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戈尔在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大会讲话

美国能够产生像戈尔尔这样的“卖国”政治家和大量支持戈尔的“卖国”行为的普通民众，正是美国力量强大的根本原因。

上个月，联合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举行了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大会。这次会议在与会国家的激烈争吵和数度推迟闭会期限之后，最终勉强通过了一个没有具体承诺的抽象的宣言。这次会议没能取得预期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与会国在两个基本问题上存有严重的分歧：一是一些国家不同意会议提出关于导致全球温室效应的气体排放的限期减排目标；二是不少国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担减排义务的问题上观点相左。

戈尔公开与政府针锋相对的立场

这次会议的高潮是美国前副总统、二零零七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戈尔的讲话。戈尔在讲话中将矛头直指自己的祖国。戈尔在讲话中直截了当地说：“我今天将要说出一个许多人不方便说出的事实，那就是我自己的祖国——美国对此次会议无法达成任何进展负有主要责任”。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戈尔的讲话直接与正式代表美国参加会议的美国大使的讲话针锋相对。形成了一个美国前副总统在国际会议上公开与本国政府派出的官方代表对阵的局面。

美国政府当前在减排问题上的不积极态度，主要源于三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按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要求，此次会议要求美国承担减排的主要责任。美国如果接受了这一要求，就不得不花费大量的财力用于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研究和建设，这将大幅度提高美国的生产成本，不仅会减少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减缓经济增长，而且还会直接损害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温室气体的排放没有国界，如果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承担了减排的义务，而中国、印度等温室气体排放严重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任务，美国仍然将承担其他国家继续排放的恶果。也就是说，美国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没有得到相应的福利。所以美国决心要求包括中国和印度等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同时承担减排的义务。这样做无疑有利于减少美国的成本，同时增加美国的福利。

另一个原因是，不少美国的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认为关于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论断还缺乏科学上的论证。耗费大量的成本，冒着进一步丧失国际竞争力的风险，仅仅为了实现一个没有经过科学证明的观点，在美国政府看来太过荒唐。当然，在美国政府决策的过程中，上面提到的第一和第二个原因起着主要的作用。

高于民族、国家利益的价值标准

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论关于气候变暖的解释是否科学，也不论关于要求发展中国家担负减排任务的观点是否具有正当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美国政府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的立场是在捍卫其当前的国家经济利益。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戈尔的立场无异是损害美国利益的。不仅如此，他还公然在国际会议上与美国的国家代表唱对台戏，这在事实上等于是在帮助对手，使美国在谈判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如果有人将戈尔看成是一个“卖国贼”似乎并不过分。

这种不论对错，只讲所谓“国家利益”的观点正是时下中国流行的判断人们言行的是非标准。好在美国不是中国，似乎没有人因为戈尔所持的立场和对在国际上对美国政府的公开批评尔指责他在“卖国”。 相反，不少人认为戈尔具有道德勇气。这个道德勇气便是他站在国际大家庭的长远立场，要求人类共同努力来面对我们面临的威胁，哪怕是需要自己的国家付出更过的努力也在所不辞。在戈尔那里，道德标准高于狭隘的国家利益。

在我看来，美国能够产生像戈尔尔这样的“卖国”政治家和大量支持戈尔的“卖国”行为的普通民众，正是美国力量强大的根本原因。小到家庭内部、中之生活的社区、大到国际社会，利益冲突在所难免。一个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维护自身的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最低限度而言，这种对一个单元利益的维护不能以损害其他单元的利益作为代价；更高层次而言，这种维护应该体现普遍的人文关怀和长远的思虑。换言之，在人们的心中，始终应该有一个“对、错”的价值标准高于所谓的家庭或者民族利益。否则，人类就没有正义、没有和平、没有前途。

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解放

历史上有着无数的“爱国者”最终将民族和国家引向灾难。例如二战期间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等；同时，历史也记载了不少为了正义和为了民族、国家、人类的长远利益与本国一时疯狂的主流“民意”奋战的“卖国者”。例如刺杀本国元首希特勒的德国陆军上校施陶芬伯格、与英、美联军里应外合最终逮捕并处死本国元首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游击队员、以及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中国人民从事抗日战争的日本反战人士等等。

我希望中国能够出现更的像戈尔这样的“卖国者”。也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将正义、道德置于短浅的、被当权者引导的、完全扭曲的所谓国家利益之上。只有这样，中国民族才能最终由于挑战邪恶、维护正义的勇敢而赢得世人的真正尊重、中国社会才能最终由于目光长远的理性战胜目光短浅的蝇头苟利而获得长治久安；中国人民才能最终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解放。

（原载《动向》杂志2008年1-2月号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