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都不说改革，我觉得改革就是一个忽悠人的事。我讲讲历史经验，按官方的解释我们是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中国也发展甚至于崛起了，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都写在黑板的上面。我们从来不想崛起要做什么，这个崛起是谁的崛起，这个崛起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想有两个国家是非常成功的崛起，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德国。我想中国今天的富强和崛起，我认为无论从质量上来说，还是国际相对地位来说，都不如当年的日本和德国。德国和日本的教训应该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所有的媒体，所有的科学家们都在恭维他们，因为德国确实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使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第一个军事强国，他们都扬眉吐气的。但是正是这个时候，德国第二年就陷入了战争。它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因为德国有最好的军事家和科学家，我们用非常庸俗的说话，就拿诺贝尔奖来说，到1949年他们诺贝尔奖是最多的，他们的柏林大学是最成功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能够看到很多辉煌的成就，西门子等等这些成就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为什么当年用5个半小时就口述一部宪法呢？这个宪法是一个要命的，那就是说军队不受控制，军队游离于议会之外，议会对财政没有控制权，这样一个体制，就是军队是对国王负责的，军队对内阁总理大臣不负责，内阁总理大臣不对议会负责，我们今天无论是翻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还是一些报表，你会发现德国的言论非常的自由，那不是今天我们所能及的。除了1878年很短的一段时间非常实际之外，那个时候可以有竞选的自由，可以有言论的自由，正是这样的国家，在我们看来它从一个进步走向另一个进步，最后走向毁灭，对权利的约束，对权利的制约，这个结构性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就像人的身体，就是说你的胳膊是好，你的大脑是好，但是你的心脏可能出了毛病，或者你的肺有肺癌，这一个疾病就足可以让一个非常强壮的人死了，这个国家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那么在1870年，全世界都认为德国这个体制太好了，1870年给日本送去了军事专制主义，把日本的军事体制抛弃了，他觉得这个法国体制不能要了，就学德国的体制。到欧洲之后也学这个普鲁士的宪法，还请教了两个专家，说德国这个体制比较适合这个国家。日本的军事体制改革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也变成了陆军部、海军部、参谋本部、教育部都不对议会负责，只对国王负责，总理大臣也不对议会负责，而总理大臣跟议会没有关系，这样一个体制基本上是把德国的历史又搬过来，搬过来的后果是这个国家不断的强大，打败了中国，也打败了俄国。这样来说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屹立在亚洲的东方，这个国家崛起之后不受约束，不仅是天皇的权利不受约束，他的军部不受控制，最后这个枪是为了国家的。最后关东军可以擅自做主张，可以不通知总理，当然也不通知国会，就可以擅自进行一些军事上的行动，甚至军事外交上的一些声明。那么这样一个国家也是最后导致了亚洲的灾难，亚洲带来的灾难，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这是两个教训，一个就是这个症结不解决，他的富强就可能变成对我们自身的压制。当年他们就说，我们要命令你们对你的父母和兄弟开枪的时候，你就是听从我的命令，这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和崛起，就变成了对付老百姓的崛起了，因为他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大炮和刺刀对付自己的老百姓，这是一种遥远的，一种虚幻的自我感觉良好，当刺刀对付自己的时候，当这个刺刀要指向何方的时候，他也没有能力来表示反对，或者表示这样不对，我们能够遏制他，他做不到这个。那么说这种崛起的力量是本国的人民不能够约束的一种力量，它越强大越可怕，因为本国的人民并没有这个能力约束它，这是一个国家非常要命的问题。

我再回过头来看，在我们国家目前仍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它有核武器，有一种威胁的力量，这种力量，包括这种军事势力，能够有最好的监视器，可以买思科公司最好的产品，但是对于怎么使用这种东西，我们没有任何的发言权，甚至我们不能发言，这是一种我们所不能够控制的，甚至说我们连基本的发言权都没有的一种崛起，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恐惧，这种崛起，这种发展，或者这种改革带来的成果未必是什么好事，这种成果一方面我们可以吃饭，有饭吃了，或者说我们可以吃得更好一点，但是我们从精神到肉体，完全是一种依附性的，只有你不去想它的时候，你只想到今天买了一辆车，今天买了一栋大房子的时候，才不会感到这种威胁。就是说我们这个政体如果不变革，而是抽象的要渐进或者发展，发展中解决这个问题，发展中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它们互相之间是不能代替的。那么这个权利的不受约束才是问题的核心，而有些人讲，说我们不能有激进注意，要像美国和英国那样是一种渐进，我认为渐进也很好，他们讲英国和美国的时候忘了一点，英国和美国人都有枪，他为不能不会离谱，也不会像我们所说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因为他们有日常抵抗能力，这是非常必要的，不需要到一定的时候算总帐。无论是大宪章也好，大宪章是刺刀的宪章，他的权利法案其中就规定，国王不能够有常备军，他们可以有武器，这个武器就是自己的权利。美国宪法同样把公民持枪的权利留了下来，这个权利是对付政府的，使政府不能够在日常的过程中对公民的或者利益造成过分的伤害。在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国家之下，就很难造成统治者跟民众之间巨大的力量悬殊的对比，这样使他不至于做得太离谱，所以即使在造反的时候，他也不需要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压抑里毁掉地方，这才是它渐进的改革的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们翻开大宪章也好，还是权利法案也好，你发现它有造反的权利，抵抗的权利，无论是法律条文上都在讲，我们讲这个约束不仅是属于有议会这样的机构，更重要的是基本的，能够抵抗这个行政的权利，或者说国家的权利进行日常侵蚀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我们所没有的。所以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每次暴动都非常残酷，那是因为你平时压着我，我没有说话的机会，我没有抵抗的机会，一旦到暴乱的时候一定会是战争。而我们说那是一种革命，华盛顿革命为什么没有这样，华盛顿当他们推荐他是总司令的时候，他们采取一定的限制，历史上凯撒都是一种教训，华盛顿无论是兵权也好，招兵买马也好，自己没有决定权，所以从革命开始的时候就需约束他。为什么毛泽东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个军队的权利不属于他，也许不会这样。所以我们抽象的否定革命，否定的前进。

我们现在的思维就是改革也是好的，渐进也是好的，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说无视历史事实本身，鼓吹说渐进更好，而不是分析具体的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个国家要能够平稳的过渡必须要有几个条件，一个条件是这个国家对军队，也就是说军队是一个国家的军队，而不是日本的皇军，皇军不是议会控制的，是皇军，不能是党军，不能够只是一个党的军队，而不能够是某个人的思想军，这个军队无论对议会负责也好，还是总理大臣管他，不能被一个机构控制，就像美国国会也有一定的权利，我们军队不受控制。

第二个是财政不受控制，我们说政府应该多一点钱，多一点钱就可以关注民生，这是不对的，他拿这么多钱可以修很好的监狱，可以买窃听器，对财政权要约束，这样才能够约束权利和军队，美国对军队的拨款，权利法案对常备军的拨款，针对这个财力的控制是一个国家保持着稳定，保持这个国家的国力运用不至于走向极端，一旦走向极端，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拉回来，这是一个对财政权的控制。这个议会权是自由的，不在于说选举权范围要多广，所以说是我们现在的民主，而这个选举必须是自由的，是竞争的，议员有特权，在议会里有言论自由，他在议会里面发言应该是自由的，如果没有，他是永远不可能走向建设之间的相互约束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教育，我们说要搞更好的义务教育，当年日本义务教育比我们搞得好，德国义务教育也比我们搞得好，当年很多德国的教育家说，现在很多孩子不上学就会被抛弃，他们都上了学，他们学的是什么？他们学的就是对国王的效忠，义务教育完全可以变成这样的。所以说这种的不受约束，没有建立一种新的结构性的变革的话，一个政体的变革的话，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个进步的东西，比如说义务教育的水平的地方，普及率非常高，我们财力的提升，我们经济实力的提升，这些力量都可以变成对我们自身伤害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随时都有可能演变成一种灾难，因为它不受我们的控制。

（据2月17日在中国改革30周年民间反思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