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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热爱中国摇滚的人都清楚，最美的中国摇滚不在天上，而是在地下，当所有人都在期盼摇滚能够走进主流殿堂的时候，自私的我们也许总会贪婪的希望中国摇滚永远不要走出地下，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那绚烂的灯光和排山倒海的呼喊终有一天会让他们丢掉什么。。。。。。


在中国，所有的偏执都将被纠正，摇滚乐也不例外。摇滚乐，这种产生于西方盛行于六十年代而至今不衰的艺术形式，以其极端而非暴力的抗议形式，卓而不群地反抗着社会，打起反主流文化的大旗。中国摇滚乐的发展只是20世纪最后十几年的事。毫无例外地，摇滚乐都产生于城市，在从事摇滚乐的群体中，我们能发现只有在大城市才会产生的社会问题。由于笔者自己也酷爱音乐，对中国地下乐队的问题有一定的了解和思考，本文将以北京为例，就中国地下乐队的产生原因，群体特征，社会功能等方面进行浅要的分析。

一、 中国摇滚乐队的产生及其现状
中国的摇滚乐，崔健当为第一人。从崔健在1986年的工体群星演唱会登台的那一刻起，中国的摇滚就开始浮现人间。艺术的产生于盛行，分别取决于艺术家的灵感和社会的心理需求。在经历那场政治风波之后，人们似乎在经济生活得到好转，政治生活空前稳定的空间里变的更加世俗化和麻木了。面对经济大潮卷起的圬泥和腐朽，人们更习惯选择理性的和平方式去对待这些社会问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愈来愈高，人员素质水平也愈来愈高（外地人才的涌入和高校毕业生的补充），对精神上的生活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北京，著名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上大小酒吧邻比皆是，竞争激烈，但生意仍旧火暴，这里是人们躲避压力，休闲消遣的好地方，也是地下摇滚乐队生存的主要空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北京共有酒吧上千所，分布在北京各区，主要集中在朝阳和海淀两区。尽管酒吧消费价位极高，在普通饭店里5元一扎的啤酒在这些酒吧里大约要15元到50元不等，一瓶150毫升装百威啤酒要20元到30元，其他一些威士忌或洋酒就更价格惊人了，但这仍挡不住人们对这些地方的向往，为什么呢？这里不能不考虑酒吧所代表的脱离感和逃避心理。就是人们都具有的企图与众不同而又能逃避现实的心态。地下乐队在这种心态的衬托下就更具有了存在的土壤，他们被一种虚幻的理想所渴求着，由不停地制造着这种虚幻。酒吧的高额消费使得乐队的演出更加富有利润的驱动。一般的乐手在一晚的演出后大约能拿到100元到300元的报酬，当然，如果是著名乐手，则出场费最少该以千计。

琴行，是地下摇滚乐队成员们的第二个栖身之地。由于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高校林立，年轻人多，外地来这里寻梦的人多，另外中国的摇滚也诞生在北京，这就形成了一种摇滚文化，无论是醉心于民谣的校园歌手还是内心酝酿着呐喊的摇滚乐手，都不可避免地产生对音乐的需求，对乐器的需求，这就捧红了两个产业：唱片业和乐器制造行业。北京的唱片公司虽然没有真正走向正规和有序，但其势头正劲，如果把盗版唱片的数量计算在内的话，中国的唱片业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乐器，这一成本和价格存在巨大差价的商品，却给许多从业者以机会。就摇滚乐来说，通常需要的乐器有吉他，贝司，鼓，上档次的乐器没有低于5000元的，上万乃至几十万的乐器也是司空见惯。这里面的利润都在一半以上。一些摇滚乐手们找到这些琴行为他们打工，在乐器方面，他们是内行，又有技术，因此这项工作很适合他们。更有些实力稍强的乐手们自己运营一些乐器店，用以谋生和支撑自己的音乐追求。

录音棚，是摇滚乐手们生存的第三个重点场所。技术较好且小有名气的乐手们可以有机会为一些流行歌手录制专辑，他们运用自己的技术为歌曲编配，后期混合制作，现场调制出力来获得收入。这种收入较为可观，一般每录制一首歌，每个乐手的收入应不少于一万元。如果能担当制作人就有更多的制作费用和版税分成，效益更为可观。

以上三处，是地下摇滚乐手们 专心从业的生存之道,他们在每天的训练之余忙于夜晚的酒吧演出,每晚每人可保证不低于百元的收入,但收入很不稳定,还要依靠酒吧整体的盈利状况，但决定能否有饭碗的关键还在于乐队的整体水平以及与市场的适应程度上.有时他们也会遇有公司举办各种公关活动,他们前去捧场的收入是比较可观的,一小时在千元以上。但这种机会并不多。近一段时间的网站大肆宣传却给了许多乐队这样的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的最终目的是想和唱片公司签约，发行自己的唱片，这样不仅解决了生存问题还实现了自己的音乐理想。就这样，摇滚乐大军就在这城市的繁忙过后的闲暇中，在白日喧嚣散尽的灯红酒绿的夜晚中，不停地涌动着，壮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