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事件13周年那天晚上，我和加州一位华人在一家电台就六四屠杀问题进行辩论。加州那位华人说，洛杉矶一家中文网站曾做过调查，当地80％以上的华人认为“六四”时中共使用武力是必要的。我当即就对这种说法质疑，问那个网站是在多少受访者中、以什么方式做的调查？对方没有回答。

美国华人对六四持什么看法？我没有全面调查的数字，但当年却在洛杉矶亲身经历了当时成千上万的华人走上街头，抗议六四屠杀，呼喊“打倒共产党”口号的场面，那是一个群情激昂、天人共愤的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

在大陆的中国人怎么样？我没有、也无法进行全面的调查，但从北京当局每到“六四”就严加防范、如临大敌的劲头可以推测出，人民没有忘记。如果人们都不在乎了，政府为什么还要这么提心吊胆地防范？

《华尔街日报》六月四日的社论题目是“世界杯的恐惧”，其中提到中共当局密切监视各地大学生对足球赛的反应，担心恰好在六四那天举行的首场中国队比赛结果，会刺激学生市民涌上街头重提六四。

而中共本身，从它对六四的定性已五次改口来看，它不仅在乎，而且相当显得理亏。中共最初把六四定为“反革命暴乱”，然后降级为“动乱”，后来称为“事件”，不久又改口说是“一场风波”，最新的提法是“那件事”。这一次比一次降级说明什么？说明共产党本身对这“那件事”也无法理直气壮。不要说对六四遇难的学生市民的名单13年（！）来都不公布，就连他们当年称赞的镇压学生的“共和国卫士”的士兵名单也不敢公布，由此可见这个政权对六四屠杀心虚到何种地步。

有人说，不管怎样，中国大陆没有多少人公开悼念六四遇难者。但这绝不能说明人们忘记了六四，而明显是政治高压和社会条件限制的结果。西方大众传播学者伊丽莎白．诺尔纽曼曾以“沉默螺旋”的理论来解释极权社会的“伪造多数”现象。她认为，在没有新闻自由的地方，那些拥有自己想法的人们，由于没有表达渠道，再加上他们担心冒犯官方媒体上的“多数人”意见，结果每个人都这么想，都保持沉默，就把事实上他们的多数“沉默螺旋”成“少数”；而官方报纸上不断渲染的那个“党和人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的“人民”就好像真的成了“多数”，由此官方报纸的“伪造多数”得以成功：那些事实上的少数人，通过他们垄断的媒体渲染、伪造成了“多数”。

当处于无权者地位的人想挑战这个“伪造的多数”时，政府就动用武力，把那些试图打破沉默螺旋的人们送进“古拉格”。专制社会就是这样靠两种方式统治：“伪造多数”的意识形态；古拉格式的武力镇压。

“大屠杀”使人们看清了什么是“共产党”。 今天，直拨电话、传真机、互联网等的出现，给打破沉默螺旋提供了更多的条件。共产党的伪造多数越来越困难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再也无法回到原来那样，如同挤出的牙膏无法再挤回去。因而西方新闻学者埃利胡．恺兹说，“剧烈的革命之所以产生，往往并不是由于人们的观点态度本身发生了什么改变，而是因为人们对别人的观点态度的了解发生了剧变。从这个意思上说，信息交流可以解放人。”

六四事件的直接结果之一，它使千百万处于沉默螺旋中的中国人一下子知道了别人的想法，知道了他们是真正的“多数”！正是这种共享的信息，在解放人的同时，决定着那个伪造多数政权的垮台。而今天人们需要的是机会，像俄国、东欧国家人民的那种机会，在展示多数人声音的同时，结束那个少数人专制的统治。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2002年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