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也有贫富问题。

我听说，当上个世纪中国的领袖表示，香港回归后“什么都不会变”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香港人都高兴。

有一些贫穷的香港人说：什么都不变，回归干什么？

香港的穷人也有数十万人，他们肯定希望改变自己的境遇。

但是香港回归后，贫富问题反而更甚。目前贫困的人群比香港刚刚回归时还要多了。看来咱们当代的共产党政府就是要表现出：只要制造出富翁，那就算是达到了邓理论和“三个代表”了，也就是获得了当代的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不奇怪，这样的“党”，这样的理论，怎么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呢。

讲到贫富问题，就不得不提到国内贫富问题上，有一个尖声的哨音，非常吵闹的——那就是当代着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我感到，茅于轼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典型的“乏走狗”式经济学家。鲁迅当年在“资本家的走狗”前面，添了一个“乏”字。很有意思，这似乎预指着今天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乏，不仅是疲劳的意思，而更主要的是“没有用”的意思。今天的主流学者，其面目，已经为多数中国民众所识破，其欺骗性已经很有限了，也就是说，没什么大用了。

茅于轼最近又跳出来说“保护好富人，穷人才能变富。”就这种人，也敢自称经济学家！看来，他是一直找地方拍马屁，一时找不到更好的屁股，于是又想起了“保护富人”这一个老得掉了牙的话题。而香港凤凰电视台也立刻把这个“茅老”接去做电视节目，开讲什么“世纪大讲堂”。这个大讲堂里，我看没几句好话。

中国死了那么多贫穷的矿工，那么多穷人因为没钱医疗而失去生命，中国难道只有“保护富人”而没有“保护穷人”的问题吗？为什么死了一两个富人，还包括富人们之间互殴的，这位茅于轼老头就那么着急起来？我看这不是理论家论理，而是“保镖心理”。这种人，看来就是想给富人做保镖，可惜太老了。

中国的“富人”，究竟算个什么群体？

由于中国并不是一个真正开放的、透明的社会，没有“政治民主化”，也没有“司法独立”，所以，一时也难以查清中国富人究竟有多少是合法弄钱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相当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的中国富人，弄到手的是黑钱！

如果按茅于轼的说法，要保护好富人，那实际上就是保护黑钱！

我曾一再说过，社会财富的总量就那么多，GDP每年增加的就那么多，蛋糕就那么大，富人多拿了，穷人就只有少得。这是小学生的算术。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说，国家要“培养”1个亿万富翁，那就等于说，为了肥这1个人，那么，1万农民工每人每年就要少得1万元。照理说，经济学家们是最会算账的了，但是，一讲到了贫富问题上，他们就不算账了。好像中国富翁越多，穷人也就越富。目前的中国，已经有了数十万“千万富翁”，有了数百万“百万富翁”，他们已经占有了20几万亿元的财富！这之后，一块蛋糕还能剩下多少？穷人还有什么指望也能分“一杯羹”呢？但是且慢，照经济学家茅于轼们的神奇的说法，这样一来，中国的穷人反倒更能够“富起来了”。

这还是经济吗？这不是魔法么？

而且，就是天方夜谭，也没有这么不靠谱的。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成天为了富人编瞎话骗人，实在是有点丧失学者风范。这使得许多老百姓，现在一听到他们说话，就情不自禁地要骂他们。骂得好！

我想起我几年前的一本书稿《谜团重重》（当然，未获出版），其中写道：

我实在不知道中国的学者为什么总是歌颂富人？一股巴结劲儿，而且这么起劲儿，时间这么长，历久不衰，真令人感叹。在外国，学者们谄媚富人的情况，可能我才疏学浅，没见过。外国学者也常是有一种傲骨，很清高的。而我们中国的当今学者，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家，不仅猛烈反对“劫富济贫”、强烈要求“济富”，甚至令人感到他们在“媚富”。中国出版了大量专为“老板”们所写的经济学着作：与老板对话，告诉他们如何发财、如何占有别人的劳动。还有一些没有骨头的文化人，为从富人那里分得点残汤剩菜，大办极尽奢华的所谓“贵族学校”，使得一旁褴褛的“希望工程”相形之下显得十分滑稽可笑。穷孩子上不起学，这样的教育事业还能有希望吗？

当时，在网上，为富人呼吁的文字也不少。例如有人写道：

任何一个生命个体的消逝都应该得到社会的关注，新生的富人阶层中的李海仓、周祖豹等人的死即便只是偶然，但当富人因为拥有大量财富的特殊性而招致极端事件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时，我们不得不去审视富人的生存状态。

他还指出：

富人阶层安全状态的不容乐观，以及社会普遍表现出的“仇富”心态，也呈现出一个潜在的社会问题。我们的社会需要打造一个和谐、均衡的生存环境以适于富人阶层的安全。

我当时颇感气愤，于是写道：

如果说，要打造一个让富人安全的环境，我认为是不通的。因为，那样一来，国家也就完全变成了一架“为富人服务的机器”。就是中国古代皇家的国家机器，也远没有达到以“为富人服务”为宗旨的程度。由此可见，网上一些混账有多么恶了！他们不知道，就是美国，也没有说它要打造的是“让富人安全”的环境！难道穷人都该死吗？那还有什么公正！在真实的美国，富人就比中国更安全吗？不一定的。就抢劫、绑架、勒索赎金等犯罪活动来说，富人们总比普通收入的老百姓，要不安全些，这是“报警系统”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美国也尚不能杜绝这些侵犯富人的犯罪活动，中国难道就应当听那些学者的、全力建立一个专门“为富人服务”的保安机制？难道只要让富人绝对安全、幸福地生活，中国就成了“中国人民”的天堂了吗？

为了富人的安全，网上竟有学者提出：

1、富豪是否可以向国家特殊部门申请枪支？

2、企业家是否可以受到国家警察部门特殊保护？

我当时写道：

看看中国这些所谓学者吧，想把中国变成一个什么世界？谁有钱，谁就有枪！鬼域世界，魑魅魍魉！富人可直接从口袋摸出枪来、来专穷人的政了！大概学者们自己也很想做给富豪看家护院的，困难就是富豪太多，分身乏术，所以，他们心里一定也难受！于是，就蛊惑性地说：在美国“富人可以申请枪支”以保护自己，而中国不能。他们实在是昏了头了。我得告诉他们：在美国，根本就不是“富人可以申请枪支”、而是任何人都可以购买枪支，绝不仅仅是富豪！美国的警察部门也不是专门保护富人的！而这样是公正的，绝非仅仅造就一个“富人安全”的环境！

目前，中国的贫富问题，正在日益尖锐。我认为，绝不像中国学者说的那样是“成长的烦恼”。在中国以外，很多亚洲国家，例如日本和四小龙也都“成长”起来了，并没有发生过目前中国这样悬殊的贫富差距。所谓若要“共同富裕”，必须先有“少数人先富起来”，而且，还要像中国这样“极少数人”暴富和狂富（按照邓小平所说要“富”上几十代之后，也就是千年之后才可能“共同富裕”）；同时多数穷人买不起房、上不起学、治不起病，这完全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欺骗。

据网上报道：

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2007-06-25中国经营报）

这是很惊人的。

至于最穷和最富两端，亿万富翁和下岗工人，其间何止隔着一个“天堂”？而说到千百万农民工，那简直是活在18层地狱里！

在人们印象中富翁很阔气的印度，据报道，基尼系数才0.297.2004年，日本为0.285，韩国0.32，台湾0.34.而中国，2007年将达到0.48！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0.4，别的国家大概都会害怕，因为贫富太不公平了，社会就可能发生动荡。但是中国不怕，中国显然什么都不怕！经过了1989年，中国现在的舆论界的爱，显然在富翁那一边。为富人吆喝，不会担风险，还会受到上面喜欢；如果哪个报刊胆敢为穷人使劲呼吁了，那可就有风险了，还会被上面怀疑：是不是在推动动乱！

看来，对于中国官员层，穷人才会动乱，所以要把穷人管住！不要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派军队去，派防暴警察去，把他们压住！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至于富翁们嘛？那是可靠的，他们享受着生活，绝不会向当局搞“动乱”的。

是否也因此，人们才会拿今天与革命时期相比？或者与改革之前相比？

尽管现在学者们反对有人说“改革前没有腐败”，但是那时，的确没有这么大的贪污层，人们的收入差距也绝没有今天大，这也是事实。

尽管毛泽东不会以工资为生，但是他当年工资数不过400元。毛比较特殊。但据我所知，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以工资为生活来源的。因为孩子多，刘少奇和朱德还是中南海里有名的困难户。除少数“国宴”之外，也从来没有公款吃喝。当时，普通工人月收入约为30-50元，所以，那时的差距，的确比现在要小。民族资本家们的钱比较多，但人数较少，在人民中影响也很小。

那时候，在城市里，人们心里不慌。尽管工资不高，但是，没有买房、看病和孩子读书的压力。现在，虽然五花八门的钱多了，房子装修得漂亮了，到饭店吃喝的机会多了，但在今天的青年人心里，总是时常感到慌张。在我们这些退了休的人看来，现在年轻的人们，活得真累。

（2007.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