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崛起的悲喜剧

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末，先后迅猛崛起并挑战英美法式主流政治秩序——自由民主模式的，主要有德国、日本和苏联。它们的崛起分别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然而，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人称“大国崛起的悲剧”。

何以迅速崛起又迅速陨落？简括而言，其起伏脉络在于，这些后起的国家，在其历史上曾有过曲折的经历，这些经历被政权的垄断性宣传夸张，从而被铸造为锥心的国耻，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被迫害想象。统治者们把国际关系理解为纯粹的丛林法则，一切围绕国与国之间的胜负旋转。他们的思考完全以国族为单位、为核心；而完全抹杀国民个人的权利。而崛起为强国的焦虑感，使他们专注于国家之间的争夺特别是战争。这就促使当政者汲汲于集中国家的权力。于是，一个绝对的主权者必定诞生。而且，不容对这个主权者有任何批评与制约，必须允许他独断、绝对自由地判定国家是否处于危险状态，并绝对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以维护国家安全，哪怕为此而牺牲臣民的生命和自由。这就是“主权至上”的霍布斯式的逻辑，它促成了一种国家主义乃至极权主义体制。其运作的基本模式是，设计出一种国家体制，这种体制能够确保集中国家力量，有极高效率，能够优先发展军事，确保权力集中；相应地，也通过法律强制，通过军国主义教育（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培养服从的公民，鼓吹国家主义，鼓舞国民为了国家牺牲一切的精神。这是一种与自由主义不同的发展模式。

这种模式，虽然可以暂时奏效，他们的确也迅速发挥出了可见的力量，但却忽视了真正具有长远效力的国家力量：忽视了由於内部的优良治理和宪政体制，公民为维护自己的自由生活方式而自然地散发出来的软力量。该体制由于与人性不合，扼杀个人的自由和创造力，故后劲乏力，最终难于竞争过宪政民主及市场经济制度，难逃失败之命。

于是，我们看到一条似乎矛盾的原则：那些在原初并不致力于追求对外强大而着重致力於内部善治保障人权的国家，最终却持久地强大；而一心致力于迅速对外强大的国家，最终却走向了毁灭。

这里的秘密，在于立国原则。在于基本制度。看看德、日两国，在二战之前，以极权的方式强行崛起，结果遭致美、英等国家毁灭性的打击。而在二战之后，以纳入世界主流的方式崛起，以民主宪政的方式崛起，结果获得美、英（如马歇尔计划等等）大力援助，迅速崛起，甚至一度在很多方面超越英美。因此猜测说目前的一切是因为中国强大而遭忌，是罔顾事实的偏见。这里的关键词，是制度，是价值体系。

新契机浮出水面？

当下，因西藏事件导致的中国与国际社会的骤然对峙，使中国的与国际基本政治秩序的不和谐性，在沉寂多年后，重新刺目地凸显了出来。自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将近20年了，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共产党国家，虽然在经济上与过去已面目全非，虽然在外交上一直韬晦和低调，但在国内政治上却仍然固守垄断性的权力，漠视公民的宪法权利。以致在这次西藏——奥运火炬——愤青游行事件中，如轮回一样，再次出现了晚清时代的连环套：“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得可悲局面。以致世人心中的阴影愈益浓重：“北京是要用自己的制度挑战国际主流制度，还是逐渐融入国际主流大海之中？”这已成为文明人类的首要关切。

西藏发生的事，挑开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真实关系。纵然令北京不愉快，然而正视现实，早比晚好，不至于使自己长期陷于自己正与世界和谐相处的桃花梦中，最后令自己徒增尴尬。

最后想指出的是，即使处在今天这一中西僵持的局面下，也并不必然预示着北京奥运必然走向柏林奥运。最近，人们注意到，在国际舆论强大规劝与压力下，4月25日，北京终于同意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谈判了。无疑，这是一个正面的信号。考虑到不久前，胡锦涛在和布什电话交谈过程中，在台湾问题上首次公开承认“一中各表”的政治姿态。联系这两方面动向，有理由被视为出现了正面的进展，有理由被视为北京内部较为文明的声音浮出水面。笔者想反复强调，达赖喇嘛，这位世界上广受崇敬的精神导师，是西藏问题的枢纽，是化解汉藏僵局的钥匙，汉藏关系也好，人文奥运也好，绕开达赖喇嘛是不会获致双赢结果的。他最近有关藏区事件以及奥运的呼吁，通情达理，是有利于汉藏关系发展的，是有利于西藏问题解决的。如果北京同意谈判，象征着当局业已领悟到了这一点，那么，这一开端的价值不容抹煞。

希望北京继续保持清明的态度，有诚意地与达赖喇嘛坐下来协商，如达赖喇嘛今天对中国信教者的声明中所期望的，“我不认为打压能够妥善解决问题，并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我坚信，通过藏人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来解决问题，才是向前迈进的最佳途径。”倘能真正如此，那么北京的2008奥运会就将获得广泛支持，成为汉藏关系解冻的转捩点，也有可能，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的转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