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五月底，专为毛搞大清洗的中央文革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正式成立。名义上的组长是陈伯达，实际掌权的是江青，康生做“顾问”。“中央文革”同林彪、周恩来一道成为毛的新，内阁“。

刘少奇的倒台只是时间问题。

为大清洗开道，对毛的个人崇拜被推到疯狂的顶点。每天的《人民日报》头版都有一栏“毛主席语录”，经常还有毛的巨幅照片。毛像章铺天盖地，两、三年中生产了四十八亿枚。毛的像印了十二亿张，《毛泽东选集》印了八亿套，超出全中国人口数量。这年夏天，以“小红书”著称的《毛主席语录》也上了市，全国人民人手一册，走到哪裏，举到哪裏，天天要念，要背，要摇晃。

社会上掀起了恐怖的浪潮。毛挑天生好斗的青少年学生作制造恐怖的工具，拿学校老师当牺牲品。从街头巷尾到处竖起的高音喇叭裏，从《人民日报》一篇又一篇的文章裏，学生们得知学校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著，教的部是“毒草”，老师把他们“当敌人”，用考试来“迫害”他们。考试从此取消。

学生被号召“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没人解释老师怎么可能加害伟大领袖，也没人说明伟大领袖到底出了什么事。

学生们动了起来。他们本来就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欲望，这种渴望迄今完全受到压制。现在毛允许他们在他操纵下参与政治。他们激动地建立组织，按毛定好的调子、设下的框架行事。

六月二日，北京清华附中学生贴出大字报，结尾署上的是一个响亮的名字：“红卫兵”。意思是要保卫毛泽东。与一九五七年校园裏的大字报回然不同，这裏毫无人性，毫无思想，除了蛮横就是乱骂：“什么”人情“呀……都滚到一边去！”“我们就是要粗暴！”“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毛播下的“对敌人要狠”的种子正在破土而出，多年精心灌输的对他的无条件崇拜现在开花结果。那些血液裏躁动著暴力，最容易受煽动的青少年，开始了为毛的冲锋陷阵。

毛下令学校从六月十三日起停课。他说：“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校园裏设起了所谓“斗鬼台”，几十个教师、干部被抓到人群前乱打乱斗，脸上涂墨汁，头上戴高帽子，罚跪、揪头发、连打带踢，妇女被乱摸私处。暴行在全国蔓延，自杀成风。

毛在外省掌握局势。他是头年十一月发动文革时离开北京的，南下到中国腹地，八个月中不停地换地方住。六月全国动乱四起时，他闹中取静，住進了一所他还从未涉足过的格外幽静的别墅：韶山村外，滴水洞“。那是毛七年前回韶山时授意建的。他当时在水库裏游泳，对周围好似世外桃源的僻静动了心，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咯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後，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周小舟不久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茅棚“也暂时没修。第二年，毛又对接任的张平化再提此事，於是有了称作”二。三工程“的滴水洞：一座钢筋水泥的单层巨厦。整片山全部封闭，居住的农家一概迁走，後来又在，洞”内添了防地震、防原子弹的特别房间。造价是天文数字，修的时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时。毛在这裏一共住了十一天，再也没有回来过。

毛的灰色住宅不协调地坐落在柔和的青山绿水间，四周山花烂漫。房子背後是毛家老祖宗的坟地，面对龙头峰，是块风水宝地。毛看到很高兴，跟他的警卫们谈开了早年风水先生怎样把这裏称作，龙脉“。

虽然毛回“家创了，但一个村民他也没见。在去滴水洞的路上，有个打柴的小姑娘好奇地朝忽然驶过的汽车看了一眼，恰好毛掀开窗帘往外观看，被小姑娘瞧见了，兴奋地回去报告了村裏人。很快，公安人员就找到她家，警告她说：”你看错人了，车裏坐的不是毛主席。你再不准乱说了！，村子裏特地开了会，告诉老百姓不要“乱想”。毛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就是思索问题。散步不超过三百公尺，甚至人到水库跟前也没有下去游泳。

六月底，毛回北京的形势成熟了。途中他逗留武汉，七月十六日在成千上万的人观看下，在长江裏游泳一个多小时。就像十年前一样，这是一场“政治游泳秀”，毛在向他的政敌发信号：以七十二岁的高龄，他有这样的体魄、精力和决心来打垮他们。毛的信号也是发给全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人的：“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進！，无处不在的高音喇叭，配著音乐反覆喊这句口号，把已经躁动的头脑煽得更加狂热。这次游泳的宣传规模之大，连在外国也出了名，好些外国人提起毛时，都知道他的‘游泳”。

七月十八日，毛回到北京。他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天天同主持日常事务的周恩来见面，过问详情。他异常忙碌，整天不是开会就是找人谈话。毛没有搬回他在中南海的房子“丰泽园”，说是刚维修过的房子住起来不舒服。其实，他是怕房裏装了窃听器，或更可十白的东西。他搬進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中南海室内游泳池的更衣室。在那裏他住了整整十年。

就是在这几间单调的更衣室裏，毛制造了“红八月”的大恐怖。八月一日，他给那些发誓“我们就是要粗暴！”“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热烈的支持”。

他把他的信，连同红卫兵凶神恶煞的大字报，印发给他几天前刚下令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要与会的各地大员支持红卫兵。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不久将被毛清洗，但眼下毛用他们来推动红卫兵的发展。他们的孩子们组织扩大了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势如燎原之火。

八月五日，在高干子女成群，毛的两个女儿也曾就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们第一次活活打死了自己的老师，五十岁的副校长卞仲耘。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被强迫挑重担子来回跑，女学生们用皮带抽她，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她，用开水烫她。卞仲耘就这样被折磨至死。当天晚上，学生到北京饭店请示北京新领导怎么办。没有任何人发话叫她们住手。

八月十八日，掌权以来第一次穿上军装的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数十万红卫兵。红卫兵从此在全国、全世界出了名。打死卞仲耘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获得了派代表给毛戴红卫兵袖章的“殊荣”。现场广播说：叫匕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旷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背景欢呼声中，现场女播音员说：“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

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改成“红色要武中学”。北京红卫兵被派去全国教授如何打人，如何剃“阴阳头”，女口何叫挨打的人舔自己流在地上的血。上海市上海中学的一名前红卫兵回忆道：“北京红卫兵南下，穿著军装，系著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裏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

为了让全国红卫兵更好地学习北京的榜样，为了让他们明白毛是他们的靠山，毛鼓励他们来北京“朝圣”，下令旅行、吃、住都不要钱。四个月内，总共一千一百万青少年来到首都，毛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七次接见他们，每次的人群都女口山女口海，若痴若狂，而又井然有序。在红卫兵暴行中受害的不光是老师。毛在八月一日给红卫兵的信中格外称赞了叫匕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这个组织已经在做一件特别的事：把同学按家庭出身划分为”红五类“、”黑五类“，由”红五类“对”黑五类，進行各种凌辱。《人民日报》报导毛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他们，称他们为“以敢於冲锋陷阵闻名的战斗组织”。在打死卞仲耘老师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强迫“黑五类，站在教室前面挨斗，拿一根长绳子绕过挨斗者的脖子，把她们拴成一串，动手打她们，逼她们”交代反动思想“和父母的”罪行“，要她们不断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在这些榜样的带动下，把无辜的孩子变成牺牲品的做法遍及全国学校。当时有个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少高干子弟爱把这句话挂在嘴上。他们哪裏知道他们的“英雄”父亲才是毛的真正目标。

让小孩子做牺牲品，无疑得到毛的鼓励。四川省负责人从北京开会回来後，对他做红卫兵领袖的儿子讲会议精神：“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原来我们跟他们斗，现在我们的子女跟他们的子女斗。”

毛接著把红卫兵暴行从校园引向社会，首当其冲的是文化人和文化。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身旁的林彪，号召红卫兵“大破”，旧文化“。最早被捣毁的是传统的商店招牌、街道名称。长发、裙子、高跟鞋成了那些在街头挥舞剪刀的大孩子的牺牲品。从此以後多年，中国人只能穿平底鞋和干篇一律的外套裤子。

八月二十三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的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当天下午，一群群红卫兵，多是女中学生，来到北京市文联的大院裏.那时候，红卫兵有了自己的“制服”：绿军装（有的是父辈传下来的，有的是染的）、红袖章，手拿小红书，腰上系著带铜扣的宽皮带。那天日头特别毒，作家们被集中在文联院子裏，在“XX站出来！”的喝声下一个个出列，脖子上被挂上事先准备好的大木牌，上面写著各自的名字，冠以“牛鬼蛇神”、“反动权威”等罪名。红卫兵用铜扣皮带劈头盖脑地朝他们打去。

作家们接著被塞進大卡车，运到曾是孔庙的首都图书馆。那裏集中了北京各剧团的大量戏装、道具，红卫兵用它们点起一堆熊熊大火，把几十位中国最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按倒跪在火堆旁，对他们棍棒交加。挨打受辱的有年近七十的作家老舍，第二天，他投湖自尽。

打人的地点、火烧的道具、被打的人物，都经过事先策画安排，用来代表“旧文化”。受害者们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迄今为止被官方尊为“人民艺术家”，拿他们做毒打对象毫无疑问是最上层的决定，松散结合起来的少年红卫兵只是打手。

为了使这天的暴行顺利進行，毛在八月二十一、二十二两天，给军队和公安人员分别下令，不准他们制止学生：“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放空枪進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八。二三，後，红卫兵暴行在全国升级，”抄家“开始。当局把牺牲品的姓名、地址交给红卫兵，让他们去抄这些人的家。像四川的负责人，就要专管”民主党派“的”统战部“，把非党知名人士的名单交给儿子做领袖的红卫兵组织。

八月二十四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要警察同红卫兵“取得联系”，“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中共统治下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帮助他们抄家。有人间：红卫兵打死人怎么办？谢答道：“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针对心有疑虑的人，谢说：“连周总理都支持。”

有了上面的引导，血腥的抄家席卷全国。红卫兵超越名单的局限，到处破门而人。他们烧书、撕画，砸唱片、毁乐器，凡是沾“文化”边儿的东西都在扫荡之列。贵重物品被没收，主人遭受毒打。在《人民日报》

“好得很！”的欢呼声中，不少人在自己家裏被打死。有的被拖到电影院、戏院、体育场，那裏如今是刑讯的地方。一九六六年八月，大街小巷到处是红卫兵抄家的脚步声，拷打审讯的怒喝声，受刑者的痛苦呼叫声。

八月三十日，周恩来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後来，人们常引用这张单子，说红卫兵抄家打人是中央文革小组指使，周恩来插手進来保护受害者。事实上，单子上的人都是毛泽东要保护的，“中央文革”的事周恩来也部管。名单要保护的不过几十个人，而据後来的官方统计，从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十日，仅在北京就有三万三千六百九十五家被抄，打死的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

毛也曾伪善地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不少红卫兵得以用这句话作盾牌逃避打人，挨打的也希冀以此保护自己。可是，打人的、被打的，都看得很清楚，行凶的人完全不受惩处。暴力当然也就继续了下去。

毛要红卫兵抄家还有实际的目的：把民间尚存的财富挖出来送進国库。据後来的官方数字，北京红卫兵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为毛政权增加了黄金十万多两、白银近三十五万两，还有无数现金和名贵的书、画、文物。有些文物用来出口换外汇。

抄家所得放在文物管理处，对毛、林、周、康生、陈伯达五位政治局常委的家庭开放。江青选中的有一只十八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在rn自们不白拿，给钱“的”原则，下，她付了人民币七块钱。类似的毛政权的所谓“不腐败”的表现，还包括领导人开会喝茶付茶叶钱。至於众多的别墅，成群的仆人，随叫随到的专用飞机、火车，还有无数其他特权好处，都是一分钱也不用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