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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好人》获得去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也获得国内业界的高度评价，甚至有人称它是在第五代导演“没落”之后，开创了中国电影的新纪元。但最近电影管理部门的官员在有关座谈会上批评了几部电影，其中也包括了这部影片，说它的描述过于客观，太单调，不温暖，导演贾樟柯高高在上，“没有一颗关怀的心”。

这倒让我怀疑自己的判断了。这部影片通过两个山西人到三峡工地寻亲的情节，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对现实的关注恰恰是影片的核心。我甚至倒是觉得导演的关怀太多了点，贫穷、拆迁、矿难、民工、拐卖妇女、离婚，举凡当代底层社会的主要现象，都在影片中出现，所以导演才采取了一种纪录片式的叙事，通过两个外地人的眼光，把正在消失和产生的现实呈现在观众面前。

许多专业人士提到这部影片，都用了“感动”这个词。生活感动了导演，导演又把这感动带给我们。影片叙述的是故乡，而三峡正是我们共同的故乡，它的城市正在大坝建设中消失，人们仿佛是在过去与未来的高空钢丝上行走。这里有废墟，也有怀旧，有匮乏，也有憧憬，哪怕这些普通人的憧憬是如此卑微(他们个人还能有更伟大的理想吗？)，有心灵的悸动和苦涩，但恰恰没有“冰冷”。

对一部文艺作品有不同看法，这在今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只是此评论来自电影管理部门官员，却无疑表明了一种我们熟悉的行政批评标准，那就是文艺要多歌颂，少揭露，否则就是“自然主义”、“过于客观”。可是，这样的要求也有几十年了，搞政治的与搞艺术的却总难契合无间，那原因其实很简单，就因为他们各自的社会身份和作用不同，这一点鲁迅先生也早就说过:“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不安于现状正是艺术的规律，它会促使人们去思考现实，改变现实。可政治家们却总不忘对艺术家们耳提面命，教训他们，生活是这样，不是那样。结果呢？文艺与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感动人的作品也越来越少。

因为生活与人性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复杂斑驳，所以《三峡好人》中的普通人才是有血有肉、不带引号的好人。导演没有简单地图解现实，在影片中表现强烈的善恶冲突，也没有对故事给出一个解释。我觉得，这种写实主义正是符合了艺术的创作规律，更加接近生活本身。即使这位官员也承认，它是一部好片，但他同时又采用一种大众文化的标准，称影片的票房不佳表明，就算放映档期不与《满城尽带黄金甲》撞在一起，也不会有人去看。言下之意，这部影片仍然是失败之作。

有意思的是，有关主管部门在这方面似乎实行的是双重标准，对张艺谋低俗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他们从来不提。但当他们不喜欢一部电影时，若是这影片卖座不好，他们就会说这证明了作品失败，若是卖座很好，他们又会说它迎合了大众的趣味。

如此看来，什么才算得上优秀作品，恐怕单方面的行政标准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艺术不同于其他产品，它需要参差多态，需要个性，还需要经受时间的检验。但有一个标准却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对于反映真实生活的作品，应当要有深切的理解。不让艺术家反映令人不快的现实，这现实并不因此就不存在。读过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人都知道，19世纪俄罗斯文学之所以伟大，除了那些作家具有一颗现实关怀的心外，还由于当时整个俄罗斯民族有着深厚的人文理想和历史良知，理解文学艺术的特性。

因此，不是贾樟柯们“高高在上”，而是某些只知歌功颂德的人高高在上。正是他们那些违背创作规律的言论和行为，才使得今天中国电影处于尴尬之中。允许艺术家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社会，这是产生优秀作品的必要条件。我想说的是，前些日子有文化官员指责今天的文化太轻飘，缺乏高品位的文化产品，如今真正关怀现实的严肃影片出现了，应当高兴才是，怎么还是不满意呢？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