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律师发飈，但这次不是骂拖欠民工工资的无良老板，而是直接痛骂他为之维权的民工。事情倒很简单，民工律师周立太在成功为一群民工讨要回无良老板拖欠的工资后，他的当事人拿到了钱就一哄而散，周立太这场官司就白打了。如果就从没到报酬的现象来说，周律师在打完这个官司后倒是比较像民工。鉴于亲手把自己弄成民工的处境，周律师在自己的博客上撰文云：又有一群“狗日的”跑了。

这件事的是非其实清楚的很，打官司要给律师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除非律师声明是公益行为。民工的官司不好打，何况是被拖欠工资的民工，本身就没有钱给律师付前期的费用，估计这些费用都是周律师自己垫付的。要是用做生意的话说，这次算是血本无归了。对于一个血本无归的律师来说，在自己的博客上骂骂人也真没什么。
　　
　　不幸的是，正如何祚庥院士的名言：谁叫你生在中国？支持周律师的固然不少，但也有人认为周律师不应该如此。所持理由很奇怪，“毕竟民工被欠薪在先，他们长期贫困和被压榨的处境逼得他们已不在乎道德诚信。而且既然是为民工打官司，就应该考虑到民工对诉讼费的承受能力”。
　　
　　这话里有两层意思。其一，民工不在乎道德诚信是因为有人先欠了他们的钱。这层意思之所以奇怪，是因为周律师毕竟不是他们的老板，而是帮他们向无良老板讨钱的人。即使我们把意思往深了说，是社会造成了民工的贫困与被压榨，难道周律师就应该为社会环境造成的后果付帐么？穷人的忘恩负义依然是忘恩负义，这不会因为他的生活状态很差就值得特殊对待。
　　
　　第二层意思是说，周律师在打这种官司的时候，即使不是免费也应该是收得更少一点，似乎是说周律师的收费把民工逼得不得不做出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关于这点很难辩驳，因为诉讼费用多或者少的标准很难确定。其实这里的有一句潜台词：给民工打官司，你本来就不应该收什么钱。
　　
　　关于是不是收钱、或者收多少钱，有个故事倒可以作为注脚。话说当年还有奴隶制的时候，鲁国规定，谁在其他国家把成为奴隶的鲁国人买回来，就可以去政府那里报销费用。孔子的某弟子是有钱人，买回了奴隶也不找政府去报销。孔子听说了以后就骂他云：“瞧你这小样儿，以为自己这么做就高尚了？要是你立个高标准在这里，以后谁还好意思去报销呢？有几个像你这样的有钱人？如果不报销而别人又承受不起，以后谁还会去做这样的好事呢？”孔子明白，做好事是需要成本的，或许有人能自己吃糠咽菜的做好事，但大多数人还是要在自己能过得好一点的情况下对别人伸以援手。我们总不能要求做好事的人最后自己饿死吧？
　　
　　所以，这才是事情的关键所在。我们的文化里有个倾向，就是把某些东西无限拔高，一直高到谁也支付不起代价的程度。一旦发现居然有人在做好事的时候还有其他的条件，马上就出来做大义凛然或者痛心疾首状，就像忽然发现神仙也上厕所似的，那个失落感就别提了。问题是谁告诉你神仙就不上厕所了？
　　
　　对于这种严格要求别人的道德高标者，不得不让人产生一种“道德恐高症”。如果每个高律师都遭到这种待遇，维权成为了让自己也成为讨薪民工的陷阱，同时还不能说出自己的不满、说出来就要被人质疑的话，这种“道德恐高症”可能就会断送所有有能力做好事的人心中那点儿想做好事的愿望。而从常识我们又可以知道，那些义正词严高调要求别人应该如何奉献的人，在现实中其实很可能就是一头铁公鸡，更加无法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