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以"民主"和"政治改革"为名走上街头仍旧非常危险。但在地方一级，却经常发生目标明确的抗议活动。当局自然不愿看到这样的事件，但有时候，他们会容忍抗议的举行。一些抗议活动甚至会取得成功。

通往地震灾民的公路毫无希望的堵塞着。在这一片混乱之中，罗先生将满载物品的小型运输车停在一旁。不久前，他和三位朋友一起自发组织一次募捐活动。现在，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地方可以让募捐到的钱和旧衣服派上用场。他说：“当局容忍这样的行动，但并不支持。他们严格确保中国共产党在赈灾中的领导地位不受质疑。”

在中国，要成立非政府组织，必须有一个官方机构作为合作伙伴。来自北京的李丹（音）就没能给自己的协会找到官方伙伴。他说："你没有挂靠的话就没有办法去注册，我们做的帮助艾滋病患者项目也是一个敏感话题，我们去找卫生部，他们也担心我们做的事情会带来什么麻烦。"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政府管制之外的组织存在。他们有些在所谓灰色区域活动，李丹的艾滋病患援助组织就是如此。还有一些是临时组成的团体，例如1年前在厦门，市民自发组织了反对在当地修建化工厂的活动。吴贤（音）是厦门抗议的组织者之一。25岁的他是一家足球俱乐部的老板。他通过互联网组织了这场抗议。他说：“中国的媒体全部封杀了，不让报，结果只剩下网络这个平台了。中国能封杀得了互联网吗？你可以屏蔽一个网站，可人们照样看得到，譬如说可以通过代理啊。互联网是个很好的平台。”

最后，化工厂前往另外一座城市建造，那里的民众没有进行足够有效的抗议。

在上海，组织良好的民众抗议也成功地促使市政府改变计划。处在磁悬浮列车扩建路线附近的居民反对这一计划。中国新中产阶层凭借自信的抗议活动促使磁悬浮扩建项目推迟进行。

在河南省，艾滋病活动人士也同样坚定。但这种坚定出自另外一个原因：他们一无所有，因此没什么好失去的。他们是一些贫穷的农民，由于献血时不洁净针头而感染爱滋病。46岁的孙爱玲（音）在六年前得知了自己感染艾滋病的消息。当时，她的家人依靠她献血换来的钱维生。她说：“我只有打官司才能讨个活路。那时电视宣传艾滋病是吸毒得的，不说是献血传播的，我死也不想让家里人遭到这个命运，说我是因为作风问题得的病。死我也要争口气。”

孙女士决定选择抗争。数年来，她通过法庭获得最低限度的补偿金，用以支付治疗费用。按照官方的说法，河南的艾滋病问题已经得到了控制。但孙女士和其他共同抗争的艾滋病感染者表示，真实情况是，许多当地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这些河南的艾滋病活动人士在向外界传递着一个弱势群体的声音，而在官方的媒体报道所营造的世界里，他们根本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