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2007年上海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禁止群租、合租的政策，主要内容是：“民房出租，一间房只能出租给一个家庭或一个自然人居住。出租给家庭居住的，家庭人均承租的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不分门进出的客厅、厨房间、卫生间等均不得单独出租。住宅小区居住房屋出租或转租给单位用于员工宿舍的，也应该符合上述标准”。

 　　2008年5月27日，东莞市委召开代表会议，评议表决《东莞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分析报告》（讨论稿）（下称“《报告》”）。《报告》在有关人口数量的部分提出，“要发挥产业政策对人口分布的引导和配置功能，通过推进三高一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有序退出，从根本上减少企业用工数，带动低素质劳动人口向外转移”。具体措施是“要参照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改革出租屋征收税费的相关政策，把税费多少与租住人员多少捆绑起来，以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的经济手段推动新莞人回乡创业”。
    　　
    　　上海的政策是禁止群租、合租，而东莞则是按租房人员多少按比例增加税费，由此增加的税费、房租必然转嫁到租房者身上。两地政策的本质都是征收人头税，增加外地户籍人口在本地的生活痛苦指数，借机挤压外地人的生存空间，迫使其中的一部分人口外迁。所不同的是，上海的政策导致外地人租房难，本来 1000个外地人租100个套间就可以了，现在可能需要租200个套间，租房需求被强制扩大，抬高了租房成本，获益的是有房出租的阶层；东莞直接把税费多少与租住人员多少捆绑起来，获益的是政府本身。
    
    　　看起来东莞的政策比较人道一些，毕竟允许多人合租，多交钱就可以了，而上海则是彻底禁止，但是由于这次东莞明目张胆地提出“转移”（驱逐）“低素质人口”，遭到公众更多的批评，被称为“禁人令”。
    
    　　住房难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过程，政府的职责是尽量缩短这个过程，而不是加剧其难度。拿上海来说，20年前人均住房达到4平方米就算彻底脱困，人均不足2平方米的住房特困人口多达百万。很多人甚至只有三分之一床铺的使用权，也就是一天只能利用一张床铺八小时，到点就得走人，让三班倒的其他工友休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工厂宿舍要安排十多张床铺，都是上下铺甚至是三层铺。直到现在，大多数大学生宿舍，十平米一间也要住4到6个人。对上海户籍的住房困难人口，多年来政府千方百计帮助解困，成绩显著；对外地人，即使不帮助解困，也要容忍他们“低标准居住”。住房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政府不能用“何不食肉糜”的态度苛求外地人达到当前难以实现的住房条件。所谓的群组、合租带来的吵闹、卫生等问题，完全可以依靠严格执行相关法律解决，不能一刀切禁止群组、合租。
    　　
    　　中国城市化进程势不可挡，用禁租令与禁人令阻止外地人（主要是进城的农民）定居，除了制造人为的矛盾，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很多网友指责用提高房租税费的方法驱逐外地人是“过河拆桥”，其实在两亿进城农民被户籍制度限制在定居地实现政治权利的情况下，城市户籍人口实行“过河拆桥”是必然的结局。两亿进城农民没有选举权参政权，就不能够真正成为城市中的平等一员，如果他们取得居住地的户口和选举权参政权，他们就不会被称为低素质人口。
    
    　　在历史上，“过河拆桥”的事曾经多次发生。
    　　
    　　美国在19世纪铁路建设高潮过后，着手驱逐贡献巨大的华工，并几乎完全禁止了华工家属移民美国，影响华人命运数十年。加州州长麦道格曾于 1852年称赞华人是加州新近接受的“最有价值的移民”；30年后，“最有价值的移民”却变成“最没有价值的移民”。19世纪美国排华和反华的动机，可说是基于种族、文化和经济三种因素，白人指责华工文化水平低，生活习惯欠佳，不讲究卫生，是“低素质人口”，但是这些“低素质人口”偏偏又勤劳能干，引起白人的妒忌和仇视。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 1882年5月6日，切斯特•阿瑟总统签署了这项玷辱美国历史的法案。直到1943年，美国众院和参院才相继通过废除排华法案，罗斯福总统于1943年 12月17日签署生效。
    　　
    　　值得注意的是，《排华法案》并不是全票通过，参院的投票结果是29票对15票，众院的投票结果是167票对66票(55票弃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针对中国的禁人令，迄今未见有人大代表公开反对。
    　　
    　　加拿大在建设太平洋铁路时，由于工作危险繁重，极少有白人应征，只得大量招募华工。从1880年到1885年，数万华工承担了难以想象的艰苦劳动，工伤事故加上疾病的折磨，导致4000多人丧生。铁路工程一结束，加拿大政府就开始“过河拆桥”，征收每位华工50加元的人头税，超过华工一年的生活费，华工不堪重负。加拿大政府这一招数立竿见影，1885年年底，第一批华工回国了。到1923年，原本每人50加元的人头税已经暴涨到500加元，几乎没有华工能付得起这笔费用。就在这时候，加拿大政府更是赤裸裸地抛出了臭名昭著的《中国人移民法案》，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加拿大排华法案。这项恶名远扬的种族歧视法案直到1947年华裔加拿大人最终获得投票权之后才被废除。
    
    　　2006年6月22日，加拿大总理哈珀在华人人头税平反仪式上致词，正式道歉，“加拿大对排华法案的实行深表遗憾，该法案是可耻的，加拿大人应该对此表示歉意。”人头税受害者及其家属获得了赔偿。2007年5月14日，是加拿大《排华法案》正式废除六十周年纪念日，加拿大联邦四大政党代表在国会分别发表声明，盛赞“华人对加拿大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当今中国社会，由于不存在严格的国内控制边界，人口流动实际上是无法控制的，“过河拆桥”必然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社会底层流民的数量，恶化他们的生存状态。底层赤贫流民队伍的壮大显然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东莞的代表说“目前的案件有95%涉及非常住人口，而且嫌疑人大多是小学文化程度，因此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应该是改善社会治安的根本”。东莞的非常住人口（很多人已经“非常住”超过十年甚至二十年）比例高达85％，所谓的“95%涉及非常住人口”，从表达上看，“本地人与外地人共同犯罪”也算“涉及非常住人口”，可见本地人、外地人在犯罪率上没有显著差异。治安差的城市，往往是对外地人最严酷、最不公平的城市。
    　　
    　　城市户籍居民做了一个无形的笼子驱逐企图在城市定居的两亿农民，其结果就是到处修建从底楼到顶楼的防盗笼子把自己关起来。就东莞而言，1000多万外地人一天没有公民权利，170万本地户籍市民就一天没有安全保障。
    　　
    全国各地的城市，或多或少都存在如何对待非本地户籍居民的问题，必须尽快作出抉择：是促进城乡融合良性发展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还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