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朋友近来和我说起，何以六四只反官倒，不反体制，还帮助共
产党抓起反毛者，来了一个保皇派和民主派的天然联合？

我们先从一个现象开始入手。这个现象就是，八十年代的威权主义说
＋党的改革说＝自由主义说，是否摒弃了民主。

这个课题不是我的发明。在李慎之先生去世五周年之际，拜读他和许
良英先生二人的信通，可以察觉这个课题。这个课题是这部通信集的
一种内容，被载于兹，可以参考。（见《许良英与李慎之通信集》。
民间印刷。）

这个观点之争，被许老说成是：关于要民主，还是要＂宪政＂之争—
—民主和宪政之歧义，是不是存在——所谓宪政主义，是不是迎合了
威权主义——所谓威权主义是不是在共党领导下，来一个摒弃或者最
终摒弃民主的＂护法运动＂。这个争执当然非常重要，重要到连民主
也会受到官方和精英的挑战。这个精英主义，按照许先生说法，就是
不要民主，而要所谓＂宪政＂和＂护法＂——请注意：这里，假惺惺
者们把专制主义的新加坡方式和邓的极权主义中共方式，横加混淆，
鱼目混珠，结果导致一塌糊涂。这个一塌糊涂论，有几点：一，中共
国可以不要民主，而要胡、赵，要党领导这场政治改革——任何民间
的政治力量只是在体制内玩耍——他们还说，民间，本来也没有任何
什么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共党；就是＂无取代论＂——所以，唯此唯
大、唯老胡、老赵＋老邓——那么，现在是谁呢？！

二，他们说，不要设想来一个真正的政治改革，而是要在共产党＂实
践真理＂说的前面，做到＂坚持＂和＂猫论＂，或者党的民主社会主
义。

三，这个改革说的价值论，就是王元化说过的＂新启蒙＂，和五四无
关的所谓＂启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运用共党＂软实力＂、使
世界中国化。

于是，四，他们把所谓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切割于五四，借鉴于
一二九的所谓＂新启蒙＂运动，做成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也就
是我们所说的，他们延续了陈伯达、艾思奇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庸俗化
之＂新蒙蔽＂运动。于是，在八十年代，自由主义真谛，在这些混淆
论者的笔下，产生变形。这个影响的发效，就是六四民运的只反贪
官，不反皇帝。这个＂伟大功绩＂，是由八十年代精英分子直接导致
的杰作。

我们的根据，来自李慎之先生和许良英先生的说法。

他们在90代和00年代初叶有关于此的讨论，是这样说的——

＂王元化的所谓＇新启蒙＇究竟要把中国引向何方？是一个值得研究
的问题。1988年前后，他看中了北京的金**……他1987年初从美国
回来经香港接受《百姓》半月刊陆铿的采访，说了这样两段令人震惊
的胡话：1、美国人是物质丰富、精神空虚，因此中国的改革不仅是
中国一国的事，还要解决全世界的精神生活问题。2、1986年国内学
潮平息了，现在可以放手搞改革了！到了1988年他在《光明日报》
等报刊上声称：民主仅是一个＇朦胧的理想＇，我们不知道他是什
么。我曾当面驳斥他：是你自己没有读过民主的书，不懂民主是什
么，怎么可以说人家也不懂。他倒是老实承认了。

这种人很会钻营巴结权贵（如邓力群），又善于投机取巧，很有蛊惑
人心的本领。他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中有一本《走向现代化国家之
路》，结论中竟然提出：落后民族要实现现代化，只有依靠＇专制的
铁腕＇。这是吴**1989年初提出＇新权威主义＇的先声。当时我写
过几篇驳斥文章，内地报刊都拒绝刊登。＂（许良英信函，2001年
11月21日）

接到李慎之回复后，许又言——

＂1989年初听说王元化要搞一套＇新启蒙丛书＇，对其具体内容一
无所知。直至1993年包遵信出狱后找我交谈中才知道当年王元化
的＇新启蒙＇与五四的启蒙精神不是一回事。……据他自己说，他是
90年代经过反思后否定了五四，以后他似乎也没有再用过＇新启
蒙＇这个口号＂。（许良英信函，2001年12月1日）

而李慎之坚定认为，＂不过你说八十年代初王元化提出＇新启蒙＇竟
是否定五四的新启蒙却使我大感惊讶。我不能想像除了回到五四以外
还能有什么＇启蒙＇。＂（李慎之信函，2001年11月21日）（关
乎这一点，我们严重保留意见。主要根据是吴宓对于五四摒弃孔孟之
仁道，采纳法家；摒弃希腊民主价值论，采纳马克思进行的当时之批
判——在1920年。见《会通派如是说》徐葆耕着）

这些说法，对于八十年代、我们称之为不但诗歌朦胧，政治学原则同
样朦胧的现实，做出了提示。于是，我们才说，六四，国人的整体觉
悟和学生觉悟，正好原出此道——这个道数的原则或者精髓就是：由
党来领导民主自由。幻想于兹的教训是什么？就是六四！全面地、过
分地、偏执地肯定八十年代的所谓＂启蒙＂，祸害在此。六四十九年
以来，中国政治生态，始终是八十年代学界思维的产物。这个东西，
依然鼓噪精英政治加宪政主义。这些东西的现在表现是，要在政治以
外层面，争得宗教自由，施行维权运动；要施行非暴力主义原则，而
漠视官方暴力前提；主张由共党做为领导政改主体，等等。这些说法
和做法，于六四时代的运作如出一辙！

于是，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分析，越来越明显。

这个分歧就是，一方认为，要继续由共党或者某些精英（改革派）掌
控政治改革——这是对八十年代所谓＂启蒙运动＂的无效重复。我们
认为，这些精英力量很难启动中国真正的政治改制。换言之，六四运
动的天真烂漫之政治原则，全部起源于八十年代的威权主义误导——
而这个东西，在经过九十年代的挣扎不死以后，现在，正在沦为新一
轮的乌托邦幻觉。其终旨，就是用＂宪政主义＂排斥真正的民主内
涵，并和党内所谓＂改革派＂，形成一道新的党文化防线，以期在将
来发生变故的时候，继续其共党不死运动，共党改革运动，共党清官
运动，等等。

许师言——

＂他（指刘军宁——自立注）几年前用＇宪政＇取代＇民主＇的说
法，对青年政治学者影响很大。不到一个月前还有人向我大谈＇宪政
革命＇，＇宪政运动＇，我给他泼冷水，他说我＇迷信民主＇！实在
可笑！现在看来，对民主进行反启蒙的，不仅是官方和御用学者，还
有那些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许信，2002年12月31日）
刘，据说以后放弃了这个看法。

而在另一方，我们否认在中国可以实行这种由＂改革对象＂完全控制
的官场改革。这个历经三十年的改革，现在完全破产。制定包含革命
在内的某种选项，也许已经摆上日程——是不是应该争取这个选项，
还要研讨。

故此，我们现在认真阅读李、许二师的信通，真是非常必要，非常及
时。因为，他们涉及了这个概念的重大区别：民主，或者＂宪政＂—
—这是一个问题；且不可用＂宪政＂（共产党宪法框架）压制民主。

这个课题难道不够重大，不值得深入探索吗？！

原载《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