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毛时代控制思想特点报道坏事就会亡|何清涟-阿波罗网

　　事实上，中共建政以后，中共将中国在国民党时期所开办的报纸杂志广播全部接收，并“改造”为中共控制下的“以人民日报为龙头”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体系”，新华社即中共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人民日报》前身即为中共华北局机关报。从此中国大陆只剩下两家形式上为所谓“民主党派”主办但归中共领导的《文汇报》与《大公报》。

　　理解中共新闻控制的关键并不在于报纸由谁开办，主要是看中共控制新闻的政策与管理方式。对1978年改革前实施的新闻媒体管制，国际社会由于对苏式新闻管制比较了解，因而相对容易理解。那时中国社会处在毛泽东的铁腕统治下，没有任何思想自由。国人形容当时的情况是“10亿人1个大脑”，即毛泽东的大脑。“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超过当局允许的范围发表言论，是每个中国人都必须恪守的行为规范。而毛控制社会的方式是发动群众，在群众中培养“积极分子”，让“积极分子”自觉监视周围人群，并鼓励人们以各种形式告密，名曰“检举揭发”，告密者会得到各种奖励。以任何形式记录下来的不同于官方版本的个人思想，只要被人偷窥到，都会给本人及其家庭带来灭顶之灾──那时的中国根本没有个人通信自由这一说，任何单位的领导与同事都可拆看他人信件，尤其是在政治上受到歧视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等人的信件。至于对报纸的管理，毛的方式极其简单明了，即“报喜不报忧”。他讲过：“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3]”按此精神，中国的报纸其实只有一个声音，即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声音，而中共中央的声音其实也就是对毛泽东意图的解读而已。总之，毛时代不断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以及用于惩治思想罪与言论的“反革命罪”，被扩张到了非常荒谬的程度，不仅各种因怀疑官方思想的而成立的“学习小组”成员被以“反革命罪”处以重刑（经常是死刑与无期徒刑），即使是稚龄小孩呼喊一句“打倒毛主席”的口号，也会将其家长抓起来处以重刑，理由是“小孩不懂事，背后一定有家长教唆”。

　　这一时期由于思想控制极其严厉，再加之中共实行愚弄民众的意识形态教育，中国与西方文化价值观几乎处于完全隔绝状态，中国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共政治体制甚至连怀疑的能力都不具备，因为他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更有价值的生活存在；加之中共用极其严酷的方式镇压，除了被镇压者本人受尽种种折磨而死，如张志新被割喉管后再处死刑、李九莲被活体取肾后再被枪毙等，其家属子女也被打入社会另册，受到严重的政治岐视。在这种红色恐怖统治下，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在中共科层组织中任职的各级干部也知道如何做才能保住官位并升官晋爵，对于何种言论思想是异端也处于一种自觉的防范当中，比如常有人检举邻居同学熟人当中有人收听台湾与美国之音等“敌台”而获表彰，因此中共控制新闻媒体的方式反而极其简单，因为没有任何报纸的编辑与记者想到要在报纸上发表与“毛主席、党中央声音”不同的意见，也根本没有人可能将任何稍带批评性质的报导发表出来。尤其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当中，毛泽东将在1949年至1966年之间中共统治期间的作品都统统贬称为“17年资产阶级与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产物”，即使作者在作品当中对党与毛泽东持歌颂态度，还是常常被指斥为“别有用心”，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等等，因而受到严厉批判。由于思想文化控制已经达到了“10亿人观看8个样板戏与几部小说”这种登峰造极的程度，这种控制反而极其简单与直接。在中共官方的宣传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一直被贬称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这种影响至今犹存，只是不再在官方媒体上公开出现而已，但每逢整肃思想异己者时，这套老调还是免不了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