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搬起石头砸天”的黄志佳致意！至少他是我心目中的2007年度人物。这位年轻的法官因其党校函授的本科文凭不被司法考试承认，因而将他曾就读的省党校和中央党校一并告上法庭。一告其非法办学，二告其涉嫌欺诈。按照国家教育法，只有经过国家批准的教育机构才能进行学历教育，而党校函授不属于国民教育序列，因而没有得到国家教育部的认可。也就是说，除培训外，它没有本科办学的资格和发放学历文凭的权力。然而，中央党校20多年来在全国已拥有300多万的函授学员，因为它在《招生简章》中宣称党校文凭“可以享受国民教育相应学历的有关待遇”，当然这种宣称有1983年以来中央文件的支持。事实上，这个待遇到今天业已成了党校的自说自话。黄志佳持此文凭报名当地司法考试时，就被明确拒绝；因而这个简章对全体学员来说已经构成欺诈（据《南方周末》）。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个案，意义远不在这只文凭本身。这里牵涉的问题是国家和党之间的关系。一边是党的文件，一边是国家法律，当两者不一致时，谁应该调整自己。从20世纪的世界历史来看，现代形态上的国家治理有这样两种类型：法治和党治。前者以英美为代表，后者以苏俄为首要。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走的是苏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依法治国”，这表明我们的社会正在向“法治国”的方向转型。现在，我们还处在这个艰难的转型过程中，眼下这个案例，正好可以考量我们的“法治国”是实际举措，还是仅仅流于姿态。不过，我们毕竟看到了历史的进步。在以往“党治国”的格局中，这个问题根本就不会形成，更不会提交法庭。现在，该问题可以走到法官跟前了，面对这来之不易的进步，下面我们的眼睛就要盯住法官手上的那根法槌。

在法槌尚未起落之际，我们已经听到了和法律意志相左的声音。一位省级党校领导对记者表示：当事人告错了对象，“最该质问的是，为什么有些部门始终不执行党中央的文件，不服从党的领导”。显然，这位领导的看法还停留在尚未终结的过去，无形中他把“党的领导”和“党治”相提并论了。这里不妨有两种“党的领导”，一种是以往苏俄党治性质上的党的领导，这样的领导不需要法律，或者，法律形同虚设，它就是一切法，一切以它的意志为转移。另外一种党的领导是法治性质的，法治本身并不排斥党的领导，就像党的领导并不必然走向党治一样。在政党政治的现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一个执政党（国家行政毕竟需要执政党领导其事务，否则国家机器运转不灵）。所谓党的领导不妨指的就是执政党执政时的情形，比如刻下执政的共和党在美国就是一个领导党。但，党的领导是执政事务的领导，而不是法的领导。它必须在法治的基础上并按照法律授予的权力行使其职权。当它的权力举措和法律发生不一致时，不是让法律迁就自己，而是调整、改正自己并使其合乎法律。很遗憾，那位党校领导所主张的不是法治意义上的党的领导，他强调的是“文件”，却闭口不提“法律”。在任何意义上，文件和法律这两个词的分量色彩都不一样，此即任何性质的文件在地位上都不可能和法律相提并论，更无论把文件凌驾法律之上。

其实上述案例，与其说是“党的领导”，毋宁是各地党校以此为由遮掩自身利益。本质上，这是一场利益官司。黄志佳交纳学费，获得文凭，但文凭不管用，他的利益没有合理兑现，自然要找党校打官司。党校在不合国家法规的情况下本科办学，并收取众多黄志佳们的学费，它当然要为它发出去却又不管用的文凭负责。现在各地党校很被动，它所能抓住的就是红头文件，多年来，是该文件保证了党校的财源滚滚。但这个财路对其它办学机构来说显然不公正，它终究是一种特权的表现。法治国家讲公正、反特权，因此这场官司在法理上并不难打；如果困难，那是现实因素在起作用。官司未起，我们不急于猜测，但，现在我们就要睁着眼睛看，看看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在法治转型的路子上到底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