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君武先生敬重孙中山先生，以“亚洲第一人杰”概括中山的价值。此说之底蕴，源于“孙君具有一种魔力，能使欧美人士无论其居何等地位，一接谈之后，即倾倒赞美之”。这种饱满的人格魅力，来自孙先生所具的至诚、热忱、远谋、博学、明慧、勇毅种种综合素质。   美国学者更认为他是兼有富兰克林和华盛顿的优秀品质于一身的中国人。

魅力，与做作绝缘，它甚至可投射到一举手、一投足的任何一细小部位，读孙先生的中文信函，这种感觉更其突出。中山先生见闻广洽，当时政要不必说，即以今日通讯交通极为发达的情形而论，先生的履历也极令人惊服。国内不论海陬穷山、大江南北，国外则欧、美、亚、非，足迹所到，频繁交接各阶层各文化种群的各色人等：侨领、学者、军人、工头、会党掌门、政坛大佬、知识分子、乃至贩夫走卒。这种艰险的奔走成为一种特殊的游历，同时也养成他整个生涯中平等、辨证的眼光，特别是寓政体考察于社会分析之中，逐渐养成一种博大、体贴、充溢人文关怀的胸襟；这在他的书札中表现出来，他真正做到事无不可对人言，真正是正大磊落、浩然光明。对他人，他是理解、谅解、宽解，对自己，他是自信、坚信、守信。如致国内地方实力派及会党头领的信函，多结合时事，又三言两语，自然而然带入对世界大势、民主潮流的敏锐体认，他下笔非常得体、切要、确定不移，自有一种重如磐石的家国情怀流溢楮墨之间，这委实得益于他历年艰苦奔走所获深厚的经验。如1912年致同盟会诸同志函，同年冬，致黎元洪函、致邓泽如函均是。其中论交通、商战、铁路、银行……之建设，提纲挈领，俱置于世界政经背景上观照，先知的心怀，如闻如见，历历可感。

先生致力革命四十年，所处的年代，风云变幻，波涛险恶，故其信函，精神心思无不关切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眼光心力，面面俱到，从容如此，深情如此。

1915年致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函尝谓：“弟深信足下为真爱自由、平等、博爱之人，此所以热望足下之赫然当选也，贵国民权日益发达，将以足下之当选而卜之。”

1921年表彰白沙函：“易君白沙、志切报国，蹈海而死，遗蜕渺然。前曾派员寻求遗尸、久未能得。在死者之自杀，固以形骸为赘瘤；而国家扬烈表忠，务有以妥英灵，而资激劝。万一遗尸难获，即拟葬其衣冠，建亭树碑，永留纪念，俾与梅花孤冢同，足起后人凭吊之思。”

1923年致潮州会馆诸董事函：“民国变乱，十载于兹，其间牺牲之大莫过于我粤，言念及此，殊可痛心。去夏，文欲翼传统之完全恢复，整军北伐，甫奏肤功，不料陈逆迥明顿怀异志，阻我义师，功败垂成，深堪痛恨，甚至纵兵淫掠，所过皆墟，粤省繁华顿归寂寞。文忍无可忍，不得已电令各军返师讨贼……想贵董事乡望素孚，一言九鼎，兼对于我乡人底蕴深知，是以敢情……商榷妥善之方，则事半功倍，早安粤局，幸何如之。”

复沈缦云函，针对对方邀请他为实业银行总董，有谓“辱认弟为总董，职任甚重，而弟为东西南北之人，何以克称？”言生存实况，奔走境遇，形象而显豁，不知省却几多罗嗦赞语。

即便是带指示、命令意味的信函，他也说得客气、体贴，而又坚切不移，如令邓泽如任中华银行理事，他先勾画建立银行的背景、必要、意义，然后说：“执事潜居异地，思念国事，夙抱热肠，用致以义务相挽，为特附章程祈阅……须知中华银行，为国民开幕之第一银行，与国同休戚，急应群策群力，共促进行，想我公之热忱，顶荷许为玉成也。”在札端或信内之称呼，或先生、或我公、或大佬、足下，自称则兄弟、弟，人情味极为浓厚。可以说，这些函札，都是近现代文学中的旨甘珍馐、龙肝豹胆。就文体样式而言，通体葆有词翰藻采之美；就篇幅而言，是尺幅兴波，就内容而言，是真力弥满。

中山先生是二十世纪罕见的修养全面的大知识分子。在科学方面，他关心理化科学的进程，早年学医，考试多优等记录，后曾运用于实际，济人无算。他少年入教会学校，又奔走南洋，致弱冠以后，英文修养高过中文水准，后来在国内，他就见缝插针，力补中文之不足，他身边的高级助手，也多大知识分子，往往身具士、洋翰林（博士）双重身份。对他就有善性的影响；但中山先生本人对中文自具一种天然的血缘亲情，领悟之迅捷，情感之熔铸，俱呈飞跃式长进。像《古文辞类纂》、《二十四史》、《骈体文钞》、《论语》、《孟子》……他都集中精力下过苦功，中山先生对这些典籍当然是文史哲政经多方位立体综合考量体察的，但对他这位天才的大政论作家来说，自然也多有文章、文气、文势、辞藻、句法——这些文体方面和文学性方面的深刻影响，这类影响，体现在他的书信函札中，形成一种非常珍贵的中西美德精华、中西先进思想融会杂糅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气韵。书信不过是一种公文、应用文，可是在中山先生笔下，却是那样的饶于历史感、时代感，及人生寄慨。

所以说它是文学珍品，乃以先生书札，处处可感受到传统中文充满生机的灵动笔力。这些文字、句法恰到好处，句子本身弹力充溢，简明洞畅如哀家梨，读之口角余香；气格高峻，无丝毫磕绊疙瘩，更无浮词赘句。它稳重大气，又剀切周至，兼有长风振林、微雨湿花之美，他的文字，真正是如董桥所说的那种“荡漾着优越感的语文”。即令片缣零札，也下笔辄为世所重。先生的眼光是世界性的，由这个视角来发掘中国传统思想，令其可爱、可珍而有道理。他善而用之，用之则善，这在晚清以还、“五四”前后茫茫九派的文化纷争中，独立苍茫，见未之见。在此基础上加之他优越的表达力，真是天设地造之完满。先生信函，自然不止文学意味，更以其中流贯的思想，为中国这个老大偏颇的社会所千载一遇、铁树开花。它是不同文化碰撞后最为善性的会通结合，既赋有传统民风的淳朴忠厚、坚韧明慧，又涵持西式自由、法制、民主政体之通达气质；这一切，又以其先知的之后良知来统贯摄制。因此即仅从文学这一角度来关照，也是不可多得的上上品，可惜为多少年来的文学史所忽略。写史者，果何心肝？是勺大漏盆、眼大漏神？还是矮人观场无所见？今天一思潮、主义，明天一现代、先锋，独不知文学的家园是审美这一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