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袭警事件中的杀人者杨佳，虽然被捉，但案件还在网上讨论，且越来越有深度，给人们足够多的想象空间。从法治和人道的角度出发，随意剥夺他人生命都是不可取的。即使有相当怨恨，也应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但这场事件中死去的警察（有些是无辜的）为什么没有唤来足够的同情，悲悯和哀悼？而民众对于杨佳，却不是将他作为“杀人犯”而是授予其“大侠”的称呼。相当多的网民，以留言的方式，对 “凶手”表现出尊敬。这同以往人们对待杀人刑事案件的态度截然不同。

     如此惨烈的结局：一介平民，单刀奔赴武装到牙齿的公安局，奋其身豁命搏击，斩六警又伤数人。虽古代勇士，如荆柯聂政亦不过如此，他如何会有这样大的勇气和怨恨？ 

    这个事件的关注点不在他如何点燃自制的燃烧弹，如何闯入警局，如何事先谋划，而是从网民情绪可看出的社会内部严重的对立。要想解释民众的情绪，必须深究其事件背后的社会原因和制度因素。从民意表达中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对杨佳的同情，是基于他们日常生活经验，他们许多人往往受到过不合理、不公正的对待。中共总体上实行警察统治，民众力量处于弱势，而中国人在中共的统治下，逆来顺受已久。中国普通民众的“被剥夺感”，是一个常年累计的结果，他们没有“反感和怨恨”的发泄渠道，杨佳的出现令他们精神一震。在当下中国，民众和政府的对立感非常强烈，他们对政府基本持不信任态度。官民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之一。

    在西方国家，类似于中国公安警察的角色一般是地方力量，不归中央政府管，雇用警察的费用基本上是由地方纳税人出。每个警察知道，给他发工资的是他服务地区的选民，他必须遵守法律，维护地方治安，才能保住饭碗。媒体也能有效监督警察的工作。警察所依赖的是法律和选民。而中共警察是由共产党出钱养的党卫军，虽然也负责维护社会治安，但从性质上说是共产党镇压机器的一部分。它主要的职责是监视和压制民众的不满，是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专政铁拳”。这决定了中共警察与民主国家警察有本质上不同——他们根本上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在这样统治下，社会不断孕育着动荡和危机，民众与政府暴力机关之间的对立达到了如此紧张的程度也不足为怪。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发展，由于社会不公，造成一个群体之间没有共识和存在普遍对立的社会。中共依靠暴力打压所有异己力量，这就决定他不能成为社会整合者，很难修补社会裂痕，也就无法走向平衡与和谐。

    从一般意义上说，杨佳的杀人行为不仅是为伸个人冤屈，发泄不平之气而挺而走险。除个体意义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被理解成向中共警察机关，即极权制度基础发出的暴动和反抗。他用一个人的力量突袭了公安局，也为后来许多性格刚烈，同时受欺受辱的国人留下了榜样。中共一定会以“杀人罪”对杨佳“正法”，杨佳也一定会视死如归。古人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在一个法治不健全，平民有冤无处伸的社会里，这也许是他们认为维护做人尊严可走的唯一道路。这是可悲的。中共应从这一事件中真正反省，如继续实行一党独裁，拒不变革，经济发展只会导致贪者愈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弱者愈弱，贫富差距越大，社会日益不公。受辱受气者，不甘如此做人，挺而走险，奋起反抗，刀光血影的时代会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