况下，主张模仿中共的改革开放，主持了越共“六大”，废弃了由时任政治局委员的老左派素友起草的政治报告。越共从此走上了“革新”道路。
[42] Ang Cheng Guan，Vietnamese Communists’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Second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郑浩中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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