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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山县自然条件很好，天水至兰州的铁路和渭河从东至西横穿县境。渭河两岸的北山和南山之间，是几十里宽的平川。可是到了农村，学生们才知道农民是多么贫穷。他们看到十三四岁的女娃没有衣服穿，光着屁股在村里走动。特别是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导致了更大的灾难。开始是“撑开肚子吃饭，鼓足干劲生产”，从一九五九年十月中旬起粮食忽然紧张起来。公社食堂每人每天的粮食从六两、五两、四两到二两。人们开始饿死。到了五九年底，粮食就没有了，食堂仅有大白菜给农民充饥。到六○年二月间，就完全没有吃的了。以物理系右派学生何之明劳动的渭河北岸百泉公社百泉大队（今百泉村）为例，一千多人饿死了近三分之一。

   这是兰州大学右派学生们卷入政治旋涡的背景。学生们虽被打成右派，成为贱民，却仍然关心政治，时常议论国是。历史系学生张春元发起了办刊物的意见。两名物理系研究生顾雁、徐诚是南方人，与在上海的林昭相识，且志同道合。经联络，他们决定合作编刊物，取名《星火》杂志。武山县的学生们合伙凑钱买了一部油印机，自己动手刻蜡版，印成了首期《星火》，篇幅为三十多页，其中发表了林昭的一首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刊物印成後，仅在自己人中传阅、讨论。

   　　这时，农村的“非正常死亡”已经开始。该期有篇文章专谈彭德怀问题，称赞彭德怀为民请命，抨击毛泽东倒行逆施。在《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农村正在大量饿死人，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直接後果。共产党已经腐朽，需要一次革命。鉴于中国没有别的政治力量，他们寄希望于共产党内部的同志，希望由他们组织“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起来革命。他们计划日後寄给各省市的共产党领导人，希望靠他们来修改中共的错误政策。

   　　中文系女学生谭蝉雪是“兰大的林希翎”，右派学生的头领。她是广东开平人，一九六○年春，她打算偷渡香港，争取外援。由於他们赞同“南共纲领”，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其预期的援方之一。四五月间，张春元和原任物理系团总支副书记的右派学生苗新久外出联络。苗新久归来了，张春元却一直没有消息。

   　　原来谭蝉雪早已被捕，张春元也在七月间就已被捕。由於他们是右派，没有合法身份证，他们曾私刻兰州大学党委、天水地方政府的公章，伪造介绍信，出门时用的是假证件。当局逮捕谭蝉雪、张春元後，化了两三个月才弄清其真实身份，才知道“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其成员大多数在甘肃。

   　　这时，《星火》第一期尚未寄出，第二期尚在编辑中，突然，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在武山、天水的这批学生全部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数十名对中共当局不满、了解支持他们的当地农民。

   　　苗新久等因参与创办漳县化肥厂，曾与中共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原漳县县委第一书记，五八年漳县、甘谷、武山县三个县合并成武山县後任县委第三书记）有所接触，与杜交流过思想，对中共和农村形势的看法比较一致。因此杜映华被牵连，也被逮捕。

   　　差不多同时，林昭在苏州被捕。

   由於甘肃省的“非正常死亡”极其严重，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带了一个工作组到甘肃调查，“发现……是由于某些领导人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徵收过头粮所造成的。”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开会改组甘肃省委，撤了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的职，并号召全省“紧急行动起来抢救人命”。据说钱瑛曾过问“《星火》反革命集团”案，建议从宽处理。但一九六二年台湾方面叫嚣“反攻大陆”，国内政治形势紧张，对政治犯从严处理，该案有十几人被判了重刑。

   其中谭蝉雪、胡晓愚、何之明各十五年，中文系学生杨贤勇十年，生物系学生陈德根七年，化学系学生向承鉴十八年，苗新久二十年，顾雁、徐诚均十年以上。当地四十多岁的农民刘武雄十二年。

   　　本来，张春元被判无期徒刑，杜映华判刑五年，二人都被关在专门收押重刑犯的甘肃省第三监狱。杜映华刑满後，名曰“释放”，却如别的犯人一样不得回社会，留在省第三监狱“就业”当工人，唯一区别在有一定的外出自由。一九六八年上海当局处决林昭的前後，甘肃当局诬指张春元“密谋暴动越狱”，杜映华被指为张传递消息，两人均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该案其它各被判重刑者差不多都在监狱里呆了二十年。到八十年代初才一一获得平反，重回社会。唯林昭、张春元、杜映华三人，“平反通知”对他们本人已没意义了。