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在新四军演说

昨谈皖南事变，意尤未尽，乃为续。

项英被害，王明认为是毛借刀杀人，似根据不足。倘属真，则毛所为未免太过，因事变中新四军军部死伤七千人，虽远少于黄桥事变被歼国军韩德勤部之一万一千人，但众多不幸丧命及受伤者（包括国共双方）实在无辜。古语云：“一将功成万骨枯‘，谁料时当现代，一将忤主，千军沦白骨，呜呼！

说起来，毛项过节，非惟公事，亦有私怨。后者即毛弃贺（子珍）取江（青）一事所致，属毛私德有亏之故。

这项英虽是文化不高的工人出身，且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但仍保持传统的东方道德观。对于毛抛弃井冈山时期共患难的贺子珍颇有微词（其实30年代初毛贺同居时杨开慧仍在世，正被关在湖南军阀何键狱中，且因拒绝公开声明与毛离婚最终被处死。相信项当时已不齿毛此一所为）。加以其部下扬帆，对30年代混迹十里洋场上海的江青知之甚详，扬出于维护领袖形象的衷诚，向顶头上司项英将江青早年丑事和盘托出，项着其写成报告然后为之代呈延安，反对毛江结合（前文用‘取江青’而不用‘娶’，因毛并非明媒正娶也）。谁料该报告落入时任社会部长的康生之手，康隐而不发，但私告江青。故江对扬帆恨之入骨，对项英亦心怀怨恚。毛当时虽未尽悉江青有关底细，但已知道项英反对自己与江‘成其好事’，当然不会高兴。这就叫做旧恨加新仇，公私两结怨。毛历来报复心极强，但又能忍一时之不快，即所谓‘若然不报，时辰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他终于等到皖南事变前的大好时机，将项英欠他的老帐新帐一起清算！

用中国式的悼词，项英可称英年早逝。不过，凶手刘厚聪‘枪法准’（项英语），熟睡中的项死于其手，估计只须臾之间的事，应不致有太大痛苦。与其死对头刘少奇18年后临终苦况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而他的老部下扬帆，虽于文革后获平反而得善终，但自55年因潘（汉年）扬案蒙冤入狱，受尽折磨，以致精神失常。25年的煎熬，真不如一枪毕命痛快！

项英部下最幸运的是傅秋涛率领的那个团，基本上全身而退，安抵皖北。傅本人于1955年授衔时官拜上将，堪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因38年毛江结合时表示异议而日后遭殃的，除项`扬二人外，还有刘晓`陈修良等中共高干。

刘晓是30年代前期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40年代末上海易帜前任地下党市委书记。50年代中期，继王稼祥`张闻天后任中共驻苏大使，数年后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文革中被弄得死去活来。陈修良则是南京易帜前的地下党市委书记。50年代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其夫沙文汉是浙江省长，57年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再受严重迫害。据陈写的《不尽的情思》（1989年5月21日《联合时报》）79年刘晓对她说：

‘我们弄到这种地步，同在江苏省委时期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有关。1939年（应为1938年）周总理曾打电报给江苏省委，了解江青在上海的历史情况。当时，我们省委负责人联名回电，一直反对，认为江青历史上不清白，生活腐化，毛主席不宜和她结为夫妇。这个电报落在社会部长康生手中，当然江青马上知道了。周总理从中作梗，江苏省委负责人又一致反对，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这段话发人深省。不过，周‘从中作梗’一事存疑。倘属实，则文革中毛整周，包括周得癌症后，毛一再延误及反对其手术治疗，便更加顺理成章了。

文革后，江青沦于国人皆曰可杀的境地，其实，此‘白骨精’之可恶不都源于‘万岁爷’的撑腰吗？江青心眼小，睚眦必报；毛又何尝不如此？但如果说蓝苹是上海滩的二`三流戏子，那么毛在赤县神州政治舞台上的演技，无疑比他婆娘要高明得多。他不是在62年七千人大会上，大谈什么刘邦的‘豁达大度，从善如流’吗？还有什么‘让人讲话，自己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总有一天要垮台’，等等。可事实上，他比他所耻笑的西楚霸王还霸道一百倍。敢讲话的项英，还有彭德怀，都遭他极度记恨。对彭的记恨，甚至延续18年之久（1941-1959）。而彭大将军晚年之受害于毛，几乎无人不说‘惨’。从这个意义上，项1941年就去‘见马克思’，也许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