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官方媒体报道，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近期答《财经》记者问：对于许多国家通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为什么在我国不能实行？王振川答：“关键还是社会发展还没有到那个阶段，条件不具备。”他说的阶段、条件，不是指老百姓的民主意识和监督要求，也不是指官员的承受能力，而是技术性条件，“比如国外的实名制”、“如金融体制的完善、健全还有待时日。” 然而，至于哪些条件不具备却语焉不详，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中。

倘若反复琢磨仔细推敲，王振川的这种说法根本就不能成为理由。难道中国要等到像西方国家那样的“阶段”、“条件”，才能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这简直连一般常识都不讲了！中国老百姓迫切要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从源头上制止腐败，把那些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贪官污吏从根上管住。让他们把财产申报并公示出来，接受众目睽睽的监督，看他们上任和离任时财产的增减量，看大家可感知他们及家属的消费与公示的合法收入有多大差距，放到太阳底下晒晒——这种在国外行之有效的惩治腐败的有力措施，到了我们这里居然因为“社会发展还没有到那个阶段，条件不具备。”而无法实施和使用，实在荒唐至极！检察院高官的这种宏论实是借故推宕拖延搁置的托辞，而没有一点反对腐败的紧迫感、责任感，让人不免心生“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的悲凉。

其实，高官迟迟不出台面向社会的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并不“是社会发展还没有到那个阶段，条件不具备。”云云，而是另有隐情。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一份关于“贫富两极分化”的调查报告表明：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经济部门。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二千九百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二万亿。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三千人不到的他们，居然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中国国家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而一旦实行自上而下的公布自己、配偶和子女财产这项制度，他们之中不知要有多少人就要老菩萨过江一一自身难保。人家南韩不就有过这样的先例吗？由此看来，说一千道一万，怕暴露隐情这才是不敢公布财产的真正原因。

所以，尽管人们吁请呼唤已经二十多年了，大概嗓子都快要喊哑了，可是，某些治国者对此不仅无动于衷，于心能忍，楞是不给。曾几何时祭出“国情论”来应对，如今又祭出“技术条件论”来忽悠中国老百姓。不过这只是打马虎眼而已，而保住手中的权力，永享由权力所带来的荣华富贵无上风光才是目的。不过，用“国情论”和“技术条件论”来忽悠中国老百姓，绝非明智之举。因为“雪堆里埋死孩子一一久后必明”，“隐情”终究是隐瞒不住的。邓小平不是说过“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治国者如果明智的话，赶紧改弦更张，因为历史留给的机遇已经是月明星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