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不赞同那种说法，认为爱国不需要理由。任何事都有它的理由，包括爱国。其实即使声称爱国不需理由的人，也是有理由的，至少你是出生在这片土地上。生于斯长于斯，这当然是爱的理由，并且是人类最原始的感情之一，值得尊重。但，对我来说，仅仅如此，似乎不够。比如我出生在长江边的某个城市，并生活了很长时间，可是我对这个城市无甚好感。夏天那么热，冬天那么寒湿，春天又像盲肠那么短。而且文革时有关我自己的童年记忆——那是灾难——全部发生在这个城市，我真的找不到喜欢它的理由。当然你说你可以离开，是的，我很惭愧，我一直没本事能让自己离开，也许还要在这里终老。但你不能因为我出生在这里，爱就成为必须。一个城市如此，比城市大的地方，也是这个道理。

在现代文明社会，一个人（比如我）对一个国家的爱，除了上述那种值得尊重的原始感情外，还需要其他的理由。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由呢。我前两天作了篇《像胡适之那样爱国》，那是由先贤胡适之显示出来的一种爱国风范，对今天有启示。1930年代，国土危难，有所谓爱国者主张用百姓的生命无谓地去填补日本人的枪口，胡适很严肃地指出：“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这里，胡适的爱国考量是人，是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至少，在胡适眼里，国土如果是重要的，人比国土更重要。

“国家”这个概念框架，应当是一个三维支撑，人、国土，还有制度。首先是人，没有人，国家无从谈起。国土不言而喻，它是国家的疆域构成。然而，在人与国土之间，往往容易被忽略的是制度。国土是看得见的，如果它是一个国家的硬件支撑，制度就好比是软件。它虽然看不见，但却是现代国家得以运转的灵魂，如果可以把国家比喻为一具身体的话。在胡适那里，人是国家的首要，制度的重要也就此凸显，毕竟制度是用来保障人的，人的社会生活及其他，必须依赖制度。

由人而制度，爱国就是爱人，制度也就进入爱国的视野。对现代人来说，爱制度恰恰就是爱国的一项理由，甚至它往往成为现代人的首选。尽管它并不排斥上述那种来自古老原始感情的爱，但它显然也是对那种爱的必要的超越。践履这种爱制度甚于故土之爱的人，如果要举例，恐怕没有比马克思更合适。这位大胡子先生有过一句名言：“工人没有祖国”。因为无产者在他的国家中如果受压迫，而该国家在制度上又不能解除之，马克思就认为他其实没有国家或国家与他无关：这正表明了制度之于国家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制度符号比国家符号更重要。因为，是制度而不是国土，才是一个国家的形象。马克思出生于德国，可是他却长期流亡于英国。他无法忍受当时普鲁士的专制制度，因此用脚投票，宁可选择客居伦敦。马克思不是在选择国土，而是在选择制度。哪块土地不养人，但，制度却有容人不容人。马克思日日夜夜都想推翻那个由英伦国家所表征的自由主义制度，然而，就是这个制度不仅容留了他，而且容留了他那极为激进的推翻理论——因为这属于言论自由，哪怕是反对自己。可以设想，马克思自己的国家及其制度，能够容忍他像对英伦制度那样说“不”吗。

不可以对自己国家说“不”而只能由国家对个人说“不”，一定是在制度上出问题，比如前苏联。前苏联国土辽阔，疆域最大，但它制度落后。那个落后的制度让人感到最幸福的事，居然是秘密警察上门逮人，那个人不是自己而是邻居。如果说亡国会有亡国奴，那么，像前苏联那样，虽然没有亡国奴，但国人却被劫持成“国奴”。这个世界不要亡国奴，也不要国奴。由国奴制度所表征的国家，如果说爱，那就要努力改变这个国家的制度。让制度真正成为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人的庇护，庇护他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和财产自由等。

爱国先须爱人，爱人无法不关注制度。这是我自己所要寻找的爱国理由。我曾经把当年胡适之的爱国称之为“制度爱国”，今天，我愿意以此与正在抵制家乐福的年轻爱国者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