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共总理温家宝很快出现在灾难现场。电视镜头下，温家宝表情凝重、言辞恳切，见孩子则口称“温爷爷”，闻睹者无不动容。整个抗震救灾，就在温家宝开创的一片“感动”画面中展开，在部份国人看来，大灾难，才激发了“空前的民族凝聚力”。

总理在现场，然而，地方官员何在？当地民众反映，地震发生头几日，几乎见不到当地领导，也不知道他们在何处贵干。总理到一线指挥救灾，固然感人，但反映的，却是制度缺失：缺乏日常防灾救灾机制；地方官员似乎全然没有此等责任，他们甚至谎报、掩饰灾情。

在人治的中国，几乎每一出天灾人祸，都需要依靠一个总理的感动，来维系人心。大雪灾时，手持喇叭、出现在火车站的温家宝，俨然车间主任；大地震后，忧心忡忡、站立在废墟上的温家宝，仿如生产队长。

总理取代了副总理、部长，总理取代了省长、市长、县长，总理取代了所有官员、干部。姑且不问，如此“中国特色”的救灾模式，是否就能“统一指挥”？只问：效率何在？

当地民众反映，灾难发生至今，除了重点地区（如纹川、北川等）之外，许多灾区的灾民，至今没有得到像样的救援和救济，如绵阳市所辖的安县，各乡镇灾情严重，大片死伤，但并无政府力介入，当地灾民仅能依靠自救和互救。

大量捐款和救灾物资涌入四川，却并未得到有效管理与合理分配。时不时就有捐款被侵吞、物资遭挪用、分配不公平的传闻。灾民为此怨声载道。只是，这类怨气，并没有反映在国内的媒体报导中。

面对温家宝的“感人”姿态，死难孩子的家长们，并没有领情，他们群起抗议豆腐渣工程，要求追究官商责任。温家宝的“感动”演出，第一次，没有奏效。家长们的悲情和愤怒，同样没有反映在国内的媒体报导中。

大概没有人怀疑温家宝的“爱民之心”，但是，温家宝能不能对着国内记者大吼一声：不要把镜头对准我！请把镜头对准灾民，对准死难者，对准失去孩子的父母！

温家宝没有这样做，温家宝不可能这样做。既得利益集团不允许他这样做，现行制度不允许他这样做。镜头和画面是宝贵的，镜头和画面只能属于政府。电视和报纸上，只能有政府的“高大形象”，不能有民众的悲愤和怒吼。

这便是极权者的统治秘密：政权优先，民众为次。犹记1989年民主运动之后，中共当局立即着手在全国各地大量装备和培训防暴警察，在各城市建立特警队，人数动辄达数千，乃至上万，甚至建立女子特警队。民众时不时就能目睹这些特警队的“防暴演习”：他们全副武装，技能完备，熟练操作各类武器和车辆，能攻能防。在随后的各类“群体性事件”中，他们果然都大派用场、大展身手，诸如汉源暴动、汕尾血案等，“无往而不胜”，着实令民众生畏。

形成对照的却是，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32年，当局至今没有建立起一只专业救灾队伍，更从未进行过防灾救灾演习。以至于，面对这次四川强震，11万大军云集，却几乎只能展示肩扛手刨的原始技能。

对比美国的联邦救急管理局（FEMA）和俄罗斯的紧急事务部，中共迟至2006年，才成立“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但职能阙如，形同虚设；中共迟至2007年底，才开始实施《突发事件应对法》，却主要针对民变。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当局全力突出政府和军队的形象，但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却是：最先到达现场救灾的，不是中共军队，而是自驾挖土机赶到的安徽省蚌埠市刘氏四兄弟；而几乎与军队同时抵达的，是江苏省民营企业“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老板陈光标，及其他所率领的一只民间自发救灾队伍。地震刚一发生，陈老板就紧急调集120人和60台工程机械，昼夜兼程，仅用不到36小时，就从江苏沿海赶到四川山区，行动之神速，连军事专家，都啧啧称奇。

在错过了拯救生命的黄金72小时之后，中共才允许外国专业救援队伍进入。日本救援队赶到后，仅能挖出遗体，而未能救出任何活人。回国后，这支日本救援队全体感到“心情沮丧”，其中一名队员因不堪“内疚”而辞职。

反观中国，面对死难孩子家长的哭喊和谴责，至今，没有任何一级政府和官员，出面对家长们说声“对不起”；更没有任何官员和商家出面，对豆腐渣校舍夺命惨剧，表示内疚、自责、主动承担责任。中共政府，中共官员，为什么不道歉？中国人，日本人，何其差别乃尔？

面对大量学校倒塌和大量学生死亡的事实，迄今，中共当局的调查重点，并非官员和商家责任，而是未倒校舍的“经验”，声称要在重建中吸取这些“经验”。家长们的痛苦和愤怒，被晾到一边。“天理”和“公道”，对中国家长们来说，竟是如此的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