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导，2008年5月8日，胡锦涛主席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时说：“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对胡主席以如此宽广的胸襟重视历史，强调牢记历史以史为鉴，极表赞同，十分拥护。但笔者作为一个历尽沧桑、跨世纪的古稀老人，在赞同拥护之余，又似感到意犹未尽，故不揣浅陋，就“牢记历史”发表一点个人的管蠡之识，以就教于方家。

在当前的中国，从学校教科书到大众传媒，并不乏人宣讲历史，也不乏人提醒下一代青年人牢记历史。三皇五帝太过久远，唐宋元明姑且不论，单就清末以来一百多年近代历史而言，便很少有人全面、准确地讲述历史真象。从教科书到传媒，它们都只热衷于讲其中的某些年代，某些史实（并掺杂有许多不实之言），而对另一些年代却留下大段大段的空白。好象这些年代在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虽然存在，也全是艳如春花，静若秋月，波澜不惊，美好极了，除了一个“好”字便无话可说，无可奉告了。

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所谓“土改”、“镇反”以及后来的“肃反”是如何对待当时的地主，富农？对地主，富农如何的残酷斗争，惨无人道的滥施刑罚，乃至“村村流血，户户斗争”以及对国民党政府的党，政，军人员如何滥杀无辜，甚至伤及有功于国家民族的抗日将士。对此可以说是只字不提。

例如再举其大端如胡风冤案，反右运动，大跃进，大饥荒，几千万人怎么“非正常死亡”的？再后来的“四清”运动，再后来的文革浩劫。前后三十年间，几乎是不着一字，全是空白。这与胡锦涛主席在早稻田大学谆谆教诲日本青年学子要牢记历史，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岂不是大相径庭吗？不是有句话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吗？我们要求、希望人家日本人做到的，我们自己首先就要垂范于人。这样才能使我们尊敬的胡主席的讲话更有力量，更能说服别人。如果我们自己都对历史采取“实用主义”式的、选择式的记忆，只“牢记”着对自已搞政治宣传，对“改造”别人思想有用处的部份历史（其中掺假的部份姑且不议），而对自已的政治宣传“无用”，甚至可能“有害”的那些虽然是铁一般的真实的历史，却不但不“牢记”，反而随心所欲的加以“健忘”，你们就不怕那些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日本学者（在早稻田大学听胡主席讲演的人中，很可能就有这类人）说我们是“五十步笑百步”，甚至是以“百步笑百步”吗？

记得当年一窝蜂起“批判”（应读作乱骂）胡适先生的时候，就给胡适先生无中生有的强加过一条罪状，说胡先生曾说“历史是一个百依百顺可以任人打扮的女孩”。而胡先生的原话恰恰相反，他说的是“历史不是一个可以百依百顺任人打扮的女孩”。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批判家” 中的许多人才是在任意地“打扮”历史。诸如什么“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战胜利后是蒋介石一心要打内战”、“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只是不该扩大化了”、文革浩劫的主要责任者是“四人帮”……等等，等等。如果按着他们“任意打扮”的这一套去“牢记历史”，去以史为鉴，面向未來，中国的历史就会变得与日本教科书否认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一样的荒唐可笑。比如就拿“殷鉴不远”的“反右”和“文革”两件事来说吧，按官方公布的所谓打成右派的总人数与被改正的右派总人数相比，“扩大化”竟然“扩大”了99.9‰！这真好象一段相声中说的“非洲离北京有10'多'公里远”，于是便问；究竟“多”多少？答曰：“多”一万多公里！相声可以如此搞笑，历史可以如此任意“打扮”吗？“四人帮”那几个人能有多大能耐，在中国这种政治体制下能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吗？所以民间有句笑话说“四人帮是由五个人组成的”。那多出的一位是谁呢？除了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还有谁能当此重任呢？

这样任人“打扮”出来的历史，即使“牢记”得倒背如流，恐怕也难以作到以史为鉴面向未來。如果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都是如此的一本糊涂账，如此驼鸟式的欺人自欺，请问，我们又如何好意思去叫人家日本人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呢？已所弗能，自难求诸于人了。

所以牢记历史，首先要求对于近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史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叙述，而不是大段大段地留下语焉不详的空白。于“我”有利者便大讲特讲，添枝加叶，天花乱坠；于“我”不利者则为尊者讳，讳莫如深，三缄其口。而与此同时，一切迎合政治需要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都必须彻底予以清除。——也只有“牢记”这样的历史，オ可以史为鉴而有助于面向未來。

2008年5月10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