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中旬，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在刚过去的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上涨6.5%。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7.6%。

　　但官方公布的数据比民众感受到的物价上涨幅度要低得多。近几个月以来，物价上涨成了中国民众的恶梦，对这场恶梦的注脚是近日相继在上海、重庆等城市发生的因抢购半价或8折食用油而导致的恶性踩踏事件。生活于上海与重庆这两个经济发达城市的居民对食品价格上涨尚如此敏感，其它中小城市的居民因物价上涨引起的恐慌感自然就更强烈。

　　对这一轮物价上涨，中国境内外的感觉非常不同。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驻上海的王志浩(Stephen Green)甚至表示，食品价格上涨有助于将财富从城市转移至农村地区，而这正是中国政府的长期目标之一。但中国政府以及部分专家的感觉却并不乐观，担心即将面临通胀预期失控的局面。经济发达的广东省最近已决定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10%左右，以此安抚怨恨不已的低收入阶层。

　　所谓“面临通胀预期失控”，意味着中国政府对此应对乏策，这正好暴露了喜好干预经济的中国政府缺乏眼光。因为这轮物价上涨是中国经济结构性变动的必然结果，近年来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所产生的价格传导作用，早已酝酿着生活必需品涨价的因子。试想想，与房地产相关的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共有几十个，房地产价格已“一枝独秀”地上涨了好几年，与之相关的诸多产业的产品价格岂能原地踏步？三、四年前煤、电、油等能源与运输价格就已轮番上涨，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应是政府预料中事。如果说上述踩踏事件是中国“消费者通胀预期上升”的结果，那就只能说中国消费者获得的价格信息是不完全信息，这种“信息不完全供给”不仅导致他们对涨价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还导致他们对政府管制经济的能力处于不信任状态。而这种心态既是中国当局报喜不报忧的媒体控制策略所导致的，也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缺乏互信关系的表现――这是问题之一。

　　问题之二是：“通胀预期上升”并非中国独有，但为什么在别的国家不会导致这类抢购事件，唯有在中国才会导致这种恶性事件？也就是说，在经过了30年号称“奇迹”的经济改革之后，中国民众对物价的承受力为什么还如此脆弱？

　　惧怕物价上涨因而抢购生活必需品的场景，曾在80年代后期“物价闯关”时出现过，抢购风潮中，不仅冰箱、电视机，甚至连肥皂、白糖、食用盐都成了公众囤积的目标。风潮过后，中国逐渐进入物质丰裕时代，民众生活水准也相应提高。好长一段时期，一些囤积者手中用不完的肥皂、吃不完的白糖成了众多评论者嘲笑的对象，有人甚至预言：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提高，中国再也不会出现因担心物价上涨而囤积的现象。

　　这个预言只对了一部分。所谓“对了一部分”，是因为中国贫富差距过大，占总人口比例不到10％的高收入家庭对食物等基本消费品的价格上涨根本不在意。但问题在于，中国人还有将近一半人生活在日均消费2美元这条线之下――世界银行曾制定“高贫困线”与“低贫困线”两条测试贫困的标准，衡量许多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准用的是人日均消费2美元这条高贫困线，而衡量中国民众生活水准用的是人日均消费1美元这条低贫困线。对中国采用低贫困线标准是否出于中国当局的要求不得而知，可知的是由于采用了低贫困线标准，中国的穷人数量由将近7亿减至1.35亿人，大大有利于提升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但对于占人口将近一半的中国人来说，物价上涨过快却意味着他们的生活质量将大大下降，因为他们将被迫把有限的钱更多地用于食品消费而不是其它消费。

　　如果说贫富差距过大、穷人过多、失业率居高不下、贪腐肆虐等是中国经济大厦的内部景观，那么产品质量与通胀指标则是这座大厦的外墙，两者共同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质量问题。当中国人在为内部景观不佳所苦之时，外人还在欣赏外墙的景观。如今外墙已开始剥落并露出内在的不堪，对中国经济质量的深层思考才可能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