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看胡杰、艾晓明拍摄的《红色美术》，非常精彩，十分疼痛。国内文革宣传画还没有什么真正好的研究，但在英国、荷兰等大学里却有地地道道的搜集研究。虽然他们搜集得不少，也说得有些道理，但他们终究隔了一层。隔了一层，固然有审美距离，研究起来有一种中立的态度。但他们终究未曾经历过这种血腥土壤的浸透，不曾受过强权的真正绑架，不知其中所受的创伤及灾难的深重。那种痛彻骨髓的痛，就像非浸泡在碱水中，就不知脱皮是什么滋味一样。个中甘苦，冷暖自知。

胡杰拍林昭的片子，艾晓明拍大石村的片子，都足以为中国这个充满耻辱的国家，添一些人还活着的记录。他们的努力，是中国真正的纪录片的光荣。老实说，在这样一个民众利益普遍受到侵害，而民众维权意识逐渐高涨的时代，我们的纪录片拍摄者是很有用武之地的。可惜的是，没有多少人去下这样的笨功夫，没有多少人愿意去记录真正的历史。但即便如此，像王兵的《铁西区》、陈为军的《好死不如赖活着》，也算给中国的纪录片增添一点真实的纪录和人道主义深度。一个愿意健忘屈辱并且不知反省的民族，的确是很让人绝望的。一方面胆小怯懦，另一方面群体作恶，以便法不责众，大家都没有忏悔，我忏悔做什么？所以对于文革，凡是经过的基本上都以受害者的姿态示人。都是受害者，这些受害是谁施予的呢？难道你们真相信就是林彪、四人帮这样简单的背黑锅的人的吗？他们是有他们犯下的罪行，但他们足以背得动文革所有罪恶的黑锅吗？显然不能，没有罪恶的制度所诱发人性的大沦丧，没有罪恶的制度引诱出来的人性之恶，是不可能有文革这样的悲惨纪录发生的。文革是中国给世界给人类提供的一个罪恶的值得研究样榜，你可以看人之可悲可叹可怕可恶到什么样的地步。

《红色美术》的叙述有一定忠实的展现。像刘春华这样画《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家，回忆起他的经历，他当然没有什么觉得画毛这样的人，去给中国添乱增添灾难，愚弄民众，是一桩需要反省的东西。他还面有得色，一方面说起江青于他有功（出名），另一方面说江青整他，最得意的是说起1995年拍卖《毛主席去安源》，创了纪录的605万。总之，在他身上我看到不少的官僚气与投机气，似乎这样的气息会跟着这位老先生一辈子了。倒是美术批评家栗宪庭一语道破天机：都是中国人不反省，才导致了这样的画有这样的纪录，他说希特勒、斯大林时期的政治艺术，根本不可能卖得起这样的价。当然我并不主张毁掉这样的画，就像我不主张台湾毁掉蒋介石的像一样，因为这些都是历史。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一定不要回避这些已有的历史。就像毛泽东的像与他的读物一样，如果我们国家民主自由了，我也不主张毁掉，专门建立一个毛研究馆，在里面陈列，作为批评的实物。不过，我很不喜欢刘春华在镜头面前那种对文革的态度，他对文革的态度与余秋雨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是在镜头面前有得色，而余秋雨是在文字中得意。一个民族的残酷记忆里，肯定不止这两个得意的人，甚至有更多，只是有些人没有表露出来。这样的人，只有有一天悲惨轮到他的时候，他才有彻骨之痛，可是那时或许悔之晚矣。

《红色美术》里最令我感动的是两个人，一是我们四川老前辈谢韬先生，他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以革命的名义将坏事做绝，将恶大大地诱发出来，将中国人内心的善良与人道主义丧失殆尽，这是多少个世纪都恢复不过来的，他只差点说毛泽东是千古罪人了。而另一个便是广州十七中的老红卫兵周继能先生。周先生是非常有心的人，他是参与者，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许多宣传小报包括红卫兵到缅甸惹事被奈温政权打击，而红卫兵画漫画讽刺奈温的画，他都保留着，不愧是有心的人。更令人敬佩的是，他是一个真正有心反省的人，他留着这些实物并不是为了炫耀。他说到他收的许多毛的像章，以及他们30人的红兵小组去广东一所大学偷铝来铸自己组织的像章时，他说我一个人都有这么多像章，你可以想见全国有多少，当时国家有多穷！而有限的诸种物资就浪费在制造毛像章之上。尤其让我感动的是他回忆起自己的老师自杀，以及他同学的爸爸被批斗晕倒，仍被一帮小孩扔砖头时，忍不住落下泪来。中国人太需要这样的镜头，这样的镜头是良知的醒悟，这样的镜头是人性的复活。我敢说，他为了接受采访一定是压住自己情感的，但即便是压制住自己的情感，依然想到那场自己亲自参与过的灾难，依旧忍不住掉泪。他落着泪说，我们同学对老师说对不起，我们也是可以忏悔的（他哽咽得说不下去）。这样的人，是我从内心里面真正感佩的人。

《红色美术》里的诸种镜头里，最让我痛心的镜头是，广东小孩用广东话批判刘少奇的那一段，真是让我看了非常伤痛，这样的人性毁灭，六十年这个政权究竟唤起和诱发了多少，有谁真正知道？感谢周继能先生高谊赠送《红色美术》，我在你这样远方未曾谋面的朋友身上所受的教益，委实良多，在此让我祝福你全家新春愉快！请你有空把你经历过的一切回忆出来，我翘企以盼。我们经历过这么多的苦难，不能让它白白长逝如流水。

2008年1月19日9：29分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