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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是绝大多数现代人热衷和必备的功课，理财的目的想必是要获取更多钱财，累积更多的“财富”，其最终目的应在增进生活福祉、快乐。如果是这样，偏向有形资产或钱财的财富，真是快乐幸福的源泉吗？我们由数个案例来探讨。

其一，中央社伦敦2006年5月3日专电，根据Gfk NOP公司为当时即将开播的英国广播公司“快乐方程式”节目，对1千名民众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受访民众中只有36％表示“非常快乐”，56%表示“还算快乐”，5%的人“不太快乐”，而3%的人则是“非常不快乐”。对照1957年盖洛普进行的类似民调，有52%受访者表示非常快乐，42%则说“还算快乐”，似可发觉50年来，英国人的快乐程度已大幅降低。

该项调查还问政府的要务是“让大家更快乐”，还是“让大家更有钱”，81%受访者将前者列为优先要务，只有13%的人希望拥有更多财富。至于什么才是快乐的泉源？48%的受访者认为“美满的感情生活”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们知道，随着经济成长，人类的物质愈来愈丰富，也愈来愈有钱，但英国人却表示愈来愈不快乐，显现出“金钱难买快乐”的事实，而英国人认为快乐和有钱并非正向关系，他们觉得“感情生活的美满”才是快乐的泉源。这样子的反应可以适用全世界的人类吗？毕竟“人是感情的动物”，生为人，追求快乐应是天经地义的，而自第二次大战结束，各国风起云涌追求经济成长，宗旨也无非在增进人民的福祉，也应可说让人活得更快乐。不过，迄今科技突飞猛进，所得数十倍增长，人是否更快乐了呢？

其二，1994年9月初香港“研究调查组织”发表了一项对数个亚洲国家民众有关“快乐指数”的调查，结果发现日本人是亚洲地区最不快乐的，而名列亚洲四小龙的台湾与南韩，也颇多不快乐的人。反观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这些热带国家的人民却都较为快乐。如果以经济发展或经济成长程度，抑或国民所得的高低来看，似乎就会有所得愈高的国家或地区，其人民愈不快乐的印象。有人于是以古人所说的“金钱买不到幸福”作注解。

其三，2003年2月《商业周刊》曾报导，日本在经历十多年的低经济成长之后，东京都会区上班族依旧熙来攘往，百货商场依然整洁明亮，而逛街的人也都笑容可掬、且精神抖擞。到底是东京都会区较特别，或者日本的经济实力未受损伤？据报导，日本当时的确陷入长期不景气，奢华的消费文化消减，应酬交际的人也大幅减少，以致银座妈妈桑的小费收入锐减四分之三，日本人的外食支出跌了三成二。与此对应的现象是，日本人下班后早点回家、喝两杯小酒，就感到是最大幸福，而 2002年底日本的热卖商品中，带回家的DIY商品以一年超过20%的高速成长。

我们的印象中，日本男人有“大男人主义”，将“男主外、女主内”发挥到极致，即使早早下班了，也会在外七拖八拖的晚回家，否则会被人看不起，而且自己也会觉得没面子。但在不景气时，日本男性不只变得比较喜欢“回家”，回到家后也开始帮忙家务。甚至日本几家大百货公司，在男厕设尿布台。《商业周刊》的报导指出，“日本在表面的经济、消费不振阴影下，更深层的社会、人际关系、甚至价值观已经发生质变……停滞的经济却带来社会面貌巨大的改变，这是大家原先都没想到的”。

这项报导强烈暗示，经济不景气不只没有折损日本人的幸福、快乐，反而让日本男人不知不觉地丢弃大男人心态，将“家庭是避风港”的气氛找了回来，更有意思的是，连最困难的“价值观”也很自然地改变了。“家庭”是幸福快乐的源泉，不是不景气中日本人才有的感觉，2003年3月《远见》杂志对台湾的本国企业与外商公司中高阶层管理人员调查，“美满的家庭”是受访者心目中认为最值得追求的目标，也就是“快乐的泉源”。回到当前，日本经济已显著复苏，日本人会不会又故态复萌？又要变成生产机器，男人又将家庭抛下，又将好不容易寻得的幸福再丢弃？

回头看台湾，唱衰台湾经济仍然此起彼落，但纵使十多年来的所得真的原地踏步，而物价会飞涨，是不是反会像日本景气低迷年代的日本人找回真正的幸福感呢？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虽说“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但心境的转变总在“一念之间”，由英国和日本的例子，台湾人民不是不应该为所得没增加发愁，而应追求真幸福、真快乐？毕竟“财富”不只是物质性财货和金钱而已，还应包括无形的精神性东西，后者或许更是幸福、快乐之源，这是不是从事“理财”行为应具有的观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