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 萧 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今天我有幸站在这个讲台上，和大家谈谈“罪己诏”问题。

    有人会说“罪己诏”是一个非常偏的问题，我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呢？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这个问题可是一点都不偏，是在20世纪之后才慢慢变得偏了。这十几年，有的人也谈起过罪己诏。但是很显然，人们对“罪己诏”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陌生。比如说，有人认为“罪己诏”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还有人认为“罪己诏”在古代中国只有在发生火灾的时候皇帝才会下。这些混乱的看法很大程度上都是需要清理的。当我读到一些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汗颜、非常惭愧，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水平可以说远高于当代中国学者，他们有很多成果是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重视到的问题，他们尽量回到中国真实的历史和最大限度地真正进入到中国的历史中去体会和认识我们的祖先。但是我们中国学者在近一百年中对自己祖先的历史研究做得不怎么样，其中就包括对罪己诏的研究。

    简要一点说，“罪己诏”背后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古典政道的问题，今天要谈的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关于罪己诏历史源流的问题。

    它的历史源流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罪己诏的滥觞，另外一个是正式罪己诏的产生和消亡。

    在古代的典籍里能够找到的最早的罪己诏模本是《尚书》中的《汤诰》和《秦誓》，这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有“罪己诏”初期模型的文本。真正的文字比较详细的并且能够作为模本的是《吕氏春秋》里出现的这句后代”罪己诏”常用的格式语言“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讲的是商汤罪己的故事。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颁布“罪己诏”的人是汉文帝。汉文帝是非常仁慈而且非常明理的一个皇帝。后来像唐太宗李世民等人都有过以汉文帝作为他们榜样的想法，包括清圣祖康熙皇帝。唐太宗贞观七年，贞观十一年，还有清世祖顺治八年都祭祀过汉文帝。

    在中国历史上，把汉文帝作为罪己诏的创始人是一点都没有问题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份罪己诏是汉文帝前元壬戌年，西元前179年颁布的。这个是罪己诏的雏形。当时汉文帝上台大概是第二年，有人建议他要早立太子，他说“朕既不德……”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所以像“朕既不德”这样的话在日后的帝王嘴里也成了一个常用的词。但是这份罪己诏不算是非常地道的“罪己诏”。真正地道的”罪己诏”是汉文帝在同年的冬天下的另一个“罪己诏”。在整个帝制中国里，第一份“罪己诏”是汉文帝下的，最后一份“罪己诏”是袁世凯下的，时间是1916年，就是他帝制自为失败之后。

    这里要简单交代一下我研究罪己诏所使用和参考的材料。这些材料主要来自于“二十五史”的帝王本纪，因为“二十五史”帝王本纪中收了历代帝王罪己诏的绝大部分，我就把其中的罪己诏梳理出来。但实际上除了《二十五史》的帝王本纪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材料中也有一些“罪己诏”的材料，比如《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补遗》、《续资治通鉴》，还有宋代的《册府元龟》，明实录，清实录，清朝的东华录和历代的记事本末等等，单是从唐太宗全集中就找到了28份唐太宗的罪己诏。

    “二十五史”本身具有代表性，所以它作为一个切片的研究大致还是够用的。我在“二十五史”中找到了260份罪己诏，另外还有四份，一份是汉武帝的著名的“轮台诏”，还有两份是崇祯皇帝的两份“罪己诏”，就是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里提到的那两个“罪己诏”，是从《明季北略》得来的。还有一份就是袁世凯的撤消帝制总统令。如果包括袁世凯在内的话，总共有89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最早的一份是汉文帝在西元前179年下的，最后一份是民国五年就是1916年下的，整个时间跨度为2085年。如果以“二十五史”为限的话，那么最后一份罪己诏颁布的时间应为1895年5月2日，时间跨度是2074年，平均八年下一份罪己诏。但是这其中有一个问题我要交代一下，就是《明史》和《宋史》这两部史书中帝王本纪记录的皇帝罪己诏很少。大家知道，明朝本身就是烂朝代，皇帝下罪己诏可能数量上比较少。宋代罪己诏的量其实是比较大的，但是《宋史》在史学历史上是大家公认写得比较差的一部史书，材料收集的不够。我统计了一下，各朝下罪己诏的皇帝数量分别是：汉代15位，若包括吕后的话，两汉应该是24位皇帝，其中有15位下过罪己诏；接下来三国有一位，就是魏文帝；再有吴国两位、两晋七位、南朝十四位、北朝一位、隋朝一位、唐朝八位、五代六位、宋代七位、辽代一位、金代一位、元朝四位、明朝三位、清朝八位。如果按所占比例来算的话，清朝入关之后10个皇帝有8个下过罪己诏”，比例是最高的。这些材料仅仅是根据“二十五史”的帝王本纪得出的，还是很不全面的。

    我把这些罪己诏大致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灾异“罪己诏”；第二类是政过“罪己诏”，像汉武帝的“轮台诏”和唐德宗的“奉天改元大赦制”；第三类是自谦自省类；第四类是因为一般性登基改元而下的“罪己诏”。这264份罪己诏中灾异类所占最多，占到45.1%，接下来是政过类。两汉是最多的一朝，有八十份。自谦“罪己诏”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东西，汉文帝共下过8份“罪己诏”，有5份为自谦“罪己诏”。这是关于罪己诏的数字做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接下来要谈的是罪己诏的治道功能。上面讲了罪己诏的大致分类，其实有许多罪己诏的内容是重合的，例如灾异“罪己诏”常常也是政过”罪己诏”，它们常常串在一起。政过“罪己诏”主要是皇帝向万民表达自己的敬天心态，以期调整政策修正改过。例如汉武帝的“轮台诏”，其实他在早几年就想要改变政策，但是当时他还想玩一把，直到玩得整个国家都乱了，他才采取措施改变政策。灾异“罪己诏”有修政的功能，这个在清代最能体现。当然汉代更不用说了，两汉时代的帝王其实是对上天最具有敬畏之心的，下的罪己诏最多，260份里就有80份是他们下的，占了27%。

    第三个问题是罪己诏与中国古典政道的关系，就是“天地人三才和谐统一论”。牟宗三先生说中国古典政道是“德＋力”的结构，我认为这样的结构是有问题的。因为夺取政权和夺取政权之后是有差异的。政道的字面意思是政治的道理，至少应该包含政权取得的合法权问题，以及执政合法性和政治理念的正当性问题。我认为中国古代政道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政道层次是取得政权的方式，从观念意义上说是依靠天命与暴力成功；第二个政道层次是取得政权之后执政，包括子孙世袭执政的理由，则是天命的延续与仁民爱物；第三个政道层次是所有政权共同必须遵循的政道，就是天地人三才和谐统一。以上是中国古代政道思想的三个层次，即中国古代政道的结构是：天命＋暴力胜利＋善待人民。

    我对于古代天地人三才和谐统一论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我把目录简单的提一下：《尚书 ·高宗肜日》、《尚书·胤征》、《尚书·汤诰》、《尚书·洪范》、《易·系辞》、《孝经·三才章第七》、《礼记·中庸》、《礼记·礼运》、《周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老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白虎通》、《两程遗书》、《程氏易传》、《易本义》、《朱子语类》、《周濂溪集》、《皇极经世》，《荀子·天论》、《论衡》。

    接下来我再谈谈天地人三才和谐统一论。古代帝王都会自谦，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做的，肯定不会有人跳出来说自己是一个正确的皇帝，是一个光荣的皇帝，没有人会这么做。钱穆先生曾经在《黄帝》和《国史新论》中提到过“罪己诏”的问题，他说中国古代帝王这种罪己诏的做法，实际上是与君权对举的。我在读韦伯的《儒教和道教》的时候，发现韦伯非常敏锐，到目前为止我只看到他（在西方学者中）提到罪己诏，他拿此跟西方的charisma理论相比较。他认为如果一个皇帝不能对自己的政过进行反省的话，那么他的charisma会流失掉。我认为韦伯的这个观点是非常到位的。大家知道charisma译成中文就是魅力，charisma统治就是所谓的魅力型统治。我们大家看很多书中都讲到，君主尤其是开国君主都会有很多祥兆。比如说袁世凯，他要当皇帝他也要编造一些“龙”啊的什么东西。中国古代的皇帝在当帝王之前都需要有某种特殊魅力，对现代人来说，那些东西我们相信也罢，不相信也罢，但是对古人来说却都是实实在在的，不仅仅是帝王们自己相信，百姓和大臣们也都相信。那么它背后的东西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天地人三才统一观念，即人生活在天下地上，人和天地是连在一起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曾经专门解释过王这个字的写法。他说王这个字，三横中间一线，就是通天地之人。上面是天，下面是地，中间是万物人民，这一竖把三者接通起来就是王了。

    是不是都是皇帝亲自承担上天的责罚，有不同的情形，经常会出现一些很有意思的插曲。比如从汉代以来，朝廷里面发明了一个方法，担心皇帝承担的罪过太多，自责的太多，就用三公来帮助皇帝承担责任。在西元八年，当时的丞相翟方进就因为“荧惑守心”而自杀。想象一下一个宰相被皇帝逼得自杀，你难道还能够说这些人都不相信，只是专门制造这些东西来骗人吗？显然不是的。而且历代都有这样的情况，以至于魏文帝的时候因为发生日食而有人弹劾三公，魏文帝朝批就说不能委过于丞相，而应该由我来承担这个责任。在元仁宗和顺治皇帝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清世祖顺治皇帝当时就说发生了灾祸都应该我来承担，这是上天对我的谴告，我必须真心诚意给上天知道，我愿意把事情做好，愿意对人民负责，也愿意对你们负责。所以罪己诏在一定程度上讲也可以说是皇帝向上天的一份述职报告甚至是检讨书。有些比较有理智的皇帝，他们会区分灾异和祥瑞。大家都知道，古人很讲究祥瑞，也很讲究灾异。这两个实际上是一回事，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端而已。像光武帝当政之后，大量的人来汇报今天在地上挖出了一些什么东西，上面写着什么什么，反正都是一些拍马屁的话。光武帝后来就说以后这种东西可以不用送上来，因为在汉文帝时曾经发生过有一个叫新垣平的人伪造了一个“人主延寿”的玉杯给汉文帝，汉文帝非常高兴，过了一年以后发现是伪造的，汉文帝大怒，那个人下场非常悲惨。后世比较聪明的帝王就会接受谴告而拒绝祥瑞，他就担心会有不法之徒借此来牟利。历史上像光武帝、唐太宗、汉宣帝等都专门下过诏书不许呈报祥瑞。就是真正有了祥瑞，有的皇帝也会下诏书说我的德行根本不配接受这样的祥瑞，这些祥瑞不是为我而发生的。这些都是在表示一种对天的敬畏的观念。

    在唐以前，关于天人感应的观念有一个非常浓重的事应说特点。就是说发生一个灾异也好，发生一个异常的天象也好，都是跟人世间的事情一一相应对位的。但是在东汉以后，实际上应该是更早，人们逐渐掌握了日食和月食的规律。这就对事应说构成很大挑战，这种规律性被发现以后，就很难再讲某个日食是专门谴责君王的。像先秦时荀子他们就有天归天，地归地，人归人的思想。所以当这种事情积累得多了以后，虽然对于三才合一的说法他们是接受的，但是不再认为上天对人间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要作出反应。像这些观念在历史上也一直存在着。到了唐，尤其是刘禹锡和柳宗元在朝廷上关于蝗灾的争论之后，一直到宋程颢提出天理说，（大家都知道，天理说后来成为北宋新儒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天理已经变得不再像唐以前那么情感化、人格化了，而是越来越变得逻辑化、理性化、非人格化。这个时候——还有后来明代的罪己诏那么少，我猜可能就跟这种观念的流行有关系——天变得越来越理性化了，越来越非人格化了。除了罪己诏之外，（当然在罪己诏里面也会表现）天地人三才和谐统一的表达方式还有很多，如春季是万物刚刚出生的阶段，不许砍树捕兽；《吕氏春秋》里讲在不同的时令，推行不同的政策，如果你的时令和政策在天时上违逆就会有恶果；处死死刑犯一般要在秋天进行，叫做秋决；还有大赦令，我们现在听来像是天方夜谭，对于古人来讲大赦却是很正常的事情。监狱里的罪犯往往会容易有这样的想法，比如希望某个皇帝快点死，然后新皇帝上台就会大赦天下，像南梁的梁武帝，在位47年，下了27次大赦天下的政令，以至于政令废弛而天下大乱。古代比较了不起的皇帝在大赦令的下法上都有讲究，既显示了自己的仁慈又不会破坏法律。汉文帝执政23年，下了六次；顺治执政18年，下了11次，稍有点多；康熙亲政53年下了11次，比例基本上和汉文帝相同，他的其他许多做法也常效仿汉文帝。

    在罪己诏里表达三才和谐统一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赐物赐爵免税。汉文帝从前元12年开始，免农业税免了13年，恐怕古今中外仅此一例。后来康熙皇帝看到汉文帝免税诏的时候都说，这个难度太大，我做不到。还有关于宋仁宗的一件事情，宋仁宗有一天晚上特别想吃烤羊，但是他怕要是把御厨喊起来的话，御厨就要杀生，而且御厨以后会担心皇帝晚上饿就会提前杀生，所以他就忍住饿不吃。像这样的事情背后都有一种观念在支撑，并不是简单的一件小事情。

    在三才统一论中，人天地万物动物植物都是有灵性的，这些物种都要和谐的在一起才能很好的生存。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历来的研究者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一般情况下就简称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相关。在一定意义上讲，特别是对于古人来说，这样的表述是没有问题的。但关键是二十世纪以后，中国整个国家的思潮都严重的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由此带来了一些很不好的结果，当然不好的原因并不是西方文化导致的，而是因为我们在惊慌失措下，把传统文化踩在脚下，于是在整个20世纪所倡导的所谓的人文主义其实已经远离了我们的传统，人本也并没有本起来。我们只有在明白了这个古代的传统被抛弃后，才会明白为什么会出现像1958年大炼钢铁滥砍森林那样的现象。这件事情以前只有秦始皇做过，而且他只砍了一座山，因为他生气了。他没有像我们58年那样全国上下一片砍，还有在此之前的所谓的打麻雀，除四害，后来的文革诸如此类的国家精神病时期，这就是我们把以前的好东西扔掉以后，又拿了西方的坏东西，然后跟中国古代的坏东西结合起来，就出现了这种恶果。

    关于政道问题，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比较混乱的。从孙中山开始天给毁掉了，我们一时也重建不起来，在这个被韦伯称为祛魅的时代，至少几十年之内是不用想的。目前，我们新的政道也只能是民主，但是我相信将来我们在民主的背后还会要需要寻找一个更加深刻的渊源，我想那应该是一个在传统基础上的新的天地人三才和谐观。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