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即中国教育史上著名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不久前，该校为九十周年校庆发行了一册题为《辉煌90年》的图志。在这本图志的第66页和对开页67页上有两幅图片赫然：一幅是1966年8月18日女附中学生宋彬彬为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另一幅是文革受难者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照片。图志的编者把文革的发动者、文革的暴力先锋、文革的受难者这三个标志人物并排在同一页面，有一种冲击视觉的力量，使读者心头不由一惊。

初看“图志”的这个页面，我就吃了一惊，以为在庆典之际，终于有人敢于揭示41年前的历史真象——1966年8月5日，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师大女附中学生红卫兵在校园内残酷折磨，殴打致死；那些凶手们不但没有受到追究，反而在13天以后的8月18日“荣登”天安门城楼，受到了公开的鼓励，从而身价倍增，不可一世。当时红卫兵的代表人物，就是照片上的女中学生宋彬彬。她就在那个时刻接受了领袖的赐名“要武”（在历史影片中，她听见这个赐名的时候，欢快地蹦了几蹦）。从此，由北京到全国，到处掀起迫害教育工作者以及和平居民的血雨腥风（据中共官方内部记载，在北京，在这次集会后的二十天中，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中国人民开始了最黑暗的文革时代。

但是当我再定睛阅读时，却发现“图志”的这个页面并不意在说明上述历史事实。在宋彬彬为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上方，说明文字是：“我校学生宋彬彬为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透露了炫耀；在卞仲耘的照片下方，说明文字是：“1966年8月5日下午，书记卞仲耘被打致死”，表现了漠然。这使我愤然。版面如此安排，说明得如此含混，岂有历史的基本知识？岂有否定文革的基本态度？又岂有良知、思考与血性？如此设计，就不怕世人指责与耻笑？

又一次仔细看“图志”的两张照片和说明时，我发现了新的问题。两张照片下的各自的说明文字都有明显的省略：“我校学生宋彬彬为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一句，没有说是哪月哪日：“1966年8月5日下午，书记卞仲耘被打致死”这一句，没有说她是被谁打致死。这是无意的疏漏，还是有意的遮掩？这个新发现使我感到，仅仅把这个页面看成是惹人耻笑的“没头脑”杰作，只把编者想象得因无知而闯祸，实在是过于宽容了他们。编者并不完全无知，在说明文字中，他们懂得回避关键的问题，没有勇气把文字说明准确地写成：

“1966年8月5日下午，书记卞仲耘被红卫兵打致死”。

“1966年8月18日，我校学生宋彬彬为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

如果这样写了，杀害卞仲耘的凶手们不但没有受到追究反而在13天以后的荣登天安门城楼受到了公开的鼓励的历史事实就会呈现；就会清晰地告诉人们，照片上的毛泽东、宋彬彬、卞仲耘三个人物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编者的无知会使人耻笑并感到滑稽，但是当他参与遮盖历史真相，成为强权的合谋时，我便看到了卑鄙与无耻。在历史的前进与时代的进步中，要求回顾历史，进行反思和总结的呼声越来越高，用强制手段跳过这一页已经不那么可能。在学校90年校庆的庆典之际，作为教育机构和号称名校的当代教育工作者们，应当清醒地选择自己的角色，利用做一部回顾校史的图志的机会，深入研究历史，并把占有的历史资料向世人公布，为揭示历史真相做出努力。完全可以站在教育的立场上，表达自己的所思与所想，用自己的方式发言，说自己以为之“是”，论自己以为之“非”。为什么一定要堕入权力的网络，选择了遮蔽历史、与掩盖真相合谋呢？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校训当真，向学生们示范实践自己的校训“诚实，严谨，求是，拓新”，而偏偏一副媚骨，混迹于势利、浮躁的泥淖中呢？

请开下面原书的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