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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盖马车

　　《古今注·舆服》中云：“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传说黄帝造车。另一种影响较大的传说是奚仲造车。奚仲是夏代的车正，《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

　　据《山海经·海内经》所记：“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中的吉光之“吉”乃古代谍谱之“姞”姓。并且，据《左传·昭公十五年》引周景公的话：“密须之鼓与其大路。”（密须为姞姓），认为直到商末周初甘肃东部姞姓部族仍有高度发达的造车手工业。

　　对于黄帝与奚仲这两种传说何者为是，在历代受到一些质疑。《玉篇·车部》即云：“车，夏时奚仲造车，为车工也。一说黄帝已有车。”刘昭对《后汉书·舆服志》中“…至奚仲为夏车正，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级”的记载表示了极大的怀疑，故注曰：“服牛乘马，以利天下，其所起远矣，岂奚仲为始？”。

　　面对这两种说法，许多后来的学者对之加以揉和调解，以求两者兼顾。杨倞注《荀子·解蔽》“奚仲作车乘”时谓：奚仲，夏禹时车正。黄帝时已有车服，故谓之轩辕，奚仲所做的工作是对马车的形态进行改进。

　　根据文献，可判断中国至迟在夏代已有马车，不过目前的考古工作还未在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发现与车相关的讯息。由黄帝造车的传说来考察，先不论黄帝是当时的一个氏族长亦或是一个时代进程的象征，由黄帝造车的传说来看，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已发明车子。虽然目前的考古发现没见到车子的相关信息，但是由所见资料看来，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对于车轮的型态应是十分熟悉的在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普遍发现的陶纺轮，也与中西亚的无辐车轮型态基本一致。所以就某种程度来说，中国新石器时代发明原始车子的可能性是极高的。

　　文献中也有关于车子西来的记载。郭璞注《山海经·海外西经》奇肱国云：其人善为机巧，以取百禽，能作飞车，从风远行。汤时得之于豫州界中，即坏之，不以示人。后十年西风至，复作遣之。自新石器时代至商代，虽然能找到许多使用木器的传统，但这些木器均是以雕刻的方式完成，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中国有源于本土的揉木技术，所以此说有待于更多的考古材料证明。

　　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考古材料似乎比较支持马车西来的说法。90年代开始，随着对中亚、苏联、高加索地区考古材料的认识，许多学者重新将中亚马车及中国马车进行结构上的比对，并将视角扩大至整个欧亚大陆，对目前发现的马车实体材料、岩画材料进行分析，从而认为中国马车应是来源于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