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必须是阳光政府、服务政府，而不是牟利政府。这是宪政对政府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对政府的必然要求。

   从地方政府的征地目的和手段来看，现在的地方政府不像是阳光政府、服务政府，而是牟利政府。因为在征地和拆迁过程中，有些文件是不公开的，例如，南通市政府批准南通市房管局党组决定强迁等文件是不公开的；南通的拆迁许可证延期到工程结束的依据也是不公开的，很难说南通政府是阳光政府。政府圈地（征地）从出让金所得与圈地所付出的补偿金，有一个巨大的差额，作为政府的巨大利润。这样的政府无异于牟利政府，而不是服务政府。

政府征收农民的土地，制定了一整套补偿标准，各地不一。济南市的征地补偿每亩13万元左右；临沂市为6万元上下；菏泽市4万或者5万元不等；而南通市约2万元。看来法制南通对农民的补偿最少，故法制南通圈地最为疯狂。那么，对农民的土地应当何如补偿最为合理呢？当然按土地的市场价格进行补偿最为合理。但没有一个农民能按市场价格得到补偿。

  如果农民认为被征土地补偿太少，要求提高补偿标准，即使还远低于市场价；那么，政府官员就会给农民扣上无理取闹的帽子，于是，逼农民签字，或者停水停电，或者堵交通，甚至强行铲除农民田里的庄稼，逼农民交出土地，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将政府征收农民土地给予的补偿金与征收后所得的出让金，两相作一比较，不难得出结论：政府在征地过程中，农民所得，少得可怜。与其说农民要求提高土地补偿标准是无理取闹，不如说政府在掠夺农民的土地。

从上列举的城市征地补偿来看，农民的每亩土地仅有2万到13万元不等的补偿，而政府挂牌出让的每亩土地达80万元以上，而且经几轮拍卖可达一百多万。你看，政府出让金的收入与补偿金的支付差距多么巨大。也就是说，农民的被征土地所得只有市场价的百分之几，而政府空手套白狼所得出让金竟是农民所得的几十倍，无怪乎政府圈地几近疯狂。农民要求提高征地补偿，被诬陷为无理要求；而政府从农民手里征得的土地再予以出让，其价格是没有标准的，多多益善。同样是交易，政府要给农民制定标准，为什么不给自己制定标准呢？由此可见，这样的政府哪里像阳光政府、服务政府？恰像地地道道的与民争利的牟利政府。当然，政府对农民土地补偿越少，政府得利越多，这样的政府已经成为“与民争利”的政府，而不是服务政府。暴力圈地、野蛮拆迁愈演愈烈皆缘于此。

   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永久性的，而政府出让的土地是有期限的，或者40年，或者50年，最长不超过70年。所以，农民被征收的土地补偿金应当远远高于政府对土地的出让金。因为40年或者50年、70年后的土地仍然有使用价值，却归政府所有，当然应当给予农民充分的补偿。事实上，农民所得的补偿金远远低于政府的出让金。而政府来源于农民的土地，得到的巨大差额，可谓之巧取豪夺。

有人认为，出让金与补偿金之间的巨大差额来源于政府对征收后的土地熟化。对此，我不敢苟同。

所谓的土地熟化，主要就是对土地的平整。而对土地熟化的机构是土地储备中心，系事业单位，而不是行政机关，怎么能说是政府在熟化土地呢？诚然，土地储备机构是政府成立的，但该机构名义上并不属于政府机关。其实，所谓土地熟化徒有虚名而已。开发商进行开发必然要对土地进行熟化，而政府成立土地储备机构进行土地熟化，产生巨大的利润，是对农民土地利益的双重掠夺。

有人说，如果不是政府操作，土地价格不可能扶摇直上，因此农民不应当要求政府提高补偿标准。这种论调似乎有理，但忽视了政府只能是服务政府，而不是“与民争利”的政府。政府只能向交易双方收税，而不是利用公共权力插手交易从中牟利。假如允许农民对土地进行交易，可能不如政府卖价高，但也不会离市场价格太远，绝不会低到只有土地出让金的百分之几。

政府征地的必要条件是公共利益，既然是公共利益，就应当由政府出钱，此钱来源于税收，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在征地过程中，并没有掏一分钱，反而捞取了巨大利润。政府的利润数额，就是农民的损失数额。所谓的公共利益是政府捞钱的工具而已。

正因为政府在圈地过程中，有暴利可图，所以暴力圈地，野蛮拆迁层出不穷，且后患无穷。经济犯罪的政府官员接踵而至；良田抛荒，失地农民无家可归；农作物涨价；皆与疯狂圈地有关。

要真正建立阳光政府、服务政府，最好的办法是禁止政府与民争利；要杜绝暴力圈地，野蛮拆迁，最好的办法是禁止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