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开头就说，五年来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收入，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基本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城乡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明显增多。

如果温总说的是事实，那麽在强调特别增加低收入居民收入的情况下，贫富差距应该缩窄才是。可是，两周前，中共刊物《了望》周刊却指出，估算贫富差距程度的中国基尼系数，高於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於中国的历史高点。国际上定下0.4是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中国的基尼系数达0.47，超越了警戒线。全球127个国家，只有27个拉美和非洲国家的基尼系数高过中国。文章说，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4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的最高收入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1182.5元）的7.2倍。若以城市最高收入组与农村最低收入组比较，更是高逾20倍。

《了望》的文章认为，中国的税收制度所定个人所得税的起徵点偏低，从而使中低收入阶层成为纳税主力，他们所交税额占税收总额65%以上，由此更扩大了贫富差距。

温总报告并没有提出对税制的改革，因此剥削中低收入阶层的税制没有改变。中国贫富差距仍会继续扩阔。

温总说，过去五年，城乡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显着增加。但他没有提及，由农村大量流入城市总人数达2.1亿的农民工，过去是没有资格享有这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

四年前，中国出版了一本《中国农民调查》，以大量实地调查事例，揭露农民在繁重税费和农村干部压榨下的苦况。不久前，中国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农民工调查》一书。这本书报道近年中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1977年，80%以上的中国人仍然是乡下人，但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人口将达9亿至10亿，占中国人口62.5%。这些到城市打工的农民，不叫工人，而是叫农民工。中国的户籍制，使农民工在他们打工的城市没有户籍，因而没有医疗、退休等社会保障，也没有住房或子女就学的待遇。他们的家人仍留在原来的农村。每到春节前，上千万的农民工就奔走在返乡过年的路上。不久前，雪灾下各个车站和冰封的公路上，农民工的挤压、凄惶，呈现出这一个贫困阶层的苦况。

在一些开放城市（如深圳），这些外来打工者是本地人的数倍，但在计算人均GDP时，却不把他们算在内，城市福利自然也没份。

在温总的报告中，看不到以亿计的农民工获得甚麽保障。在温总提出的GDP中，也把农民工撇除在外。也许正如《中国农民工调查》访问一位上海学者所说：如果农民工可以享受城市工人的所有待遇，中国就不会在20年间保持如此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中国也就不可能成长为制造业的世界工厂。

这种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发展哲学，正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底因，也是温总充满美好语言的经济回顾所隐藏的残酷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