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两会又将召开，几千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将齐聚北京作议事状“闲话”。作为名义上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在核心权力分配上所起的作用，远远不及党的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就连人大即将审定的官员名单，也早由党的政治局内定，而无任何悬念，至于政协，长期以来，则更得职责不清、面目模糊，但无论如何，对民间而言，人大、政协机制具有一定的潜在宪政空间，我们应从这一角度对人大、政协的未来走向予以关注。

中国的人大和政协一直被戏称为橡皮图章，这反映了专制社会中议会角色的悲哀。议会本是一个主权地区的立法机关，其成员由属于该地区的代表组成，并对选民负责。但在当下中国，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既没有自己的选区，也不需要直接面对自己的选民。经过层层间接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其实没有多少代表性可言。几十年来，中国议会差强人意的表现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胡绩伟、何家驹等代表的存在，当时的全国人大每每能够制造社会热点话题，勇于为民代言，并刺激着全社会的思考。应该说，那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代。

可惜好景不长，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人大再次陷入鸦雀无声的境地，而在同一时期，中国社会中来自权力对民众的侵害事件大幅上升。二者之间存有某种必然的联系。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议会诞生于十三世纪的英格兰，当时的议会被称为Parliament，源自法语，意为“商议”，这便从一开始便确立了议会的基本属性，也就是说，议会是一个权力上层与民间沟通的场所。但在中国漫长的皇权统治时期，权力与民间是一种单向的统治关系，而无任何意义上的制度性民意咨询机构，除了死亡和造反，民间很难有效地向权力者表达自己的意见。直到上世纪初，满清政府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才引进了议会这一政治形式，但中国议会政治的实践，在过去一百年中并不令人满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晚期，议会的生存空间更被挤压干净，完全成了摆设，八十年代的短暂活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议会的橡皮图章形象。

与“议员”的沉默和无所作为相对应的是民权的被忽视，由于民众的声音无法对权力形成有效压力，权力与大资本的结盟越来越紧密，也越来越严重地侵害民众，这是近年来中国社会侵权事件以及群体抗争事件显著增加的原因之一。

在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中，当某个群体的民众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可以通过议员的声音在政治体制内进行博奕，这就使整体社会矛盾不至于过分紧张和尖锐。但由于长期沦为哑巴议会和马屁议会，我们的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既看不到西方国家中议员质问政府官员的紧张气氛，也看不到韩国和台湾社会中对立两派议员拳脚相向的场面。民众无法在议会中找到自己的代表，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民众的利益表达，只能成为忍由权力宰割的羔羊。由于“议员”们的失职，近年来，很多深层次的社会矛盾被掩盖，一些受侵害的群体，如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拆迁户、股民等，无法指望国家在立法和监督层面上形成对他们的保护，于是，很多本可在体制内解决的矛盾上升为冲突性矛盾，严重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稳固。

很显然，在中国，议会只是一次次温文尔雅的聚会，而不是讨论问题的平台，人大代表来到会议上不是为了履行使命，更多的是展现自己的个人形象，视出席会议为一种个人荣耀。由于人大代表角色的这种错位，由于人大的地位被长期压制，很多人大代表甚至不理解“人大代表”这一身份的基本含义。久而久之，代表委员们便养成了深深的奴性。比如近日发生在广东省人大会议上的一幕就颇值得玩味：

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在列席会议时发言称，某些地方存在检察院收取行贿人的保释金后，并没有退还，在某些地方甚至演变成为一种创收行为。“这笔钱收上来，不进国库，而是在检院自己专门的账户里面。行贿人谁要去领那个钱，就是去领刑期，所以永远没有人敢去领。问题就在于，这笔钱怎么管？怎么用？在法律上怎么规定，怎么处理？”李永忠进一步指出，无论在哪个单位，人权和财权独立，才能保证不出问题。“否则，纪委书记在书记领导之下，就不敢监督书记了。”

李永忠的直言马上引来同坐一室的另一位委员的反唇相讥，该省人大代表打断他的话：“这话可是你说的，不代表我们的意见。” “

李永忠回答说：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的发言可以免责，不受追究，他曾在北京开全国“两会”时曾对司法系统的问题提出过建议，当时最高法的院长肖扬就在小组讨论现场。后来肖扬说，这个代表说得很好，敢说实话！

但那名最初打断李永忠发言的代表再次打断李永忠的话：“这不是我们组的意见，是你个人的。”“不要把我写上，我没有这个意见。”说完，该代表就在代表和记者们的注视下走出了会场。

很难用胆怯来解释这位代表的行为，如果仅仅是胆怯，他完全可以象其他代表那样不说话，或许，面对记者的目光，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就是要告诉党政官员：我愿放弃自己的批评监督权，我心甘情愿地做一个奴才。

这是对人大代表身份的巨大讽刺。长期的哑巴议会和马屁议会传统训练了代表们歌功颂德的能力，却没有给他们以批评性发言的训练，所以，当有人说出离经叛道的出格言论，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与这样的言论拉开距离。这就使原本负有批评和监督政府责任的人大代表完全站到了政府的角度思考问题。

我们不可能指望这样的代表为民间代言。他们的代表身份不是通过选举，而是通过层层推荐和圈定而获得的，他们习惯于顺应党政官员的意志，看官员颜色行事，宁可让自己奴才般跪倒在权力面前，也不肯挺直腰杆尝试着做人。

当然，奴才精神是主子霸权的产物，比奴才精神更需要批判的是奴才精神赖以存在的政治环境，没有政治霸权的压制和阉割，就不会有万马齐喑的局面。人大、政协以及代表、委员的懦弱与逃避根本上是强权政治剥夺全社会发言权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如果留意到一些积极迹象中可能隐含的机会，我认为代表、委员并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的奴性作辩护：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中共十七大上第一次提出了表达权的概念；而在被视为改革前沿的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高呼“解放思想”，并表示欢迎民众向他“拍砖”；《人民日报》则发表评论《解放思想，先要解放表达》，该文称“近日，在广州两会上，市委书记朱小丹大赞港澳委员敢讲真话，发言时言之有物；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内地委员却不敢说真心话，习惯于讲空话套话官话。朱小丹认为这是需要摒弃的新八股。” “希望代表委员讲真话，而不是无关痛痒的客气话,类似的抨击，从全国两会一直到各地两会，每年都有人提及。就在不久前的广东两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曾大声疾呼，要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讲错话。”

官方既已如此“开明”，真诚也罢，虚伪也好，身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再三缄其口实在有点说不过去，没错，我们无法肯定官方在表达权问题上的诚意，但既然“鼓励”人们讲话，而且代表、委员们享有议会之上的言论“豁免权”，我想不出代表、委员们继续进行自我言论审查的理由。当局的所谓“表达权”，所谓“欢迎拍砖”可能只是一种虚假的姿态，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是你要我拍的，我不相信21世纪的哪一个政治强人还有能力搞一次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

如果有足够多的代表、委员们敢于敞开声音说真话，谁知道会不会弄假成真，并进而开启中国政治的新纪元呢？

中国议会与西方议会有一个质的区别：中国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本非出自民选，这使他们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议员身份和素质。但是，由于现实合法性的缘故，他们掌握了很大的话语空间，这是民众对他们抱有期待的原因。如果代表、委员们善于利用这种话语空间，勇于说出民众的疾苦，勇于说出体制的弊端，真正站在民众的角度为民众代言，虽然未经广泛和严肃的选举，但民众将有可能认可其代言身份，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议员。也就是说，他们正面对一次前所未有的被历史承认的机遇。

因此，在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请代表、委员们勇敢地洗净自己身上耻辱的奴性，尝试恢复一个人的尊严，跪着的日子太久，该站直身子说话了。毕竟在当下中国，说真话已不必如毛泽东时代那样付出生命乃至自由的代价，对他们来说，说真话的最多损失也不过是失去续任代表、委员的机会而已，但是另一方面，代表、委员们应该看到，由于社会的进步与开放，由于民间表达的丰富性与媒体对言禁的突破，说真话将会获得广泛的尊重与叫好，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意见领袖，这才是身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最大的机会和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