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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的著作《台湾的主张》问世後，香港的亲共媒体根据「因人废言」的传统，纷纷口诛笔伐，特别是他的「七大块」论。为此台北驻香港代表郑安国发表声明，说全书涉此的只有一百六十五个字，讲的是将中国分为七个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根本和亲共媒体所无限上纲的「独立」及「分裂」无关。

　　郑安国还提到毛泽东在一九二○年九月叁日的长沙《大公报》上发表过一篇《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该文中有云：「既然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那麽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二十二个行省叁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毛的主张显然比李登辉还激进。还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提到的「两藩地」，一个应该是西藏，另一个待查。也就是说，在毛的眼里，西藏是中国的「藩属」，其地位和越南、朝鲜等一样，都是可以独立的。

　　手头有一本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献》编辑组合编在一九九○年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除上述那篇文章之外，还有以下的卖国或分裂祖国的文章：

《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　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1920.9.5）

　　文中说：「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国，尽可以说没有中国，因其没有基础。」「无个中国」论比「两个中国」论还反动。他再重申前一篇文章中要建设二十七个中国的主张。

《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1920.9.6）

　　赞成「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也「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将北洋军阀统治湖南称之为「九年叁被征服」。

《湖南受中国之累　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1920.9.6-7）

　　文中详列湖南如何受中国之累，然後说：「小组织受束於大组织，事事要问过中央，事事要听命别人，致造成今日之恶结果。假使湖南人早能自决自治，远且不言，丁、戊以方新之气，居全国之先，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制，不早已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把湖南改成台湾，可圈可点。

《「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1920.9.26）

　　毛泽东除了说这必须是「实际」的运动外，还说：「我又觉得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於『民』，乃在於『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李登辉「主权在民」的思想如果不是从这里学来的，就是毛、李「英雄所见略同」了。这点毛在後面的文章中还有阐释。

《释疑》（1920.9.27）

　　文章说，湖南自治「只是打断从前一切被中央各省干涉束缚的葛藤，湖南境内事，统归湖南人自办。」毛泽东还说：「我们但造我们湖南自治的事实，不要自治法，也未尝不可以（英国以前的宪法就是不成文）。我们为装饰门面起见或为抬出一部偶像吓中央、吓外省、并吓本省的野心家起见，要制定一部自治法。」看看香港现在那个可以被任意解释和歪曲的基本法，毛泽东可说是「英明预见」了。

《再说「促进的运动」》（1920.9.28）

　　毛泽东说，湖南的自治决非听其自然可以产生的。「不论那一国的政治，若没有在野党与在位党相对，或劳动的社会与政治的社会相对，或有了在野党和劳动社会而且力量不足与在位党或政治社会对抗，那一国的政治十有八九是办不好的。」搞「分裂」，当然要有强有力的反对党，但普通的政治亦然。所以毛泽东掌权後搞一党专政是自打嘴巴，而邓小平、江泽民之流不也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吗？

《「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1920.9.30）

　　文章一开头就说：「『湘人治湘』，是对『非湘人治湘』如鄂人治湘、皖人治湘等而言，仍是一种官治。」故『湘人治湘』一语，我们根本要反对。因为这一句话，含了不少的恶意，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这样的治者，就是禹、汤、文、武，我们都给他在反对之列。」「我们主张组织完全的乡自治、完全的县自治、和完全的省自治。乡长民选、县长民选、省长民选，自己选出同辈中靠得住的人去执行公役，这才叫做『湘人自治』。」用这段毛语录的照妖镜来看香港，不但「港人治港」是虚假的、恶意的『自治』，中共建政五十年还停留在乡以下的「村民选举」，根本就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食言。中国老百姓已被他们欺骗了七十九年。

《「全自治」与「半自治」》（1920.10.3）

　　文中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从字面上将湖南省的『省』字改成一个『国』字，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国』的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主权尤为要素中的主要素。湖南人没有自己处理自己的事的完全主权，而长被侵夺於益我则少、损我则多的中央或邻省。湖南人不是麻木，总该有点感觉，奋起独立，正此其时。」毛泽东将「全自治」视为「主权独立」的观念非常清晰，「台独」、「藏独」、「疆独」等等不过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耳。

《反对统一》（1920.10.10）

　　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每朝有几十年或百多年的太平，全靠住一个条件得来，就是杀人多，流血多。」「胡适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们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国庆是庆中华民国，我实在老不高兴他。特为趁这国庆，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毛泽东果然靠「杀人多，流血多」来维持他的「中国」。邓小平、江泽民有样学样，才有「六四」屠杀。当时他可以自由发表反对统一的意见。可见，当年中华民国的讨论自由远远超过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九年当中，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随世界的潮流进步，可见它是如何地黑暗啊！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五日）

摘自凌锋《中共风雨八十年》，2001年5月30日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