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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按照法规有侍从室之设，该室的编制中有上（中）将主任，中（少）将侍卫长、上校（少将）参谋（包括步、骑、炮、工辎、后勤、空、海各兵种军官）、上校（少将）副官，秘书以及第一、二、三处（处以下设组）等。组织谨严，范围庞大，凡供职于侍从之人员，例不准对外作任何活动，言行亦须特别拘谨，盖非如此，不足以保卫国家领袖安全也。

    在抗战时期的重庆，笔者一度奉调转任侍从参谋，虽为时不甚久，而对蒋委员长的实际生活，体会甚深。兹特将其可以公开部份，凭记忆所及，写成此文，投刊春秋，当为海内外读者诸君所乐闻。

待遇较优、职责繁重

    这是抗战后期的事，我那时从重庆外调不及一年，忽又奉调为委员长侍从参谋，并限令到十日内即须到差。因为侍从室原任掌管炮兵业务的侍从参谋侯志庆上校，已调升军政部炮兵司少将司长。掌管步兵业务的侍从参谋黎天荣上校，亦已调升第六十五军少将旅长。他们都已前赴任所视事，新调来的两个参谋，一个是从西安胡宗南总部调用的，川陕遥阻，到达需时；另一个便是我了。因彼时我尚在西南某机关服务，匆匆将原任职务交代，立即兼程返重庆。幸得第四战区长官部的副官处长黄和春协助，派遣交通工具，才获依限抵达陪都。

    委员长侍从室设在重庆上清寺曾家岩德安里一○一号，毗连着行政院。我报到之日，除了填好各项表格之后，跟着就度身做制服。照侍从室的规定，我们侍从参谋夏季是穿浅灰色派力司中山装，冬季则穿深蓝色呢质中山装（每季每人两套），黑色皮鞋。这些均不用自己出钱，系由委员长赠予。薪俸则按照各人军阶双倍支领，伙食亦由侍从室津贴，住宿也在里面，一周只有一夜外宿。由是可知，在侍从室任事，待遇虽较好，但工作紧张，职责繁重，与其他机构，殊不可同日而语。

    我当时在侍从室是负责管理全国炮兵部队的编配、部署、花名册，以及搜集由军委会编译部门所翻译各国有关炮兵学术的著述、图解等等。关于炮兵部队的编配，系由各战区直至各个师，并须根据参谋本报、军令部、军政部的资料，逐日制成图表，同时还要在委员长用以指挥作战的巨幅军用地图上，标明各个战区的炮兵阵地、番号、炮种等，用大头针制成的小旗各依方位插在地图上，使委员长对任何一个战场的炮兵情况，能够一目了然。此外，则系依据各级炮兵指挥部的报告，考核各级部队长的功过勤惰，不能有半点马虎。当时国军的炮兵部队，正规的约有两个师、五个旅、四十个团、十个高射炮团。其余各军各师的直属炮兵营、连、尚不在内。炮兵情况固如此，其他各兵种亦然。是故侍从参谋的职责，确实繁重得透不过气来。

值勤任务、八周一次

    我们在侍从室任职者，每八周内有一周值勤，在值勤时，除了规定处理委员长的事务外，另一宗比较重要的任务，便是料理「来宾登记」和「引见」了。每逢值勤，除日间工作外，常常要到深夜二时以后才能就寝，而就寝之后，由各方打来的电话（包括各战区长官部的直通电讯），经常是澈夜不停的，普通电讯只须将之记录，以待翌晨汇呈，若遇重要事项，却要立即转接到委员长寝室裹去（委员长那时夜宿重庆南岸黄山官邸），除了值星参谋外，有的亦要随从同住。

    说到「来宾登记」和「引见」，那时要经过一定手续的。无论是来自各方的地方长官，或部队总司令、军、师、旅长等文武官员，即使是有事谘询特别召见的，或是因公来渝请求谒见的，例必先到「值星参谋室」填写表格，然后由值星参谋将之汇列呈核，经委员长分别批示是否接见。之后，便将奉准接见的名单，列出分配接见的时间，再呈批准后，我们才填发印好的通知，请其依时前来晋见。时届，晋见者须持同我们发出的通知，先来到「值星参谋室」，当值的侍从参谋，把客人安置在客厅裹坐候，依据分配时间表，将其逐一领上二楼委员长的办公室。因为委座彼时日理万机，所以会见的时间，非常短促，大约每人不会超越十至十五分钟。谒见时除了由委员长简单发问外，如果有何事项需要详细报告或请求，必须在事先缮好一份书面报告，于告退时当面呈递，再候批覆。

    我任侍从参谋期中，轮值引见，已历多次，所经手接待的人物，能够记得起的，计有当年的新疆省主席盛世才、访英团团长王世杰和团员王云五、胡霖、杭立武、拉卜楞。驻加拿大大使刘师舜、陕西省主席祝绍周、外交部次长吴国桢、驻美军事代表团长商震等，至于从各个防地奉召来谒的军事将领如夏楚中、宋希濂、罗卓英、卫立煌、杜聿明、朱怀冰、马占山、孙连仲、刘峙、杨森、王缵绪、潘文华、刘文辉、熊式辉等，政府要员如翁文灏、梁寒操、马超俊、吴铁城、刘航琛、朱家骅、张厉生诸人。不管你是多么显赫的封疆大吏、叱吒风云的统兵大员，一样地都要经过我们这道门槛才能上得二楼。

紧张晋见、怪状百出

    那时委员长领导全民抗战，是实际上的国家元首，自有其不可形容的潜在威仪，有些文武大员，平日在外边固是能言善辩、不可一世的，但一到了委员长的跟前，便口吃起来了，常常所问非所答，弄到语无伦次。有时却祗听见委员长的垂问，而不闻答话，我们立在门侧，探首偷窥，始悉晋见的人，已因神经过度紧张而至呆若木鸡，僵立着，不言不动。我们若遇着这种尴尬情状，便立即进去，扶其退出，并派车送其返寓所休息。记得有一次，一位边陲省份的省党部主任委员被召见，此公穿着长袍马褂，道貌岸然，由我领进委员长办公室，大概他是第一次被召见，面对委员长的威严，不但浑身哆嗦，答不出半句话，不久他所站立的那块地方，从他的裤管内，忽然有水流出，沾染到了地毯上，真是出人意外，原来他紧张过头，居然流出尿来，我们见势不妙，赶忙将他扶出，立即送他返回住处。另有一次是一位刚从湘桂前线奉召回渝的□军长，此人戎装整齐，仪表堂堂，被召见时，答对亦甚称旨，于告退之前，他从军装口袋裹掏出一份书面报告，前行几步，迳呈委座，接着他便面向着委座恭身后退，不料在紧张中退错了方向，竟将墙边的一盆清水撞泼于地，而面盆架之侧，恰又兀立着一座花盆架，结果花盆架亦被连带碰倒，一时乒乒乓乓，搞成一团，我们立在门外，不知出了何事，立即拔枪进入办公室，指着叫他不准动。委员长此时亦只好和颜悦色的说：「没有事，没有事，不要紧。」一场误会，始告过去，而这位军长，此时却尴尬得无地自容了。

    总之，因懔于委员长的威严而致失去常态的人，时有发现，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这裹恕笔者未便再作深入的说明，或指出其官衔姓氏了。

   
文职人员、备受礼遇

    由委员长当年接见文武百官时所表现的作风看，我个人确实深切体会他是一位笃实的、礼贤下士的领袖人物。来见他的武官，因为大部份都是他的学生，亦都是他的下属，一切均按陆军礼节行事，遇有过错，必然是疾言厉色地当堂严加责斥，毫不宽假；在笔者记忆中，有一个战区司令长官，不知为了什么事，未经请准，即迳自由前方来渝求见，但结果不特不予获准晋谒，且遭批斥：「该员未经请假，擅离职守，着限克日返防，毋庸来见。……」吓得这位上将，抱头鼠窜，连夜返回防地去了。但委员长对于文职人员，尤其是资深望重者，都是优礼有加，例如于右任、张伯苓、翁文灏、王宠惠、莫德惠等这一班人来谒，一经我们报告上去，立即便传谕：「请进来，请进来。」而且随即起身离座，步出办公室，躬亲迎迓，握手点头，频呼：「请坐！请坐！」和对军人的严肃气概，有天渊之别。其中就坐而谈的，固然很多，但坚请就坐而始终谦虚不肯坐下者，亦不乏其人，如翁文灏、王世杰诸人是。宋子文先生久居外国，照说是最讲求礼貌的人物，但于晋见委员长时，似乎是行动最随便的一人，他的态度，常令人有「傲上而不凌下？」之感。

一遇空袭、必着戎装

    至于委员长之会晤外宾，则不在我们引见的范围，而系由外交部礼宾司和军委会外事处负责处理的。当年美总统罗斯福的特别代表威尔基、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史迪威、美国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英首相邱吉尔驻渝代表魏亚特、苏大使潘友新等这些人，经常都是由礼宾司陪同来见。除此之外，中枢要员中，凡是经常来见的要员，如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外交部长宋子文、参谋总长何应钦、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军统局长戴雨农和极少数的政府高峰人物等，如有事晋谒，早有命令不需登记引见，而只由当值侍从参谋口头向委员长报告一声某某来了，便可进见。其中戴雨农通常是直出直入的，我们也都习惯了，彼此都不理会。

    当年日寇空军对重庆的空袭，虽然极其残酷凌厉，但这绝不影响委员长的日常活动，我们每周须随侍他到复兴关上的中央训练团去，这一年适值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国府路中央党部举行，国民参政会也在召开大会，委座对于这些会议，时常在空袭前后莅场。但是，如在施放空袭警报时，委员长若穿的便装或长袍，纵使马上又发出紧急警报，甚至敌机已经临空，而委员长到时必然仍是从容地换上全副戎装，才进入防空洞。这件事外间知道的人不多，而笔者直至今天，仍不明白当时委员长如此做法的用意何在呢！

    委员长的日常活动，事先大约只有侍卫长一人知道，我们却只能在行动前一小时，才奉到谕知；比方他要在上午九时到达中央训练团去训话，而在八时左右我们才接谕令。于此同时，就有两部大卡车满载着便衣警卫人员先行，他们从重庆曾家岩起，一直沿着上清寺、两路口，直至复兴关，沿途每隔五十码，便布置一名便衣岗哨，对附近周围警戒。八时四十分我们和另一批高级警??人员，分别登上两部黑色小汽车，八时四十五分委员长步出办公室，随即进入一辆黑色大型座驾车，由我们的一辆前行开路，委员长的车子在中间，高级警??人员的另一辆则在后。三辆车保持着二十码的距离跟进。

 委员长的座驾车，装有特别设备，外面看不见里面，裹面却可清楚地看到外面，车身颇重，耗油量大，每加仑汽油，祗能走八咪【析世鉴：“八咪”，原文如此。】。至于沿途布置的警卫岗哨，须在委员长回程时，一站一站的收队。

娱乐活动绝无仅有x

    当时委员长若要离开重庆，到各处去巡视，我们也必须随同出发。他自己和夫人乘专机美龄号，而我们通常却坐另一专机追云号。在飞行中，我们的飞机在后跟随着，前后保持着三百至五百公尺的距离。在我们这一架机上，包括有医生、厨司、秘书等，有时还带同举行总理纪念周时专责司仪的王中校。我随侍委员长去过西安、兰州、贵阳等地。

    委员长对于娱乐方面的活动，已往的情形，笔者不太清楚，而我在侍从参谋任内，正是敌骑深入西南，桂柳吃紧之时，这时各战场的战况，又节节失利，委员长处此空前严重的局势，真是寝食不安，那裹还有心情去娱乐？本来，侍从室每逢星期六晚上九时，有一个钟头左右，特地为委员长放映的世界新闻片，和一些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录片（均由美国大使馆供应），间中也有由军委会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央制片厂辗转在前方摄得的我军作战实录。嗣后由于过度忙碌，连周六晚的电影，也被面谕取消了。

    委员长好像对越剧和评弹较有兴趣，在晚餐时（有时一周内大约有两三次）偶然着令我们装上越剧、平剧或评弹的唱片，扭开电唱机，但最多也不过听上十来分钟就叫关上。

    我们在侍从室服务，对耳目之娱，机会委实太少了。整日整夜，都是在严肃而紧张的气氛中生活着，因此．我们只得私下商议，偷空轮流跑到重庆市区小梁子、会仙桥唯一、国泰、新新等家戏院去看场电影，或到夫子池那些戏园子裹去听听四川戏或欣赏山药旦的大鼓说书。可是，最重要的就是在离开侍从室时，必须事先切实和同事订明是到那家戏院，万一委员长有什么紧急召唤，才可叫驾驶兵飞车来找。散场后，亦须依时返去，切莫流连。记得有一位参谋，就因为太大意了，他以为偷偷出去一次，决不会那么凑巧碰上有事，去看一场还不打紧，而于散场之后，又不立即返回，竟和女朋友在小什字心心咖啡厅喝起咖啡来，把时间陶醉在两情缱绻之中。那料正在这时，忽然委员长有紧要事找他找不着，连带把我们也急镶了。后来，事件发展得很糟，除了将这位参谋交军统局扣押查办外，还落得个「永不录用」。

无人敢讲大约或许

    在侍从室服务，上上下下都养成一种诚恳、迅速、确实的作风，无论什么事，一点不能含糊敷衍。譬如记录各方打来的电话，收受各单位送来的公文、书信、报告之类，一定要详详细细记载着到达的时间，几点几分，都得注明。如果你向委员长报告某一件事，他反问你：「什么时候？」你若是回答：「大约几点鲈。」这样必然会受到一顿申斥，因为委员长最讨厌人家说「大约」、「约莫」、「或许」这一类不肯定的假说词。他常说：「军人对时间要绝对严谨确实，十点钟就十点钟，五分钟就五分钟，那里会有「大约」的呢！」

    委员长是很少有时间阅读报纸的，但我们每天照例要将「中央日报」、「扫荡报」、「时事新报」、「大公报」等四份报纸当日的社评、社论和一些重要新闻，剪贴起来，将之呈览，所有大小各报，亦都要全部准备在参谋室，以备委员长的临时需要。因为那时共产党对国民政府当局正施行种种的诋毁，甚至说中央社每天特地专印一张专门歌功颂德的假报纸送呈委员长阅览，以朦蔽掩饰社会黑暗的一面。为了要粉碎这种谣言，我们明知委员长少有时间看报，也必将各种报纸按日储备着，以备不时之需。此外，国际宣传处的王□生处长，每日将东京敌人的广播记录，和剪贴的日本读卖新闻的电讯，以及传真照片，亦按日送来，还有戴笠和叶秀峰的口头报告，和军情汇报。

    提起贪污舞弊，那是在抗战当时委员长所最痛恨的，一听到有贪污事件，便立即亲下手谕，将嫌疑人物交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部扣押，严加审讯，当时的军法执行总监是何成浚上将，他对于贪污的案件，因为知道委员长特别注意，例不敢擅自主张，对于此类案件，只有拟具意见签请核示。我们在参谋室每次看见何总监来谒，大家都会直觉地意味到是为了怎么一回事。当何总监退出时，如果他的面部表情紧张，我们便知道是委员长对贪官污吏又作了一次最严厉的制裁了。果然，第二天或第三天重庆的报纸，就会赫然刊登着枪决贪污人犯的新闻。那时经济部物资局才成立不久，为了被各方检举贪污舞弊，而立予撤销，局长□□□，亦遭到极度难堪的下场，经过情形，容于另文报导。

关怀新兵署长遭殃

    除了严惩贪污而外，委员长对兵役部门的措施亦极端关心，同时，为了应付更凶残的敌军攻??，和广广大地区的使用兵力，更使他对兵源加重焦急与忧虑。那时负徵兵总责的是兵役署长程泽润中将，原是个不见经传的四川人，当局遽予重任，原以为可以利用他的因人因地的优越关系，而替抗战有所贡献，那知这些殷切期望，全部落空，这位程署长对于役政，根本一窍不通，别的不说，仅以保养新兵而谕，他竟将各地送来的兵员，毫无计划地看成是人犯一样，羁禁于营房裹，任饥任饿，任病任死。这些紊乱腐败的措施，结果也给委员长知道了，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有一个补充团的新兵，是由四川以北各县和贵州方面经过长途跋涉抵达重庆，预备输送到湖北第六战区，编入建制的，因沿途伤病，已经损失人数不少，抵重庆时，程署长下令把他们安顿在大梁子机房街一闻已停课的中学校之内，其中若干病兵，多得不到医药，而且让他们饿得仆地不起，屎尿满地，秽污阴森，活像是人间地狱！正巧考试院长戴季陶先生的公子也住在该中学附近，出入之间，把这种凄惨景况，尽收眼底，以是戴公子便将所见情形告知蒋经国，再由蒋经国面达了委员长。委员长一听之下，怒不可遏，立刻亲自电话何应钦总长，要何总长在都邮街与新生路的路口上等他。同时，又电知程署长在机房街口候命。不久，委员长来了，大家一同进入这间中学，当时，这批新兵尚不知来的是什么人，只有向个精神较好的站了起来，提起低沉的嗓子说：「报告官长，我们有病没有药吃，好烧天连饭也没有吃饱过！」委员长一看此等实情，真是无名之火，直冒三千丈，便怀着盛怒向何总长说：「你看看！你看看！」直把何总长、程署长等吓得面无人色，不知所措。委员长在校内巡视一遍，旋即驱车返回侍从室，立下手令扣押兵役署长程泽润以及该补充团的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等一体下狱，关在重庆西郊土桥军法执行总监部看守所，不到几天，都枪毙了。

对盛世守极尽优渥

    我在侍从参谋任内，有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当时举国人士，都认为是件重大的新闻，那便是久据边陲的「新疆王」盛世才，居然辞去本兼各职，离开新疆，率同家人飞到了重庆。那天，我们都到珊瑚坝飞机场去接机，飞机降落后，盛世才首先下机，逐一和到场欢迎的政府高级人员握手为礼，然后，便乘我们预备的汽车，直驶侍从室。盛氏抵步时，委员长立予召见，并着暂住于黄山官邸，可谓极尽优渥。

    盛世才雄据新疆差不多十个年头，对中央忽冷忽热；和帝俄眉来眼去。抗战之后，为了消除内顾之忧，团结对外，委员长对这位模棱两可的人物，着实用尽了种种方法和手段，希望能使其真诚归附中央，以增强御侮的力量。但是盛氏却不轻易就范，寻且在新疆境内，杀害了不少中央的工作人员。之后，因为帝俄对他得寸进尺，企求无厌，才迫得盛氏无法忍受。这时，盛氏又不断受到委员长的精诚感召，才毅然辞去职务，携同家人由迪化直飞陪都，以示坚决服从中央、拥护领袖的诚意。盛氏此举，对于当时抗战的形势，有极重要的影响，故此，当盛氏飞抵重庆晋谒委员长时，频频指饬我们妥为??待。委员长对下属的如此喜悦与优礼，我们在侍从室里，尚属仅见。

    盛氏下榻于委员长黄山官邸，为时不过一周，就迁住在牛角沱中央银行银库的附近，这时也就任了农林部特任部长。不料，不寻常的风暴来了，原因是那时正在开着十一中全会，国民党内十分之八的中央执行委员联名要求蒋总裁将盛氏明正典刑，以谢国人，而慰历年在新疆遇难的中央工作人员的忠魂。惟当时委员长审形度势，认为大敌当前，只求同心协力对付敌人，内部亟宜前嫌尽释，不念旧恶。乃于翌日特亲自出席会议，对全体中执委讲话，以「小不忍则乱大谋」为训，希望全体同志深体时艰，同心戮力，共赴国难。是晚还在侍从室召宴了十多位中委，才把这轩然大波，平息下去。

敌机来袭表情沉重

    笔者在上文说过，委员长每在空袭警报后，如果当时系穿着便装（或长袍），例必更换全副戎装的。这裹我再报导一些有关委员长当年防避空袭的情形：

    重庆防空司令部，是有一条空袭情报专线直达值星参谋室的，当敌机在武汉或沙、宜（沙市、宜昌）起飞后，即有电话通报前来，这时，我们照例还不须向委员长报告，待至敌机已进入了重庆外围警戒圈时，除向委员长报闻外，并立即作避难的准备，诸如将座驾车迅速加油，将热水瓶、玻璃杯、坐垫、电筒、纸巾等等物件，拿进车上。在敌机的企图判断确实后，而尚未公开发放空袭警报前，委员长和夫人以及我们一行，便离开市区了。有时在郊外复兴关或鹅公岩的防空洞，有时却在林森路军事委员会内的第一号防空室。若是在郊外的话，委员长总喜欢站在防空洞口，手持蔡斯望远镜，对空侦察敌机，当敌机临空时，有时也兀立洞口，一直仰视，表清沉重，粒声不出，其内心的愤恨，概可想见。我们则在洞裹要用无线电话和防空司令部采取密切联络，并将敌踪以及被袭情况，随时向委员长报告。解除警报后，如果被炸的情形较为严重，委员长于回程时，常要亲莅灾场视察一番的。

二十四元买顶毡帽

    在抗战当时，由于物资的缺乏，而造成无数奸商的活跃，大后方的物价，波动极大，委员长一再严令有关部门迅作有效平抑，并很快就组成一个严厉执行限价的经济检查队，由铁面无私的戴笠主持，蒋经国当时也时常将市面上物价波动的情势，当面向委员长报告。我记得在重庆都邮街有间规模很大的□□鞋帽商店，是专门售男女皮鞋的，主事人投机取巧，故意把皮鞋标价写成每双二十元，骤然看去，觉得还不昂贵，但你要买时，却每双是四十元，这是有违当时的限价的。结果老板被委员长手谕递捕，交给军法总监何成浚严加讯办，差点要枪毙。

某次委员长为了要亲自视察市面的物价，究竟波动到什么程度，由我们侍从人员陪去重庆都邮街，临行又电话财政部孔祥熙部长一同前往。

    我们那次驱车先到冠生园，看看陈列罐头食品的标价。继之，进入宝元渝百货公司，东看西看，最后委员长购了一顶黑色毡帽，要价二十四元，随即就返回侍从室去了。我们曾听见委员长对孔祥熙部长说：「二十四元一顶毡帽，还不算太贵呢！」于此同时，他还向孔部长垂询了很多有关粮食、布疋价格的事，我们因为站得远，询问的内容，听得不十分清楚。

宣读训词各有千秋

    侍从室第二处是职司秘书业务的，主任陈布雷先生，又是委员长的文胆，许多人都称之为「委员长的派克钢笔」。当年委员长所有的文告、训词、电文等皆出自陈主任的手笔，如元旦日、双十节、「七七」、「八一三」□周年纪念的告国民书、告将士书等类的大块文章，全都是陈氏的杰作，一切文书，只要委员长将大意??予提示，陈氏即能依据意旨，写得洋洋洒洒，淋漓尽致。委员长以团长的身份，每周有两次到中央训练团训话，训话的内容，亦是事先授意陈布雷拟好全文，呈交阅核，再发交文书缮就。到了中央训练团，委员长便从口袋裹取出来，向台上环立的政府要员，??一注视，随便指定一人，着其将训词代为宣读（每次宣读，历时一点三十分至两个钟头不等），这是一项苦差事。中央宣传部长李惟果、政治部长张治中、国家总动员秘书长张厉生诸人，都是经常被指令代读的人，其中以张治中在宣读时的表情，模仿领袖，最是维妙维肖，而且越读越兴奋，令人叹为观止，张厉生则以咬字清晰见称，盖张系河北人，说的是纯正的国语。据说李惟果曾处心积虑，日夜对镜练习代读训词的表情，且不断自我修正姿势，一经代读，确实不同凡响！因此，深得委员长的赏识。

每晨祷告从不中止

    委员长平时对于服装，是特别注意整洁的。晚间入寝，穿上睡袍之后，就不再露面了，我虽系侍从参谋，亦只有一次在深夜裹，因戴笠退出其寝室时，看见委员长穿着宝蓝色缎子睡袍，以后就从没有再见过。据我们所习见的，委员长的服装，大致有四种，那是：中式长袍马褂（戴黑毡帽），或草黄呢料、哔叽、灰色派力斯中山装，或全副戎装（悬上青天白日勋章）。遇有大典，则着海陆空大元帅礼服，穿礼服的次数很少，在元旦日或检阅部队时，我们祗替其准备，但不一定穿用。他极端讲求??生，一切生活，都以他自己前所提倡的「新生活」为依据，所以很少见到他身体有小毛病。惟有牙齿是很早以前就坏了的，装有假牙两副，入睡时取下来浸在消毒药水的杯子裹，起床后才再装上。每星期六的上午十时，我们须侍随他到歌乐山中央医院作一次健康检查，主理检查的医生，已忘记了是谁，而护士却是一位姓黄的小姐。礼拜日的早晨，要在黄山官邸和夫人在驻有耶稣圣像的书房里，举行简单而虔诚的祷告，才渡江到侍从室办公（抗战时星期无休息），即使战事如何紧张，政务如何纷繁，祷告是不中止举行的。

    上文曾提到过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在本节里，再约??记述当时委员长幕后权威人物之一的第三处主任陈果夫。按侍从室第三处是掌管有关党政和人事的业务的，单就人事方面而言，上至特任官，下至荐任官；内由内阁阁员、各部长、次长、司长；外至省主席、厅长、市长等，第三处都有考查签核任命的影响力，但这权力不是公开的，祗在各方推荐或签请任命时，由委员长指饬陈果老查覆核示。譬如某省主席，签拟任命某某为民政厅长，照法定程序，系由内政部核呈行政院，再由行政院在每周例会席上通过，即可发表。但另一方面，却由侍从室第三处依据该员平日言行、社会背景等等资料，汇呈委座参考，俾作最后决定的准绳，务使委员长对于所有任用人员的是否贤能公正，有所了解，而昭慎重。

一个周密的安全网

    陈果老很久以来，就患着肺结核，又因公务繁剧，致使病势与日俱深。因此之故，所以把第三处的办公地址，设在重庆南岸风景区的小温泉，这样，对陈氏的健康和工作效能，是有着公私两便的绝大作用的。我时时见到陈氏（公共场所绝不露面），他的体驱很清瘦，和第二处主任陈布雷一样，有着浓重的书生气息，谈起话来，不断咳嗽，并且还随身携备一具精致的小痰盂。但在精神方面，却看不出他有显著的萎弱。

   有一次，我们在郊外走避空袭，曾听见蒋经国先生说起过：「委员长在广东追随总理革命时，果老就在奉化我家裹，教我读书哩！」从这句话，就已充分说明了委员长和陈果夫的渊源是如何的深切了。侍从室的警卫组，全部警卫人员约有六十名。该组系隶属于第一处建制之内（另外军事委员会有一个警??旅，归军委会办公厅节制），这六十名警卫人员，清一色的是浙江人，而且大部份都系奉化子弟，个个对委员长都是绝对赤胆忠心的，从未发生过因受外界任何引诱或压力，而有不忠的事件。此外，军统局、中统局、宪兵司令部当时对委员长的安全，也负有特定的使命，据我个人所知道的，除了指派有高级保安人员随侍左右之外，而在侍从室所在地的重庆曾家岩，官邸所在地的黄山两地周围警戒线内，都有固定的监视站，这些监视站，分别以开设浴室、面铺、油条大饼店、茶居、电料行，或拉黄包车等等作掩护，用训练有素的特工人员，化装分布，成为一个周密的安全网，来遂行确保领袖安全的任务。

用惯大号红蓝铅笔

    那时委员长日常处理公文的程序，在军事行政方面，多由军政部长核批。有关作战的，例由军令部长签办。其他则各有专司，而各部会必须转呈核示的，便先送到军委会办公厅，由办公厅主任代行批判，加盖「蒋中正印」的私章，便发下去了。若办公厅主任不能批判，必须呈请委员长亲自核夺的，又要分别普通、紧急、特急、机密等类，转来侍从室，由委员长亲加批示。委座批示公文，习惯上很少用毛笔，虽然在办公??上，文房四宝，样样俱备，但几乎从未使用过，只惯用那枝大号红蓝铅笔。批示大都很简单，例如：可，不准，如拟之类，下署中正两字的签名。我曾听过外间很多传言，说委员长批公事，不准的或申斥的，系用红色铅笔书写；准的或嘉勉的，则用蓝色铅笔书写。据我所知，这些传言，皆非事实，用红用蓝，根本就没有一定，随意所之而已。我看见很多由各部部长或各战区司令长官，直接??呈委员长的签呈，这些签呈的格式，都一致的（不知是谁规定的）大约是长十五英寸、阔十英寸左右，用上等玉版宣纸裁成，签呈两字及签呈两字下面的「于」字和年月日，都用砂红仿宋字体印刷，所书毛笔字，劲秀工整，叙事尤为简洁，很少有超过三百字的，如果把那些签呈收集起来，端的是洋洋的书法大观呢！

欣赏一枝象牙手杖

    我随委员长参加过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军事委员会的元旦团拜，凡是赴文机关，他多数着长袍马褂，戴黑礼帽。若赴军委会必御特级上将的全副戎装。我国虽早已改行新历，而每逢农历新年，国人仍未能免俗，机关团体，虽无庆祝仪式，而放假、拜年、恭喜发财的积习，却仍旧盛行不衰。那年农历过年，在年初二的大清早，委员长就叫我打电话到孔祥熙公馆，问孔部长在不在家，我打通电话，回报过了，委员长便于上午九时亲往孔寓向孔氏夫妇拜年。因孔夫人宋霭龄是蒋夫人的长姊，在我国传统的礼数上来说，委员长是应该先去拜年的。据侍从室服务多年的老同事告诉我：年年都是委员长先去孔家拜年哩！

    我在侍从室服务的时期虽不太长，但我觉得委员长的日常生活是严谨多于轻松，他既无兴趣收藏或玩赏什么古董字昼，也未觉得他特别喜欢吃些什么东西，也没有见到有什么人馈赠他什么礼物，有的只是边疆代表和一些华侨团体所献的锦旗、签名册之类的纪念品。惟有盛世才由新疆来渝时曾带来乾奶酪、哈密瓜和若干新疆土产送给他（我们都派得一份）。他有时却欣赏一枝雕琢精巧的象牙手杖，这枝象牙手杖是当年泰国侨领张某抵达重庆晋见时所呈献的，因为象牙很重，委员长只是偶尔在室内把玩，出行时却没有携带过。

含饴弄孙方露笑容

    委员长每晨规定七时三十分用早餐，多属白粥、肉松、咸蛋、馒头之类，有时改吃鲜奶、麦片，加上几块苏打饼乾，或者乾脆来一碗什会干丝，两只煎荷包蛋。午晚两餐照例是四菜一汤，常常有一味青菜和黄埔炒蛋。有时高兴留一两位客人同餐的话，只是多摆两副碗筷，加上一大碗肉丝雪笋银丝面而已。

    委员长对于饮食，自律素严，从来不饮茶，只用白开水，烟酒也是绝不沾唇，遇着参加中训团结业学员的大聚餐，也只啖了两片??汁牛肉干就算了事。他的起居也是十分有规律，晚间十时左右必定休息，早上七时起床，洗漱后，先散散步，或在室内做柔??体操。午饭后，习惯地要午睡六十分钟。每日公毕回到官邸时，对夫人是十分相敬的，那时蒋夫人所担任的职务也很多，白天和委员长一样地忙，遇有外宾来谒，偶尔还要权充翻译（有时却由董显光氏担任）。我在侍从室服务的那段期间，蒋夫人大部时光都在美国，奔走着抗战的援助。委员长于公余之暇，常着蒋经国先生将他的儿女带到宫邸来承欢色笑，只有看见孙儿孙女，才是委员长最轻松的时候，或拥或抱，不胜开怀，脸上一直挂着和悦的笑容，连我们也会跟着笑的。委员长对于部属的吸烟、赌博、和矫揉造作，最为憎厌，记得有一次在重庆召集一项军事会议，在开会之前，由陈诚司令长官（第六战区）传谕与会各高级将领，开会时请勿吸烟。不料正在会议进行中，马占山将军已不断地在打呵欠了。当时委员长看见这样情形，面有愠色。陈诚也看见了，便用铅笔写了一张「马将军你要吸香烟吗」的便条，叫我递给马占山，结果马氏便临时离场去吸烟去了。这时委员长的表情却更难看。可能这也就是马占山尔后前途黯淡的原因之一吧！

冯副委员长的新闻

    冯玉祥当时是军委会的副委员长，他生平沽名钓誉、矫揉造作的怪诞行径，实在罄竹难书。他那时住在重庆两路口，老是穿着灰布棉衣，骑脚踏车而不坐小汽车，怪模怪样，招引路人看热闹。有一天，他不知怎的跑进重庆川盐银行，东张西望，恰巧这天川盐银行，有一位职员奉调自贡市分行工作，正拿着一本纪念册在行中请各同事题字留念。冯氏看在眼里，也竟趋前抢着在纪念册上题了几行似通不通的白话诗，下署冯玉祥敬书。一时该行全体职员，连同挤踊的顾客，都争先恐后地纷纷备纸索书，将这位副委员长包围起来了。冯氏一面挥亳，一面高声叫道：「请大家不要走，还有好戏在后头哩！」那些人真的呆在一边，静观其变。待至冯氏题完了字，顺手借了银行的算盘，逐个字逐个字地和他（她）们算账了。原来冯氏自订润格，大字每个五元，小字每个三元，要他（她）们将润金即交川盐银行代收转解全国慰劳总会，作劳慰前方将士之用。直弄得大家啼笑皆非，而且非掏腰包不可。

还有一次，冯氏奉命到川南各地去督导献粮献金运动，他却别出心载，在未出发前，制好了大量的铜质戒指，上面铸着「抗战必胜」和「冯玉祥赠」等字样，所到各地，遇着手上戴有金戒指的人，不管是男是女，就乌里单刀的把它脱下来，写回收条一纸，另外同他（她）们戴上一个铜戒指，便呵呵大笑地握手告辞，有些乡僻地方，风气未开，曾因冯氏这等怪行，而引起地方上有力人士的微词，并且险些引起骚动。委员长对别的部属可以告诫申斥，对于冯玉祥却无可奈何，实不胜其头痛之至，有时却询问我们：「副委员长这几天在外面有啥新闻么？」言下亦大有啼笑皆非之感！

附记两则滑稽故事

    这裹，笔者再顺便记述冯氏在武汉时所搬演的两件滑稽突梯的故事，或为读者所乐闻：

    那是民国二十七年春天，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其他会，记不清楚了）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开会，当时武汉大学的周围，戒备十分森严，一个下午，会议已散，冯氏不知如何，竟带了一个附近的农民，进入会场参观，还叫厨子拿些酒菜出来招待。这个农民莫名其妙地也就既来之则安之。不料正在这时，冯氏却有他事跑开了。寻且忘记了这位客人。不久，农民吃喝完毕，打算回家，但已不见刚才带他进来的那位高大胖子，无奈之下，只好自己找门出去。

    当他摸到大门口时，??兵却挡住去路，而且把他扣押起来，严词讯问他是怎样闯进来的。尤以抗战时期，汉奸活动得厉害，??兵司令认为事态严重，把他认作大间谍，虽经农民再三哀求和解释，是由一位大胖子带他进来的，但又说不出这个胖子姓甚名谁，想找厨子证明，厨子又上街买办菜蔬去了。害得这位农民，百词莫辩，吃尽苦头。结果，解铃还是系铃人，到了深夜十二时，冯氏才猛然想起这件事，立电武汉大学警??组查问，并予证明，这个农民才得拖着遍体鳞伤，获释回家。

    另外一件是有关叛将韩复榘的，抗战初期，韩氏在鲁豫战斗序列中，不服从统帅部作战命令，擅自退却，甚且有通敌嫌疑，在郑州被扣押后，解来武汉，委员长特令组设高等军事法庭加以审判，由何成浚、鹿锺麟等主持。当时冯玉祥既非主审官，亦未经奉派协助，而他却坚要横加过问，并要求委员长于判决枪毙韩复榘时，要由他自己做刽子手。当时委员长以责有专司，冯氏的要求，殊不合体统，未予接纳。事后才知冯氏所以要如此做法，并非完全基于愤恨韩氏的叛国罪行，而是欲藉此公报私仇。因为在民国十八年韩氏曾反叛冯氏，而致使冯在倒蒋之役，惨遭失败，积怨于心，时思报复而已。

◆ ◆ ◆ 【以上全文完】 ◆ ◆ ◆

委员长侍从室服务记往补遗

士 心

    笔者所写的「委员长侍从室服务记往」一文，已在本刊分上中下三节发表了。本来，对委员长生活的体会，我以为值得纪述的还有很多，不过，我在写这篇文字之前，已经深长考虑过，因为有些事物，直到今天仍是机密的；另有一些趣事若报导出来，又恐无意中对若干显要的体面有所骶触；至于种种道听途说，而非笔者所亲历其境者，更不敢贸然落笔，以博耸听。故此，本文虽在春秋刊出，而自觉内容空泛，有愧读者。蒋委员长为当时党政军的最高领袖，其言行动态，岂笔者三两篇文字所可描述其万一？兹凭记忆所及，再就所知所见，续撰补遗若干，仍投刊春秋，或为读者诸君所乐闻欤!

替身之说、绝不可靠

    笔者在未调到侍从室服务以前，曾听到过很多传说，诸如：委员长为了安全的原因，而有所谓替身，打扮得十足和委员长一样，或在前线出现，或在公开的庆典集会中露面，以确保委座的安全云云。这些传说，并且形容得活龙活现。当时笔者也听得津津有味，深信不疑，直觉地认为身为国家的最高领袖，在必要的环境下，以替身来作避免危害的方法，自然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些假定的想象，直至我到了侍从室当侍从参谋之后，才全部给事实否决了，根本上，委员长就从来没有过替身，在抗战期间，我随侍委员长去过江西上饶的第三战区、湖北思施的第六战区、广西柳州的第四战区、鲁豫间的第五战区等前线，即使是兵凶战危，而委座仍然一样地全副戎装，披着草黄色将官呢披风，右手持着大藤制成的手杖，左手捏着五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胸前挂着德国蔡司望远镜，来往于火线上的散兵壕、交通壕、炮兵观测所，口裹还不断询问正在作战的各级部队长、幕僚长，听取有关敌我的当前情况（我们在旁须作速记）。有时，在天雨或积水的战壕裹，委员长弄得一身泥污，照样往返。至于某些庆典或集会，要亲自参加的，就准时出席，不然的话，便派代表前往，从来没有所谓替身之说。

日机追踪、情报灵通

    我们知道，由「八一三」淞沪对日作战开始，委员长的安全，是时时受到敌方的暗算威胁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委员长因公离开南京（或武汉、或重庆），无论去到什么地方，或准备到什么地方而尚未到达，或正在该地，或刚刚离开该地，只要被日方侦知，日本的空军即予以凶猛无比的轰炸。有一次，我们随委员长飞西安与兰州，座驾机和侍从机尚在宝??上空飞行，而西安、兰州却已同时遭到敌机疯狂的炸射了。还有一次，我们跟委员长飞赴湖北恩施，视察第六战区防务，我们虽然在恩施只有六小时的逗留，可是当委员长刚飞离当地约莫廿五分钟，恩施便遭到严重的空袭。真的，在抗战期间，委员长去到那裹，敌机就尽其可能地跟踪到邢宴，敌人对委员长的行踪情报，确实是相当灵通，因此，侍从室对于委员长乘座飞机的行动，亦开始作特别的保密，那就是，不管委员长坐飞机到何处，照例事先是严守秘密的，甚至连侍??长都难得事先获悉，待到座驾机起飞在两千尺高空的时候，才在空中指示驾机的空军上校徐□□进入航线。但是，虽然如此这般，仍难以完全避免敌机的跟踪轰炸。

    在侍从室和委员长官邸，除豢养着四条德国浪狗之外，还有委员长座骑的两匹骏马，其中一匹白色的，据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赠送的；另一匹棕色的，来处我却不知道。但委员长从来就很少乘骑，在我离开侍从室时，白色的高头大马，已经死去了。

勉强参加、开罗会议

    日寇在太平洋发动进攻的初期，来势之锐，真是所向披靡，英美叠遭败绩，尤其海军舰只的损失，最为惨重，而德军在东欧，直指苏联的攻击，又势如破竹，因之，美总统罗斯福、英首相邱吉尔、苏联总理史太林，鉴于局势的空前严重，乃酝酿召开同盟国巨头会议，以谋对策，当由罗斯福一再电询委员长的意向，并力促出席，不久后，举世闻名的「开罗会议」终告召开。

    我国的浴血抗战，此时方始进入第六个年头，在开罗会议前，委员长领导中国独力与日寇苦斗，各国对我国的抗战，大都作壁上观，说句最坦诚的话，它们所表现的言行，是令人愤慨的。譬如，当时重庆唯一的外援路线滇缅路，英国宣布封锁了，苏联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虽然它对我国抗战，有着些微的援助，而是另有作用的，在另一方面，却又积极压迫盛世才，图趁火打劫的觊觇新疆，因此当时委员长久处恶境之下，早把自私自利、绝无道义的国际形势，看得很清楚。所以当他接到罗斯福的邀请时，虽未加以谢绝，可是反应并不强烈，何况那时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系于委员长一身，他又不像西方国家的元首，不管国家有事无事，对于周末、渡假、避暑之类的享受权利，总是不能放弃。说来恐怕有人不相信，委员长那时正是繁忙焦虑得连日和夜都分不清的时候，以故，为了职责，他感到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远适异地去参加开会，后经董显光、王宠惠、宋子文、王世杰诸人的从旁进言，始允参加，但会期和地点，都几经迁就了委员长，所以开罗会议的日期，就这么而一再延宕。

    在委员长离渝飞开罗的前两周，我们可忙坏了，日以继夜的埋头准备过去现在和未来对日作战的各项资料，以及整理、搜集各单位、各高级司令部所拟议有关中英美盟军联合作战的战??、战术、敌情、暴行之类的文件、统计表、图解、照片等。按照原定计划，所有侍从参谋，全部要随同出发的，那知为了十多天的高度磨折，竟病倒了半数以上的人员，连笔者也在内，结果临时奉委员长面谕：「各员仍留重庆，不必前往。」最后祗有两位参谋得以侍从而已。

龙云飞渝、卫队特多

    我在上文曾报导过新疆省主席盛世才辞去本兼各职，携同家人飞来重庆，就任农林部长一事，兹再补述另一颇相类似的事件，此即云南省主席龙云被调重庆，改任军事参议院的上将院长的飞渝经过：在抗战初期和抗战中期，云南对于抗战的进行，其表现是令人不够满意的，尤其在国军参加盟军作战远征缅甸期间，国军通过昆明，和留下一部预备部队在云南境内（如十一集团宋希濂、二十七军余程万等部），都曾引起龙云的不愉快，甚至频频发生或大或小的纠纷，如果再让其发展下去，对于抗战前途，无疑是绝对有碍的，因之，委员长为求消除抗战的内忧，要澄清这些暗淡的纱幕，便决心将龙云内调，并任命卢汉继任云南主席；卢氏就职之日，龙云也就由昆明起飞赴重庆，当龙云未飞重庆前两天，忽有急电请求委员长加派两架飞机，但未申明加派机数的理由，结果委员长还是批示照派了。当日我们赶到珊瑚坝机场迎接龙云时，才发现其中的两架飞机，纯是搭载全副武装??队的，我们当时一看这种情形，都不约而同的露出微笑，要知道，如果当局对他真是有其他行动，莫说两架飞机带来了四十名武装??队，即使带来两列火车的部队来到陪都，也是无济于事！之后，龙云终于就任了参议院院长，至其带来的??队，我却记不清楚以后是怎样安置的了。

平易近人、孔氏为最

    我在侍从室服务时，因公事而接触的当时政府高层人物中，最常见的以财政部长孔祥熙为最多，尤以孔氏寓邸也是在重庆南岸的汪山，和委员长的官邸遥遥相对，早晚之间，我们随侍委员长往返，常能和孔氏相值。

    孔氏的身躯颇胖，团团的脸型，经常穿西装，有时也着长袍，戴一副玳瑁框的眼镜，态度永远是那么安详而带着微笑，任谁见着他，他总问你一声好，其和蔼可亲的风度，在我个人的印象中，以当时政府若干要人而言，可说是最平易近人的一位。

    孔氏出身北方（山西），喜欢吃面食，他公馆里老是时时弄面条、葱油饼、馒头之类作餐的。记得在重庆南岸汽车轮渡码头的江边，有一间很简陋的小型大饼油条店，孔氏每由重庆渡江返回寓邸，路过这间油条店时，顺便会买几根刚刚炸好的油条，用纸包好，自己拿着，一进门就在公馆楼下的会客室吃起来，似乎津津有味。不久，这件事给孔夫人知道了，为了顾虑外间买来的东西是否清洁，常劝阻孔氏不要再随便买来就吃。而孔氏却和我们说：「外间买来的油条，好像另有一番滋味呢。」这情形也恰和委员长在庐山时，喜欢吃山上茅店裹卖的红豆粥一样，当真是别饶风味哩！

李大统领、谈笑生风

    我记得有一个时期，孔氏由南岸迁住重庆歌乐山乡间（好像是歇马场），有一次因事我和张厉生（国家总动员会议秘尝长）去拜访他，当辞出时，孔氏坚要送我们到停车的地方（约离孔寓四百公尺），这时正值盛夏，炎日当空，一路晒着，弄得孔氏汗流浃背，辛苦异常，他对人始终保持着这种礼貌，一点也不肯马虎。

    日寇投降后第一任韩国总统李承晚先生，当年以韩国革命领袖身份流亡在重庆，住在枣子岚垭一间别墅裹，他虽然年届古稀，头发白了八成，而精神健旺，红光满面，经常和太太到观音岩的中苏文化会餐厅饮茶听音乐，有时也到侍从室来晋见委员长，委员长对他也非常敬重，对李氏主持的韩国独立运动以及在渝生活起居，都备极关怀。李承晚说的国语很流利，在侍从室值星参谋室裹等候委员长传召的空间，很高兴和我们聊天，谈吐十分风趣，富幽默感，常常弄得我们失态地狂笑。有一次我们笑得声音太响亮了，蒋夫人惊讶地急步走出来问我：「你们搞什么？为什么笑得这样大声？」不料，蒋夫人却看见李氏还正在手指脚划地讲得十分起劲，使得蒋夫人也忍俊不禁了！

◆ ◆ ◆ 【以上全文完】 ◆ ◆ ◆

    以上《委员长侍从室服务记往》、《委员长侍从室服务记往补遗》，分别是以中华民国五十一年《春秋杂志》总第124－126期、中华民国五十一年《春秋杂志》总第129期同名连载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首发【彰往考来】，收入【析世鉴】时对数位文本初稿中未及校正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

◆ 【彰往可以考来□后顾亦能前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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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心： 委员长侍从室服务记往（外补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