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属于外来冲击型，其始动力来源于西方文化的强大影响。由于西方近现代科技发展，思想领先，民主、人权文化已成为普世价值观，所以西方发展道路代表了世界现代化整合主流。这种世界现代化整合主流的冲击，已导致了近代中国传统社会的迅速解体和现代社会的变迁。眼下，随着全球化的浪潮，资本扩张与民主价值观涌入中国，加大了西方政治文化对中国政治的冲击，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对政府治理和法治建设提出的挑战。更何况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支撑。另外在现代化整合过程中，香港、澳门以及台湾政治模式也对中国大陆产生了深刻的政治影响。随着中国收回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在“一国两制”下，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加强了对香港、澳门的政治影响。反过来，香港、澳门相对独立的、法治和程序民主程度比较高的政治模式对大陆的政治体制则更具影响力。相对于香港和澳门来说，台湾的政治经济实力尤其强势，独立性和程序民主程度更高，大陆在对台湾提出国家一体化要求时，台湾则以大陆政治民主化作为回应，具有更大的挑战性。

     中共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全面危机”感日趋加深，特别是1997年中共召开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依法治国”的执政思路，可以看作是一种回应“全面危机”策略。尽管中共“法治”的提出远非“宪政法治”。 　　因为现代中国至今没有实现“宪政法治” 意义上的突破，这注定了今天的所谓改革在非但没有克服或阻止现代化整合中国出现的危机问题，相反还使危机进一步加深。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共推动经济发展的出发点是要将强化执政地位作为其最主要的政治目标捍卫，而不愿接受现代权力分离与制衡体制，这就为官僚集团的膨胀和腐化提供了无法铲除的土壤。如今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官民对抗，贫富悬殊，腐败严重，社会不公。官僚分利集团和官商勾结集团形成联盟，正好借此种改革之名行掠夺公共资源之实。

如此改革，在一般民众眼中的信誉荡然无存，而且普通大众与作为改革执行者的精英强势集团之间出现严重对立的情绪，并对后者提出普遍且广泛的道义和政治谴责。这样的改革不仅无助于实现以民主和均富为核心现代化整合诉求，使得它在道义上面临深刻的危机，而且中共强化执政地位的功利性目标也难以实现。这也就是说，拒绝实现“宪政法治”意义的改革，已经危及到执政党的统治地位了。中国的改革模式，虽然经济转型还算顺利，但是在一个完全依赖 GDP 增长的支持执政权力的政治结构里，如何发展出新的政治正当性，已经成为中共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将进一步失去其意识形态上的说服力和凝聚力，也已无法继续推进中国的全面发展，而且还会威胁到中国的基本社会秩序。执政集团应该认识到，在社会利益日益多样化而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高涨的今日，公民们势将成为要求国家顺应世界现代化民主化整合的主导性力量之一。

如果中共及其所领导的国家机构不调整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尊重公民们自主性地运用其权利的活动，其执政合法性就将永远流失。由于“红色记忆”那一套整合性的意识形态已经失效，无产阶级专政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部分内容都无法继续获得公民的认同，因此官方意图从两个层面上发展出新的替代性意识形态作为补充。一是所谓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三个代表"和"和谐社会"的提出，二是试图发展出一套“中国崛起”的民族性语话叙述，来填充中国人的世界观危机。眼下中共又提出发展“中国软实力”来与西方中心主义争夺语话权模式。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重笔浓墨，把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视为今后的主要任务提出来。 胡锦涛强调增强文化软实力，“要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根本，通过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繁荣发展社会科学等措施，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由此可见，中南海是要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当作一场竟雄世界，打拚文化软实力的战役。　

但是这种努力，还是继续沿着用经济发展来支持合法性和垄断权力的功利目标前行，最终必然与国家狭隘民族主义合流，从而激发出对抗西方的意识形态召唤力。尽管在国际政治关系层面上，中共开始越来越多的介入与参与国际合作，外交方式也显得弹性而灵活，但从其内在逻辑发展来看，只要不反思仅仅用经济发展来支持合法性和垄断权力的功利目标，政治民主将会被继续冷冻，因而最终必然演变成中西之间新的政治对抗——与世界现代化整合主流对抗，其结果就会与前苏联举起一度辉煌的反“北约”的“华约”旗帜一样，但最终却在资本扩张势不可挡的世界现代化整合过程中，未经西方军事上的一弹一炮，其内部就已分崩离析，一败涂地了。因此，中国别与世界现代化整合主流叫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