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6年现代奥运会在希腊雅典重新点燃，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始终受世人瞩目，其背后所蕴含的精神更彰显其重要性。奥运精神强调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注重友谊团结，以公平竞争为基础，并促进人类和谐发展，建立维护人性尊严与和平美好的社会。

现任美国纽约州巴德学院(Bard College)人权学教授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在7日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一文名为“受害者还是赢家？(Victim or Victor?)”文章中指出，最近中共在世界各地煽动民族情绪和所谓的“爱国主义”，终究自食恶果。狭隘的爱国主义就像致命毒药，有害于国际生意往来、不利于北京奥运会，最终中共自己甚将遭反扑。

中共的一贯伎俩

几世纪以来，中国一直以天朝自居，天子接受邻邦四夷进贡，带有浓厚的文化优越感。当然，现今中国早已今非昔比。但是，当年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仍以天子自居。

与缅甸军政府对国内灾难处置相比，从四川大地震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积极赈灾的感人画面，却也瞥见了中共的邪恶。尽管刚开始对外援的举棋不定，最后还是让台湾、日本、新加坡与俄罗斯的救难人员进入灾区协助救援。与此同时，中共官方却也异于往昔的大方开放国内媒体前往灾区采访。这个非预期的媒体报导自由，激发中国各地与灾民的心血相连，志愿服务者从中国各处不断涌入。

中国人很讲究面子，2008年奥运会的重要性自不在话下。若不是因为北京奥运逼近，中共根本就不可能让这么多的国内媒体前往灾区报导。官方知道在血腥镇压西藏后，全世界正关注着它的人权问题。所以，在川震后特别谨慎处理，以避免民愤蜂拥而至。地震后，已萌发争取自由的呼声，不幸的是，最近这几天中共又重施故伎，严格限制媒体继续留在灾区采访。任何批评中共的网站早已被关闭并且封锁，一名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因呼吁政府必须正视灾区核能设备的安全问题而被捕。

在中国，即使追求善良、不涉政治的民间团体都可以被中共视做政权的威胁。中共对任何自主性的集体活动，都认为是威吓政权的反叛组织。中共不断地蛊惑煽动不知真相的海外侨民，利用爱国主义在全球各地谩骂叫嚣，难道这些拙劣的举动不会对即将来到的奥运造成任何负面的影响吗？

中共与奥运

从某种角度来看，中共与奥运互存互依。专制独裁的中共，利用民族主义与大型国家领导计划，来促进整体“繁荣”。中国式的民族主义对过时缪误的达尔文进化论深信不疑，就连这次举办的奥运也是依此观点。

法国史学家、教育家和人文主义者古柏坦爵士(Pierre, Baron de Coubertin)认为，1871年普法战争，普鲁士击败当时强盛的法国，是因为法国军队缺乏体能训练。于是提出体育教育的重要性，并于1896年发起现代奥运会。一百多年来，古柏坦所创建的奥运精神与理想在全世界发扬光大；运动是人类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机会依其需要参与运动。古柏坦认为奥运精神不在夺冠而是参与，奥运主义的基本要求是保护个人的尊严、以和平休战为宗旨。

但是，古柏坦所倡导的奥运精神并不符合日耳曼的种族主义。日耳曼种族主义者认为，奥运带有不良的盎格鲁撒克逊利己主义分子。德国人喜欢健美柔软体操、军事训练，最好能以大型团体方式呈现。在美国也有许多支持德式健美柔软体操的德国后裔，他们和英国后裔在团队性运动(如：篮、排、足、橄、垒球等)在19世纪末互有争论。最后英裔的团队性运动占上风。

激进右翼国家主义者与保守人士－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caise)创始人莫拉斯(Charles Maurras)，则认为奥运中的竞技会造成彼此抵制、疏远，所以奥运会其实就是貌似和乐的种族与语言战场。尽管莫拉斯厌恶带有盎格鲁撒克逊色彩的世界主义，但他仍参加了1896年的雅典奥运。法兰西行动激愤法国人仇恨外国人；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法国民族情绪高涨，法兰西行动臻于高峰。但在1926年饱受教宗公开谴责，后因与通敌的维琪政府有连络而名誉扫地，二次世界大战后就不复存在。

中共煽动爱国主义

中共煽动的爱国主义，游走于古柏坦与莫拉斯对国家的看法之间。它一方面强调和谐社会，另一方面却不断蛊惑中国人在近代史被列强侵略的同仇敌忾之恨。当中国的民族情绪过激盲动、甚至无法操控时，暴力攻击将一蹴即发。这些连锁反应早在中共镇压西藏时，美国和世界上各地都已发生过；甚至于任何“冒犯中国人情感”的人都将受到愤慨盲目的暴力攻击。

中国式的莫拉斯思想，利用疯狂攻击来打破种族、文化与国家的藩篱。就好像莫拉斯希望看到1896年的雅典奥运，是激烈的种族与文化冲突。

中国的民族主义最大的问题存在于中国人常将“中国”与“中共”混淆，中国人认为“中共”代表全“中国”，所以爱“中共”就代表了爱“中国”。这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

当川震发生后，海内外中国人的救援与关爱源源涌入，这些人的爱国主义是爱“中国”，但绝不等于爱“中共”。所以，从政治学角度来看，“中国”的涵义绝非狭隘地指是由一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国家”。

美国从不以“民族主义”来凝聚人民的意志、来进行革命、来抵抗外国的侵略或势力或来建立大一统国家。种族沙文主义(Ethnic chauvinism)，相对而言是一个较新的概念。中国的民族主义其来有自，是从1644年满清统治后所产生的一种民族自尊丧失，19世纪的反清革命就被视为是汉人激愤的表现；于此同时，西方殖民帝国以较优越的武器与中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杀戮无数，毛泽东在中国人心中仍受景仰，毕竟他是自17世纪以来首位重拾汉人主权的领导者。

当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1912年推翻满清之后，便推行三民主义，亦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尽管孙中山并不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但仍强调中国人民成立自己的国家叫“中华民国”。

中共的体育民族主义

竞技体育在毛时代是受限制的，但现在的国际运动比赛成为中国的国家事业。竞技场上的失败不仅可以让运动员沮丧，同时国家机器更视比赛失利是一种耻辱。在欧洲与南美洲的足球民族主义者，可以为了一场球赛酿成集体暴动。但是，在中共官方的蛊惑下，中国的体育民族主义更走极端疯狂之道。

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逐渐削弱之际，中共渐渐向资本主义靠拢，并开始以民族主义作为执政的正当性，忠党爱国成了全民必备教育。

布鲁玛曾经参观过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该博物馆在1931年日本军炸毁南满铁路的残历碑上建成，中共利用博物馆来教育下一代铭记国耻、维护民族尊严，更进一步以图绘方式，如在墙上画出受日军残害血流的双眼，来激忿极端的爱国主义。这样愤激的呈现方式，不仅仅出现在教科书、官方正式演说，甚至运动竞技场。中共可怕地以过去不当的历史，作为中国崛起的正当理由。

中共从不以恢复中华灿烂文明做努力，却时时强调并回顾已成历史洪流的列强欺凌。这种被迫害妄想症，已经严重到使大部份的中国人对最近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暴动，寻求到正当理由，且不承认这些暴民就是挑衅者，就好像许多中国人视中共武力血腥镇压西藏是对的一样。尤其很多不明真相的中国人，甚至认为西藏议题是西方媒体刻意炒作，让中国人蒙羞的结果。

中国将奥运的举办视为是民族自尊的重建，许多海外华人甚至认为奥运就是恢复强大中国的象征。但是，民族自尊必须来自国际认同，很多西方人士批评中共践踏人权、草菅人命，而任何支持外国评论者都将被严厉抨击为卖国贼，任何对中共的不满都可以被解释为反政府举动。

中共永远对来自海外的人权指控视若无睹，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蓄意安排中国人对海外强权愤慨地宣泄爱国主义，但这些激愤的群众也有可能反过来推翻中共政权。因为在过去20年中，当中共对日本的态度软化时，类似的暴动在中国境内发生了几次。1999年当美军轰炸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勒的中国大使馆时，数千名中国示威者马上攻击了美国与英国的大使馆。胡锦涛当时表示：“示威群众的反应，完全是国人对北约攻击中国使馆残暴行径的发泄，因为中国人是十分爱国的。”但是，当中共无法控制这些暴民时，就会采取镇压手段。血腥镇压西藏后，在全世界也发生过类似的暴动。如果这些所谓的“爱国主义”暴民做得太过火，相信后果将可预期；不利于贸易往来、不利于奥运会，最终也将不利于中共自己。

过激的民族主义通常伴随在威权政体之下，当人民没有表达不同意见的机会、发泄内心的感情时，无公开发表言论的自由、全民参政时，那民族主义就将趁虚而入。虽然此时并不意味民主是必然的解药，即使中国政权和平转移到自由民主国家，民族主义仍将存在，对于美、日的仇恨还会持续。中国现代史斑驳血泪，这创痛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来治愈。民族主义就像致命毒药，政治自由终究可舒缓民族主义，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北京奥运期间，我们是没机会看到中国的政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