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世界各地的“爱国青年”纷纷走上街头，力挺北京奥运，这一事件已经引起独立家们的深层思考。见诸网络的诠释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中共幕后策划等等。余彦先生的文章以独特的视点揭示了中国的民主启蒙走入山重水复困境的另一重原因，值得大家一读。

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和平演变政策始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当时美国认识到它在中国的策略遭到失败，国务卿艾奇逊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中提议用和平演变来对付中国。他说：“中国国内已达到一种定局，但我们仍旧相信，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中国将推翻外来制度。我认为我们应当在中国鼓励现在或将来能促进上述目标的一切发展。”至此以后，和平演变成为西方国家对华策略之一，西方政界要人多次在公开场合及其出版物中提及。

演变的假设错误

然而当前西方国家过分依赖和平演变策略来处理中国问题，这种策略以想象的历史力量为核心，坚信中国和平地朝着更开明和更民主的政治结构发展不可避免。

西方国家采用和平演变策略基于两种假设。一种假设是相信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国将成为一个意识形态不那么浓厚，越来越注重物质舒适的社会。同时伴随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新兴社会阶层和知识分子将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那些早已为西方所熟悉的各种自由。国内的这种压力将迫使中国领导人去改变政治制度。这种假设在一些西方国家中很有影响。根据这种假设，对于中国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就是促进这种有益的转变。西方国家期待让中国举办奥运会来加速推进中国的转变。

另一种假设则认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对于中国而言，在这个阶段发展经济的要求比发展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促进工业化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能力是对中国领导人的主要考验。所以在对待中国方法上，西方国家应通过长期的经济交往所产生的间接压力来使中国第四代、第五代领导人变质蜕化，从而改变中国政权的性质。

上述两种假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实际上是一种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人们的观念世界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者也欣然接受。不同的是结论，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经济发展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上述假设则相信经济发展将引起一种自动地走向民主制度的趋势。

此外，这些设想在历史上是否成功颇值得怀疑。举办奥运会并没有减少纳粹德国的好战性，而且结果适得其反。日本经济发展速度曾经举世瞩目，但是并没有使它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新兴社会阶层和知识分子很少会成为反对极权主义的力量中心。德国的教育制度曾是该国值得自豪之处。但是实际表明，它对纳粹制度的支持远远超过对于这种制度的反抗，戈培尔就是最好的例子。

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不是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发展起来的。在一个国家中，如果经济起飞时没有民主制度的初步基础，它是不会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推动力。在民主国家中，民主制度的重要特征在经济起飞前就已经存在。当国家繁荣发达时，民主制度扩大并且更加周密。

新兴社会阶层的妥协

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非但没有催生民主制度，而且可能消除使它发展的经济因素。当政府有计划地鼓励经济发展的时候，社会中比较有进取心的人不但不会反对现行制度，而且还将支持这种制度。如果政府不妨碍经济发展并且极力地促进经济发展，那么要求民主制度的压力，没有消除的话，也会大大地减少。在中国，新兴的社会阶层以接受政府的政治秩序，作为在经济方面取得相当程度的自由的交换条件。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新兴社会阶层对民族主义的兴趣超过了对自由化的兴趣。经济发展的成功提高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政府的声望。

中国的新兴社会阶层在自己的经济成长经验中，不会发现有任何可能引起对专制政权的反抗。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社会不稳定将会使新兴社会阶层受到的损失最大。他们的本能促使他们在现行制度的范围内活动。新兴社会阶层绝大多数首先关心的是具体的资金问题而不是抽象的政治问题。他们的实用主义使他们能够适应当前中国的制度力量。他们或许对政治民主化不感兴趣，甚至不会参加政治斗争。

知识分子的收买

中国政府对于搜罗最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加入自己队伍工作持续保持注意，这使和平演变发生变得特别困难。十九世纪的自由革命因为没有办法把最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吸收进来或者使他们受到尊重，于是他们成为一切反对力量的领导人物现成的源泉。苏联解体也是这样一群人。

在中国如果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在现行的制度内有做出一番事业的机会，只有最一心一意的知识分子才会接受被社会所排斥的危险。即使那些对现行制度抱有非常保留态度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设法从内部来改进而不是推翻现行制度的诱惑力量也差不多是无法抵抗的。他们的教育程度越高，在社会中的利害得失就越大，更愿意采取某种合作方式而不愿意冒牺牲一切的危险，公开进行反抗。同时中国政府特别注重通过提升、灌输思想和必要时施加压力的办法有计划地把最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吸收到现行制度里面。由于经常把最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搜罗到自己的队伍里面，中国政府使任何反对力量尽可能不会有潜在的领导人物。

演变的真正力量

奥运火炬事件表明，中国未来发生演变的力量不是来自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新兴社会阶层和知识分子，而是来自于社会中传统的阶层：农民坚持土地私有化，工人要求基本的保障与福利，宗教组织追求自主权利等。西藏事件正是这类演变力量的体现。可以预见，不通过一定的暴力，中国的转变是难以实现的。因为政府根本无法改良，暴力演变成为不得已的最后一招。柏克曾言：“政府的暴戾令人忍无可忍，那么，人们就诉诸自然权利，将其推翻。”可以相信中国的演变方式是暴力非和平的。

因此西方国家如果仍然认为新兴社会阶层和知识分子会成为中国演变的力量中心，那是错误的。奥运火炬事件清楚地表明这些力量不会成为反对极权制度的力量中心，反而成为一种支持力量。同时如果西方国家过分寄希望于和平演变策略，那是消极的态度。奥运火炬事件中法国政府被中国政府玩弄于鼓掌之间，自身利益及外交独立性遭到损害就是现成的例子。

中国未来的暴力演变不会事先预定，过程也不会顺利。简而言之，使中国社会发生转变确实需要对某些绝对信念的坚持。自由有时需要一种准备为它牺牲生命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