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穷则变’，是目前普遍的呼声，中国的时局无须我们危词悚听，更不容许我们再要来巧言文饰了。

……我们处在万目睽睽的局势当中，无论如何是应当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办法是有的，而且非常简单，只须及早实行民主。在野人士正日夕为此奔走呼号，政府最近也公开言明，准备提前结束党治，还政于民，足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无分朝野，共具悃忱，中国的危机依然是可以挽救的。

然而，……在今天迫切的时局之下，空言民主固属画饼充饥，预约民主亦仅望梅止渴。今天的道路是应该当机立断，急转舵轮，凡有益于民主实现者便当举行，凡有碍于民主实现者便当废止，不应有瞬息的踌躇，更不应有丝毫的顾虑。其有益于民主实现者，在我们认为，应该是：

一、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党派所推选之公正人士组织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应付目前时局的战时政治纲领，使内政、外交、财政、经济、教育、文化等均能有改进的依据，以作为国民会议的前驱。

二、紧急会议推选干练人士组织一战时全国一致政府，以推行战时政治纲领，使内政、外交、财政、经济、教育、文化等均能与目前战事配合。

以上二大纲实为实现民主的必要步骤，政府既决心还政于民，且不愿人民空言民主，自宜采取此项步骤，使人民有实际参与政治的机会，共挽目前的危机。

更就有碍民主实现者而言，则有荦荦六大端，应请加以考虑。

一、制度除有关军事机密者外不应再行存在，凡一切限制人民活动之法令皆应废除，使人民应享有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等之自由及早恢复。

二、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使学术研究与文化运动之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

三、停止特务活动，切实保障人民之身体自由，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

四、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的政策，枪口一致对外，集中所有力量从事反攻。

五、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使国家财富集中于有用之生产与用度。

六、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采取对英美苏并行外交，以博得盟邦之信任与谅解。

……我们恳切地希望，希望全国人士敞开胸襟，把专制时代的一切陈根腐蒂打扫干净，贡献出无限的诚意、热情、勇气、睿智，迎接我们民主胜利的光明的前途。“（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

这是郭沫若起草，老舍、巴金、胡风、白杨、宋云彬、孙伏园、马思聪、陶行知、叶浅予、谢冰心、顾颉刚、费巩等312人联署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发表于1945年2月22日的重庆《新华日报》。签名的有教授、学者、律师、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也有教育家、科学家、出版家、编辑、记者，还有导演、演员、画家、音乐家等，都是各个领域有成就的文化精英，其中有中共地下党员及郭沫若这样的左翼文化名人，但更多的是无党无派甚至没有明显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其时坚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已近尾声，面对国民党统治下贪污腐败成风，经济日益陷入窘境，文化教育受到重重扼制每况愈下，从普通民众到知识界无不忧心如焚、渴望变革，在这一大背景下，300多人群体发出的呼声实际上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声音。

（摘自《再说费巩之死》，原载傅国涌《追寻失去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