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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我居然见到一队原装的志愿军，不是吹牛，只是放到后面说。先说我的小学二年级下学期，学校组织去“欢送二十七军、欢迎六十军”，记忆犹新。

那是一九七六年春，当地驻军原为二十七军（军部在无锡，该军原为共军华东九纵，出产了许世友、聂凤智、彭德清、迟浩田等人。特别是韩战时的军长彭德清少将，后为交通部长，是我老爸的顶头上司，一九八六年我还见到过此人）。因为预防毛泽东将死而可能政变，中央军委搞了一次调动。我们那个城市调走了二十七军，调来了六十军。所以在我小学时，二十七军和六十军都有派兵给我们讲抗美援朝的故事。还有个著名炮灰杨根思（本名羊庚玺），也是我们老家地区的。志愿军的神圣形象，早就凝铸在我童稚的脑中。

但是我真正接触的老军人，却从不愿提起战争往事。比如我老爸那个单位是个正团级，有好几个头头是师团级的伤病转业军人，参加过皖南事变以至韩战。小学毕业以前的星期天，常被老爸带着玩去他们家，有的是在民居小院，有的是在军区大院。最盼望的就是他们掏出证件，带我去看露天电影，《沂蒙颂》之类的。印象中的那些老军人从不讲起英雄业绩，似乎都在静静的享受余生。我家有三位姻亲长辈也是韩战归来的没当过战俘的老军人，也都不愿谈起战场，一提起就哭。

一九八二年我上高中，同学中有好几个是军队干休所（当地有好多个）的，他们的老爸都是师团之间，包括二十三军的、二十四军的、二十七军的、三十八军的、六十军的。他们说起战争，丝毫没有眉飞色舞的，都以快要流泪的模样说“大炮一响”、“机关枪一响”、“冲锋号一响”……“成批成批的人就死了。”他们的神情，似乎都是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般的侥幸。说起韩战，特别是六十军一八Ｏ师被全歼，个个唏嘘摇头。

六十军是个很奇特的队伍，“解放战争”时是逆时针运动的，不同于其他部队都是顺时针运动。它原属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王新亭八纵，但未随刘邓南下大别山，而是归入陈赓的太岳军区，编为华北野战军八纵，由徐向前、周士第指挥参与攻克临汾、太原之后，其二十三旅被中央军委授予称号“光荣的临汾旅”，成为全军唯一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师级单位。一九四九年二月整编为六十军，属于周士第的十八兵团（胡耀邦是兵团政治部主任），随贺龙参与攻克西安，之后又进四川。十八兵团部与六十军军部合署，并兼川西军分区司令部。著名的双枪老太婆赵洪文国（满洲义勇军少将赵侗之母）和老四赵连中，就是被他们捕杀的。

一九五Ｏ年底，六十军出川，改随王近山的三兵团投入朝鲜去参加第五次战役。很快它的一八Ｏ师被全歼，从而改变了韩战的进程。其一，该师上万人整建制被俘，是共军历史上第一次。共军各部闻风丧胆，再也无力发动梦中的第六次战役，进入停战谈判阶段。其二，该师万人被生俘而不死战，中共害怕以后再出现部队“等待被俘”的情况，坚决要求遣返战俘，成为停战谈判的唯一难题。联合国军为了尊重这些战俘拒绝遣返的权利，不惜再打耗时良久（详见穆正新的战俘系列）。

共军后来为了遮羞，说成是由于六十军没有经验、升级不久才造成如此败绩。其实呢，六十军是比三十八还要王牌的王牌。比较一下韩战时的三个军长：

二十七军长彭德清（1911-1999），一九三Ｏ年参军，一九五五授衔少将；
三十八军长梁兴初（1913-1985），一九三Ｏ年参军，一九五五授衔中将；
六十军长韦杰（1914-1987），一九二九年参军，一九五五授衔中将。

可知六十军的实力和地位绝不次于三十八军，至少强于二十七军。

六十军曾经转战华北、西北、西南，兼擅山地战与攻坚战。它曾经的上司有：元帅刘伯承、元帅徐向前、元帅贺龙、第二大将陈赓、上将周士第（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长）、上将王新亭。当时的六十军的阵容可谓吓人：军长韦杰，是邓小平一九二九年百色起义的铁杆（一九五五年获衔中将）；政委李井泉，原是贺龙的政治秘书（后为西南局第一书记，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打手）。六十军所辖三个师，一七九师是著名的临汾旅（现为南京一七九摩步旅），一八一师是著名的皮定钧旅（现为江苏武警一八一机动师），怎么中间的一八Ｏ师就被全歼了呢？

原来这个六十军，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韩战的第五次战役，看看形势不妙，所谓“猛将王疯子”的三兵团司令王近山发出逃跑命令，然后带着兵团部关闭电台逃跑。韦杰的军部也跟着逃跑，并发出了逃跑命令给所属的三个师。一七九师（临汾旅）和一八一师（皮旅）都是长跑冠军，赶紧撒开脚丫子。一八Ｏ的师长郑其贵原来一直是做政委的，惯于催逼士兵卖命，逃跑时也要四平八稳，注意党和人民军队的形象，结果就跑慢了。等到发觉被完全包围了，呼叫两侧救命，才发现那两个师早就没影子了。多亏郑其贵是党的好政委出身，命令全师集中火力保护他自己率领亲信卫队几百人逃出，丢下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成德以下万人被俘，占了全部两万两千战俘的将近一半。

韩战中的共军战俘遣返问题耗费了停战谈判二十四个月的十九个月，最终吴成德等约六千人于五二年秋返回，被圈禁在铁岭与四平之间的昌图县金家镇的“归管会”。寒暄之后就从十一月中旬开始动员教育、检查交待，纷纷承认贪生怕死、被俘投降、泄露军事机密、有变节行为等罪状，直至五四年五月处理完毕，大多数的处理结论是“承认被俘以前的军籍”、开除党籍、剥夺军籍、回乡务农，受到三十年的内控。

一九八Ｏ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才承认他们“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祖国”，一九八二年由解放军总后勤部开始补发复员费。然而他们还不是最惨的。

一九八四年冬，我的母亲由于忧郁症入住精神病院。我常去探望，有一天发现：在精神病院的后院，居然圈禁着清一色上百名的五十多岁的男病人。他们穿着志愿军的竖绗棉袄，带着志愿军的三块瓦棉帽，整整齐齐默默无语的在院中转圈。惊讶的我问了大夫得知：他们都是韩战的老兵，战场上被大炮震坏了脑子，人事不知，被南京军区统一安排在这里行尸走肉。他们只穿与当年一样的衣服，他们病房的布置也是军营一样。他们想不起任何事情，相互傻望着，一个跟着一个的终日转圈。

偶尔会有一个率先歇斯底里，引得相继发作。这些老兵龇牙咧嘴狂呼乱叫，抱住脑袋捂着耳朵，满场乱跑。这时就见护士们紧急出动，两个夹住一个按在地上。还不伏贴呢？护士抄起一根橡皮棍，追着最厉害的老兵，劈头盖脸一顿暴打直到躺倒。呵呵，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呵。


摘自《海川·独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