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余震的减少，国内报道焦点，集中到堰塞湖放水。在这方面，中国政府的确下了极大功夫。出动高官和水利专家，研讨各种方案；调动工兵和武警水利部队，抢修导流明渠，炮轰障碍物；为避溃坝洪水，地方政府制定疏散方案，并多次演习，动员绵阳、江油等市民众大规模转移；温家宝三度进川，以“跌倒”画面再次感动社会。

当地民众却抱怨：当局拿不定泄洪方案，犹豫不决，让一早就撤退到山上的民众苦等，每天仅靠方便面和瓶装水度日，大热天里，连澡都没法洗。同时，多次演习和过早疏散似无必要，当局的工作，好像做过了头。

中共当局花极大心思，对付堰塞湖，一则有弥补之意，弥补它在地震前或地震后前期工作中的累累失误，修补执政形象；二则有树立之意，树立新的“政绩工程”，以备日后“表彰”和宣传。

当局不曾意料，原本以抗震救灾来凝聚国内民心、重塑国际形象的努力，却因震后曝光大量豆腐渣学校倒塌和大量花季儿童惨死，而前功尽弃。当局的难堪和尴尬，可想而知。集中对付堰塞湖，也有转移焦点和视线、淡化“豆腐渣”话题的“策略”考虑。

谁都知道，豆腐渣工程的背后，是官商勾结和官场腐败；而腐败的背后，则是无从监督与制衡的制度。于是，民间对天灾与人祸的反思与追究，逐渐清晰地指向现行政治制度。

遗憾的是，此时此刻，当局不是反省制度、改革政治、从本治国，而是搬出专横独裁的老一套：重新封锁新闻、封锁信息，甚至公然驱散和打压死难孩子家长的请愿与抗议，不惜在难属们的伤口上撒盐。

外国媒体和记者重新受到刁难。前往采访倒塌学校或死难孩子父母的外国记者，遭到扣留和驱离；外国记者的采访被限制，采访证被突然宣布到期，须重新办理；而新的采访证，不仅要向国家和省级政府申请，如果深入县乡基层，还须向县乡各级地方政府另外申请。

对媒体和记者的最新限制，不仅违背了中共有关举办奥运会的承诺（从2007年1月1日起，开放各国媒体和记者在中国境内自由采访），而且，对某种乐观的国际舆论，不啻当头泼了一瓢冷水。部分国际舆论一度认为：抗震救灾反映，中国政府表现“进步”了。

震后一段时间，这些国际舆论给予中国政府正面评价，达到“慷慨”乃至“恭维”的程度，诸如：（中国政府）震后反应迅速；信息与新闻报道空前公开；学会为死难者下半旗、设立哀悼日（实际是在民间舆论呼唤下、尤其在秘鲁政府的直接压力下）；甚至于，连中共当局错过了黄金 72小时才答应外国救援队伍进入，外媒也毫不吝惜地予以赞赏。

转眼间，中共就“调整”了姿态，无疑令民众和世界失望。与其说是中共的“调整”，不如说再现其本来面目。中共当局重露狰狞，恐怕连“拥护”它的人们，都感到无所适从。

护主心切的爱党愤青们，不断制造和炒作假新闻，什么“胡锦涛拒走红地毯”，什么“被打的韩国人捐款了”，什么“莎朗斯通道歉了”，等等，或查无实据，或东拼西凑，或刻意扭曲。这类杜撰和扭曲，其用心，无非是替一个虚构的“中国形象”（以中国政府为代表）涂脂抹粉。

一个叫做余秋雨的文人，在网上撰写《含泪劝告死难学生家长》（没有人相信他会“含泪”），奉劝他们“停止请愿”、 “以免被反华媒体利用”、让“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云云。官方媒体立即予以大量转载和推广。孰料，余文却遭遇国内网友和民间舆论的极大反弹，被斥为“冷血”、“无耻”。政治高压下的国内真实民意，如潜行的火山，想必也令中南海心惊肉跳。

鉴定中共的变与未变，其实很简单。一个指标性的事件便是，就在“六四”19周年纪念日当天，2008年6月4日，中共高层突然任命原中共总理、有“六四”屠夫之称的李鹏长子李小鹏为山西省“常务副省长”，意在将他编入中共“第五代”接班人序列。

李鹏家族中，老婆朱琳，任华能国际董事长，曾主办大亚湾核电站等重大电力项目，屡传贪腐丑闻；二子一女中，长子李小鹏任华能集团总经理，被称为“亚洲电王”；女儿李小琳任中国电力集团董事长，被称为“电力一姐”；均染指官商勾结和官场腐败。次子李小勇，因涉嫌“新国大诈骗案”，潜逃新加坡，迄今未被引渡归案。

李鹏家族，集独裁、屠杀和腐败为一身，集中体现了中共的统治本质。对李小鹏的最新任命，表明，中共高层决心死守其现有体制和既定政策，不惜将独裁、镇压和腐败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