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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波罗新闻网2007-06-24讯】
“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研究
陈东林
摘要：
由于“文革”时期档案部门遭到严重冲击，使得今天研究当时历史的资料十分匮乏，而这些“文革”组织报刊就起到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历史现象和思潮的重要资料作用。从“文革”开始以来，境外研究中共党史机构就广泛使用了这些档案，出版了相当丰富的研究著作。无庸讳言，由于这些报纸带有明显的时代错误色彩，因此“文革”后在国内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一部分被销毁。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国内也有些研究者和收藏者开始注意进行有关的研究和收集工作。但是，这些研究还在初级阶段，国内出版的各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报刊史及党史史料学著作，尚无专门论述。本文就文革群众小报的收藏与价值，进行初步的叙述和分析。
全文：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造成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据统计，196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出版的报纸（专区级以上）由343种下降为43种，杂志由790种下降为27种<1>。如果除去被夺权后在动乱中断断续续出版、内容与《人民日报》基本相同的29省市自治区机关报，这一时期基本上没有其他行业和部门报纸，可谓“万花纷谢一时稀”。另一方面，以“红卫兵”、“东方红”、“造反者”等命名的“文革”群众组织自发创办报刊，遍及全国，其总量至今无法准确统计，据我个人估算，大约在10000种以上，又可谓“满街红绿走旌旗”。
“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的兴起与衰亡
首先，要给“文革”群众组织报刊下一个定义。根据我的研究，可以提出这样的几个标准：一、从时间上看，应该是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出给红卫兵的一封信，使“文革”群众组织公开化以后创刊的。“文革”前已经存在的各种机关团体报刊（取得登记资格的），无论其以后是否被夺权，一般不应包括在内（如《羊城晚报》改名《红卫报》）。但一些由“文革”群众组织独占、并改换名称的报刊可以视为阶段性的“文革”群众组织报刊（如“新北大公社”时期的《新北大》）。二、从主办者看，必须是由“文革”群众组织而非合法机关团体主办的。各级革命委员会虽然有不少是由“文革”群众组织夺权产生，但是经上级单位批准后已不属于群众组织，并且革命委员会在1975年已被载入宪法成为国家地方权力机构，因此各级革命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的机关报不应属此类（如北京市工代会办的《北京工人》）。三、从出版看，必须是铅印、署明主办者、有出版期数、公开发行（一般均出售），否则应视为传单和内部资料。
根据上述标准的个人调查，最早创刊的“文革”群众组织报刊，是1966年9月1日由北京六中红卫兵创办的《红卫兵报》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创办的《红卫兵》<2>。北京六中红卫兵是北京最早的一批红卫兵之一，积极参加了“破四旧”等活动，由于采取了严重的打砸抢行动，一个多月后即遭到解散，只出版了十几期。“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又称“一司”，成立于8月27日，主要负责人为高干子女，因不久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被斥为“保皇派”，报纸出了二十几期即停刊。
9月中旬以后，随着对“工作组”和“反动路线”的批判，一批“造反派”红卫兵崛起，其报刊代表有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东方红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红旗》、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的《井冈山》，加上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的《新北大》（8月22日由原北大校刊改名），合称为北京地区红卫兵五大造反组织报纸。这些报纸的特点是，因为组织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在北京乃至全国有很大影响，发表的社论往往代表了中央文革的态度，有指导运动的作用。报纸的出版、印刷、发行比较正规，前期还通过邮局订阅，存在时间也很长，一般都延续到1969年。
1967年1月，由《文汇报》被夺权开始的上海“一月风暴”，使报纸成为各群众组织夺权的主要对象。1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联合北京、上海出版系统的造反派组织发出的“紧急呼吁”，要求“ 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取出版大权”。此后，各地“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的兴办达到高潮。据目前不完全统计，种数最多的地区有：北京900多种，上海300多种，江苏、辽宁、四川都在300种以上，其多少基本上是取决于人口密度和文化地位。不仅跨行业的“文革”群众组织办，一派组织办有多种，甚至连一个小学的几个人组成的“文革”群众组织也能办报。例如1967年周恩来曾经询问四川重庆的解放军支左负责人，重庆“反到底”派有多少报纸？回答是有30多种。从报纸特色看，西藏地区虽然只有十几种，但却办有独具特色的藏文版《红色造反者》（据说是造反派夺了藏文版《西藏日报》权后出版的）。此外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还办有中英、中俄文版对照的《教育革命》等报刊。从办报人的职业看，由于造反浪潮涉及各个阶层，各色人物都有，以学生、教师、干部居多，工人其次，农民再次。一些军事院校“文革”组织也以军人身份办报。尤其有趣的是，还出现了聋哑人办的《聋人风暴》，甚至从监狱“平反”出来的囚犯也办有《红囚徒》，其混乱状况可见一端。
当时“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的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五类：
一是“大批判”，连篇累牍地刊登中央或地方及本单位“走资派”的“罪行录”。尤其是1967年8月康生主持下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之后，各省市区的报刊公开点名批判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中的“走资派”，本来就肆意直接点名的“文革”组织报刊更是污蔑诽谤，人身攻击，无所不用。这一类资料一般说来对历史研究价值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以“罪行”形式刊登的言论，如果不属捏造歪曲，去除涂抹的污浊后，今天看来仍不乏闪烁真理光辉之处。如邓小平“不管黑猫、黄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名言，最早广为人知，就是通过这种形式。
二是刊登内部“首长讲话”和文件。除了刊登本派组织的“决定”、“通知”等文件外，许多著名“文革”群众组织报刊为了显示自己得到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几乎都设有“动态组”、“情报组”，派出记者尾随中央文革成员参加活动，抢先发表他们得到的“首长讲话”。中央文革小组有些新的部署，或是某些不便公开的策划，也常常有意通过“文革”群众组织报刊制造舆论。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认为，从许多报纸的引语和文章重复来看，“估计这些材料是由隶属文革小组的某个专门机构预先准备好提供给红卫兵的”（一个西方人按自己政治经验的主观臆测，在当时党内混乱的状态下，这种情况有，但很少——鲍昆）。在一定程度上揣测到了当时的历史内幕。在无政府主义状态下，许多无所适从的军队支左负责人也往往从“文革”组织报刊刊登的讲话中摸索政治动向。这一部分内容在今天的历史研究中价值很大。因为那些“首长”往往执掌生杀大权，一句话即可结束一个人的政治乃至肉体生命，成为冤假错案的起因；或是将一个“文革”组织定为“革命”、“反革命”，影响整个地区的形势。而这些人当时讲话却又多数是信口开河，没有讲稿，更没有收入档案。因此，各家“文革”组织报刊的刊登，成为保存的主要形式。在审判林彪、江青集团成员时，常常可以看到有关的取证。
三是刊登“派性斗争”和武斗的消息、文章。1967年“一月夺权”以后，各省市自治区“文革”组织都分裂为几大派，如北京有“天派、地派”，四川有“八二六派、反到底派”，广西有“联指派、四二二派”，江苏有“好派、屁派”等等，各自在自己的报刊上刊登攻击对方的文章，指责对方是“保守派”。一些“文革”组织的分裂，导致了原有报刊的分裂。如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报之外，又出版有“兵团414派”办的《井冈山报》，名称一字之差，却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发展到最激烈的7、8、9月，各报报道最多的是武斗“血案”、“惨案”，其中当然有不少是捕风捉影，煽动对立情绪，但较多的是真实地反映了“文革”造成的灾难。如著名的清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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